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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51)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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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
   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
   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 年8 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 年底,我已

   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3 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我感到自己需要对所论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
   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 年夏至1996 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
   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在国会
   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根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我所需
   要的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 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
   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
   新资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 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
   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
   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
   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
   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
   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看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
   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
   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
   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
   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 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
   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
   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
   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私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
   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
   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
   容有所充实。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九十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
   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
   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
   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
   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
   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
   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
   
   390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
   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于消极作用,极左思想、
   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
   萧何,败也箫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
   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
   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
   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
   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
   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
   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
   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
   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的进展,他还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
   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
   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
   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和好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
   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1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
   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
   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cff
   Zuckerberg)、林志涛(Felex Lin)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
   电脑输人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
   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他还
   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支持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 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
   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
   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深切的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
   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馀,承担了大量的
   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
   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
   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高华
   @@@
   
   391
   1999 年6 月于南京大学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的初版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80 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
   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 年春。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
   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
   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
   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
   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
   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
   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
   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
   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
   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
   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
   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
   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
   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
   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 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
   —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
   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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