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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中宣部(7)-焦国标

谁是对外传播学之父
   
    
   
     焦国标

   
     施拉姆是传播学之父,这是学界公认的,没有争议。可是现在我若问你“谁是对外传播学之父”,你知道吗?你可能说:“就根本没有这个学科,哪来的之父?”我说“你错了。对外传播学之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拜读的这本书的作者,鄙人焦国标先生”。“你在说胡话吧?”“呵呵说胡话的是阁下,不是在下。如果根本就有这个学科,还能轮到我来之父吗?”究竟是不是在下说胡话,您看完了这本《对外传播学》再下结论不迟(作者按:此文是《对外传播学》一书的引言)。
   
     话说2001年8月下旬,新学期即将开学。开学前一周左右,我受命接手2000级国际文化传播交流专业二学位班的对外传播学课程。当是时也,我尚未正式调入北京大学。工作关系未到,人已接手上课,这对工作调动有利,可以彰显调入此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我对这门课程所知实在寥寥,或者说此乃平生第一次正面遭遇对外传播学这个词,似乎也幷不算谦虚或夸张。对外传播学啊,你是一位丈二的和尚,我一时摸不着您老的头脑。常言说:“欲给学生一瓢水,自己要先有一桶水。”如今反是,自己一瓢水没有,反要给学生一桶水,岂不将寡人难煞。
   
     那位看官说了:“让你接手对外传播学岂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有点儿,但不全是。准确说这叫做“瘸子里挑将军”,或者叫做“世无英雄,遂让竪子顶上”。你可能不相信,中国十三亿人口,难道就找不到一个与对外传播学正面遭遇两次以上(包括两次)的人吗?这取决於怎样理解对外传播学这个概念。如果说对外传播学就是对外宣传技巧或对外宣传纪律,那么遭遇两次以上包括两次的人肯定是有的,因为中国从上到下有一个庞大的对外宣传队伍,人数大约以十万计。这些人岂止遭遇两次,而是每日都浸淫在对外宣传工作之中。可是如果说对外传播学是指一门真正的科学或学科,那么的确十三亿中国人里头与对外传播学遭遇两次以上的人尚未出现。不止如此,实际上是遭遇一次的也没有,包括当时的笔者本人;不仅是十三亿中国人里,而且是六十亿地球人里。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根本就不存在真正学科意义上的对外传播学。
   
     严格的、具有学科意义上的对外传播学,自本书始。此前已有的有关对外传播的着述,实际上都是关於对外宣传学的,而且是有关当代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学的。为什么要作此限定?因为泛言之,鉴真和尚东渡,基督教传教士东来,美国之音乃至全球一百好几十个国家的对外广播,都可以看成是对外宣传行为,因而也都应该归入对外出宣传学的讨论范围。然而现有的对外宣传类着述幷未关注这么宽泛,而都是在当代中国官方对外宣传的框架下做文章。所以严格说来,它们甚至不能叫做对外宣传学,而应该叫做中国对外宣传学,或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官方对外宣传学。
   
     回头还谈接手对外传播学课程的话题。在我以前,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多属於临时外聘人员,聘请资格是从事对外宣传有年,幷且有成者。所谓有年,即临近退休或已退休赋闲在家;所谓有成,是在对外宣传工作上做到司局级的样子。也许只有年齿足够老,职位足够高,才与北大的三尺教坛相般配,才可能缓解北大学生对课程的挑剔。
   
     事实上这就进入了一个致命的逻辑死角。足够老,足够高,老马识途,本来不差,可是他们大半辈子所从事或领导的对外宣传工作,用後面还要提及的中国人民的英国朋友格林先生的话说,是“失败的”对外宣传。而今由他们现身说法,教书育人,难免老马只识旧途,所得不过是自我克隆、磨道往复,“回雁兼程溯旧踪”罢了。有一位自称是多次在不同场合讲授对外传播(实际是对外宣传)的先生,其出版的着作(由讲稿而成)中所徵引的东西,很少是学术性的材料,几乎全部是一些高级新闻官员在不同场合的训话。高级新闻官训话中的科学成分少而又少,我痛心疾首地想:他讲授的场合越多,被他误掉的人也越多。
   
     最近全国各地都在举行记者资格考试。考前必须被辅导,於是有的辅导班变成经济上的要挟和收刮,辅导费十分高昂。这些就不多说了。要说的是那些被聘来辅导班上课的人士,有新闻学院教授,有新闻一綫的总编社长,也有各级宣传部长。有一次某省党报社长给记者们上课,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千万别拿自己的记者职业当回事。什么无冕之王?简直是见鬼。”某省委宣传部部长在课堂上教训道:“你说你们是无冕之王?哈哈,看看你们的记者证是谁发给你的。能给你发就能给你收,而且可以永远不再发给你。在中国,大家只记住一句话就可当好记者,这句话就叫认清形势,政治第一。”这哪里是上新闻辅导课,这简直是对人类千辛万苦挣得的新闻文明的公然挑衅,是对人类新闻理想的肆意践踏,是野蛮向文明炫耀武力,而且把手中的武器摇得哐啷啷山响。西方有所谓“灌狼奶”之说,这种辅导班就是不折不扣的“灌狼奶”。
   
     以往受聘讲授对外传播学的人士是否与上述新闻官一样向北大学生灌输同样的“新闻理念”,我不得而知。
   
     通过研究现有的对外宣传的着述,我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就像颠倒黑白一样,这些着述常常颠倒经验教训,把失败的教训当成成功的经验去数说。第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为对外宣传的现状和做法寻找合理性是其主要用力点,证实和肯定有余,反思和批评不足,流於自说自话、自证自明、自吹自擂。第三,事件罗列有余,理论升华不足,升华的东西多半又系颠倒经验教训之类。第四,讲宣传纪律大於讲宣传科学,动辄引用高级新闻官员的讲话,官越大,仿佛其讲话越具有不证自明性。第五,立场第一,主题先行,国家形象第一,客观真实第二(实际工作的结果是名曰国家利益优先,实乃误国不浅)。第六,眼界褊狭,知识面窄,只讲术,不讲学,仅仅盯着有限的几个政府外宣机构的行为做判断、下结论、找规律,因而所做结论、所见规律,十九不准,甚至是谬误。有道是坎井之蛙教不出东海之鳖,食肉兽教不出素食者,蟪蛄的学生不可能通过乃师欣赏春花秋月。欲培养具有科学品质的新闻传播人才,欲提高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工作的科学性,结束外聘从事对外宣传有年幷且有成者任教对外传播学课程的历史,实在是至关紧要。
   
     领命之後的一周时间内,我全身心地浸泡在北京图书馆,现名国家图书馆,翻遍了所能找到的堪称是对外传播学或与对外传播学沾亲带故的着作和论文,终於在新学期第一次课的前一天拉出一个授课大纲。顺便说,第二次课是9月12日,美国9?11的次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一早的课堂上,绝大部分同学还处在欢欣鼓舞、拍手叫好之中,只有一两个同学对这种恐怖行为表示愤慨。就这两天,改变了我一向思考的兴奋点和写作轨迹,至到今天。
   
     真的是无知者无畏。不了解对外传播学,倒觉得左不过是一门课,此前幷不是没有登过讲台,怕它怎的?待把所谓对外传播学的家底翻个底朝天之後,倒止不住暗暗叫苦。世上哪有什么对外传播学?简直是子虚先生、乌有太太。号称对外传播学的书确有两本,一本是段连城先生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88年出版,一本是沈苏儒先生的《对外传播学概要》,1999年出版。要问二老的大作里有多少堪称“学”的质素,看看书名的英译就知道了。前者译作How to Help Foreigners Know China,後者译作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A THEORETLCAL STUDY,硬译成汉语就是“中国的国际传播——一个理论的研究”。所谓“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所谓“中国的国际传播”,实际上谈论的是当代中国官方对外宣传的技巧和纪律,离系统、严谨的学科相距甚远。[注1]
   
     “宣传”在中国是一个很光荣、很朗朗上口的词,宣传部是很显赫的部,宣传战綫是很光荣的战綫。可是西方则不然,从中世纪以来,“宣传”一直是一个可耻的、令人讨厌的贬义词,英文是propaganda。此词在《韦氏第三版国际大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里有如下主要义项:为了散布某一教义或理论体系而组织起来的群体或运动(此词起源於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在1622年为主持天主教传教活动而创建的一个组织);散布思想、信息或谣言,目的在於帮助或者损害某一机构或某项事业或某个个人;通过任何传播媒体,有意识地努力散布教条、思想、论点、事实或妄说,用以推进散布者的事业或者损害对立一方的事业。
   
     1986年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宣传是一种借助於符号以求左右他人的信仰、态度或行动的有系统的活动。为了达到目的,宣传家都以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列举事实、陈述道理、施加影响。为了求得最大宣传效果,宣传家可能抹杀一些事实或促使宣传对象只注意他的宣传而不理会其他的一切。
   
     可见“宣传”在西方语境里几乎就是欺骗世人的同义语。在类似的语境里,西方会选择publicity、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promotion、public relations等词语。比如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机构叫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公共信息委员会),二战中的宣传机构叫做U.S.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美国战时情报局)等。
   
     改革开放以後,中国要与世界接轨(实质是与西方接轨),官方话语开始回避“对外宣传”,代之以“对外传播”,虽然实际行动仍然是对外宣传行为。1997年底,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发出通知,明确禁止在英译“宣传”时使用propaganda,而代以publicity。这就是这两本书虽然内容是谈论对外宣传,而书名却用“对外传播学”的上下文。
   
     段着的主体内容写於1986年。1986年的东西对於2001年的教学来说,在我看来已有恍如隔世之感,折旧率相当高。原本单薄,再加高折旧率,可资利用者几希矣。沈着虽然出版较为晚近,页码也达335页之多,真正涉及对外传播的话题只有四五十页,而其中值得当作知识积累或堪作经验传授给学生们的,在我看来还要更少。比如“内外有别”,被着者奉为三大“对外传播的基本原则”之一,而我认为这个原则根本上是贻误中国国际形象的次生祸根。对此我有单篇文章论述,附录於本章之後,敬请读者诸君参阅。
   
     再比如“让事实说话”,也被奉为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在我看来,也大可商榷。让事实说什么话?你只须做到客观、真实、全面、迅速就是了。客观、真实、全面、迅速做到了,事实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你坏话那是你做得确实大可褒贬,说你好话那是你做得确属不差。做得不够,加以改正;做得够好,精益求精,岂有强扭事实之口,让它只为你评功摆好之理?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官方宣传工作者,都应该坚持客观第一、真实为王,而不是以扭曲事实为能事。新闻记者服务於公衆,宣传工作者效忠於政府,都必须通过客观、真实而实现。所谓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论,惟有经由客观、真实,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论。“让事实说话”根本上讲是扭曲事实或掩盖真相的同义语。总而言之,我们只须对客观、真实、全面、迅速负责,实至而名归,根本无须事先就想着念着“让事实说话”。譬如做人,无愧我心,毁誉由人。相反,如果只约束别人的嘴巴,不检点自己的行为,车在马前,本末倒置,人就决做不好。美其名曰“让事实说话”,本质上是政治挂帅、主题先行。政治挂帅、主题先行幷不必然错,关键是什么政治、什么主题。让好政治挂了帅,是社会之福;让坏主题行了先,是公衆之祸。对好政治、好主题,事实自然会说好话,无须“让事实说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时刻祭起“让事实说话”的,必是问题主题、不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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