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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中宣部(8)-焦国标

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
   
   –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序
   
     

     何家栋(北京)
   
     我第一次接触国标的的作品,始于他写的《北京的儿化韵》那篇文章,曾为他敏锐所折服,在短短的篇幅中,通过日常生活用语,把北京人那种“站在天安门,一览天下小”的皇权意识揭示的淋漓尽致,从此我对所谓“京味”什么的就深怀戒心。及至读到他在2004年初引发轰动的《讨伐中宣部》,更是受到强烈的震撼。虽然也有人批评它“激情有余,智性不足”,但我看重的不是它犀利的言辞和随手可以抓到的“小辫子”,而是它将中国人炼狱似的精神生活状态如此透彻地表现出来。现在他把与这篇文章相关的文字汇集为《中宣部和兼听权》,不仅为中国新闻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中国文化恐怖档案库留下了一份现场记录。
   
     中共十六大郑重地提出了“小康社会”和“政治文明”两个概念,前一个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后一个则是通过日本辗转引入的西方概念,但两者都指向一个相同的目标:即建立文明社会。“文明”一词源自拉丁文“civili”,意指人的开化状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历史阶段。“civili”也有公民的意思,这就是说,比蒙昧和野蛮社会进步的文明社会应当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是臣民社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之间还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因素……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报刊自由。”“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
   
     有人说,要实现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应当在政治民主化、政治法制化、政治科学化、政治公开化、政治高效化、政治清廉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等方面不懈努力。笔者以为,政治公开化的位置应提升第一位,,因为马克思曾指出:“新闻出版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希尔斯曼则说,“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政治文明也罢,小康社会也罢,首先都应当是波普所说的“开放的社会”。封闭的社会或者僵化的社会,既无文明开化可言,也很难长期保持健康稳定的经济发展。
   
     人们需要新闻自由,是因为他们需要道德的生活、政治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趣味的生活。
   
     但是中宣部的所作所为却是令人费解的,他们一边宣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一边又实行列宁也斥责的“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甚至还不如马克思指为“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的手检查出版物。马克思主义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主张新闻出版自由、反对书报检查制度。中宣部的“马克思主义”却没有任何诠释,好像是固执己见的一根筋,一根筋后来又变成了一条鞭,用它来驱策新闻出版界,似乎他们所做得一切,都是马克思所设定的,所造成的结果自然也应由马克思来负责。这不是诚实的政治家应取得态度。
   
     所以,既然谈到马克思主义,就要正本清源,不能用一根筋或是一条鞭来代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着作浩如烟海,而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却相当集中,主要文章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在马克思时代,只有政府机关报、教派机关报,马克思把它们统统归于“行业出版物”,一种“特殊形式的广告小报”,“把广告变成社论,把社论变成广告”,都属于“政治投机生意范围内的广告”。恰恰是这些“行业出版物”,却享有超出其他出版物的特权,因此马克思提出“自由出版物”主张来与其相对抗。中宣部诸公对此视而不见,在此不揣冒昧,分类摘编,冠以“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以供“牢牢把握舆论宣传导向”者参考。
   
     第一,人本原则。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因为只有人生来就有自己的利益与目标。有利益就要表达,表达了才有实现的可能。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人民报刊,它们极其忠实地报道人民的呼声,“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应到御座之前。”这是实现民主化之前自由的新闻媒体所能发挥的政治作用。在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新闻媒介更能成为各社会阶层和政治团体表达意愿、整合意见和凝聚力量的主要载体,相对而言,新闻自由对社会底层阶级更为重要,有钱人希望通过钱的润滑作用在私底下悄悄运作,没钱的人则更依靠公开的声音和众人的舆论来表达自己的希冀。所以,马克思说过,“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它是国家精神,这种精神家家户户都只消付出比用煤汽灯还少的花费就可以取得。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公开的表露。“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在报刊上永远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的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年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它体现出那种本来意义上的‘独特’的方针。”如果人民看不到反映自己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东西,“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马克思用一个比喻说明这种实践过程:“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学会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党性和人民性的本质区别在于,按照党性原则,报刊是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人民性是人民和世界联系的纽带,党性把人民从主语办成谓语,本质就发生了变化,它意味着人民已丧失了主体性,成为被强制灌输的对象,他们被摒弃在世界之外,只能接受来自上面的教育,只能按等级获得信息,甚至有关自身的信息,一经被装进档案袋,自己将永远一无所知。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人民连知情权都被剥夺的情况下,他们的命运就完全操纵在不可知的力量手中。马克思说,寡头政治一旦侵入精神生活领域,特权得势,就要压制人民的呼声,“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它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凡是违背你们信念的东西一开始便成为谬误,那么你们的要求和伊斯兰教徒以及其他的一切教徒的要求又有什么两样呢?”那时,“出版物已不是使人民联系起来的普遍纽带,实际上将成为分离人民的手段。”
   
     第二,真实原则
   
     正面的新闻报道可以鼓舞人、感染人、教育人,使人更加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热爱祖国、热爱人类。不过,道德熏陶需要潜移默化、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发掘和褒扬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揭露和抨击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扶正压邪、扬善抑恶。但是,以往的“正面宣传”却承担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改造人性,塑造“新人”。为此,就要靠谎言来包装“正面人物”,让他们来说“高大全”(实际上是“假大空”)的语言,做一些违背常情、不可理喻的事情。新闻媒体在权力的胁迫下说假话已成为常规,偶然说了几句真话反会让人生疑,这是当前社会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根源。虚伪的世界,令人感到压抑和沮丧,让伦理道德失去了栖息地,不撒谎,说实话,是一切道德生活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人们对有尊严、有道德的生活的渴求就无法实现。没有公民“荣誉感”的社会,即使人均GPT 再高,也与“小康“无缘。
   
     马克思曾经问道:“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他给出的好坏与答案是: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在一个“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的国家”,“关闭的门完全不像透明的玻璃”,人民“只是凭道听途说才知道自己的国家的”,就不免要发生“事实上的撒谎”事情。但这应归于国家“不是公众的国家组织”,而是一个压迫公众的内部制度。它是国家的毛病、不是报刊的毛病。马克思认为限定“对政府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必须是善良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或以“居心叵测的流言蜚语”为藉口,禁止发表“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是“最可怕的恐怖主义”,“反对倾向的法律,既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结果是,“报刊不仅被剥夺了对任何官员进行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各种制度进行监督的可能性。”马克思说:“刚刚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可靠性不像对这事件的道德实质(事件通过道德实质来表现自己的行动)那样关心。”这是事实或是杜撰,往往不那么重要。人民关心的是自己的意愿是否得到真实的叙述。这当然不是说“撒谎是报刊的必然的因素。”人民报刊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能力,可以克服本身所带来的缺点。马克思以自己的生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曾发表了驻摩塞尔记者彼?科布伦茨关于摩塞尔河沿河两岸居民生活的报道,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指责文章“歪曲事实,诽谤政府”,还咒骂当地农民求助的呼声是“无耻叫嚣”。彼?科布伦茨的反驳软弱无力,不能深刻阐述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乃收集有关材料,以记者的名义写出答辩,对普鲁士社会政治制度作出了尖锐地抨击。马克思说,“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莱茵报》因这一事件被查封,该报的股东要求报纸缓和立场,换取政府的取消禁令,但马克思拒绝作出妥协,为抗议现行检查制度,宣布退出《莱茵报》编辑部。马克思说,他与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进行的这一场官方论战,“第一次推动我去研究经济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由报刊的话,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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