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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中宣部(3)-焦国标

我为什么要写《讨伐中宣部》
   
    
   
     焦国标

   
     编者按:2004年11月5日至7日,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三一学院共同主办的“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主题研讨会在美国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市的三一学院举行。这是该基金会举办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第四届主题研讨活动。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北美等地的四十多位中国问题专家、新闻工作者和网路技术专家共聚一堂。此文由作者根据其在这次研讨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略有删节和改动。
    
   
   焦国标(左)在研讨会上演讲
   
     大家好!首先感谢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决定让我参加这个会议。
   
     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讨伐中宣部〉》,主要谈谈这篇文章出笼前後的一些情况,包括我在这段时间里的所思所想,特别是我所遇到的一些压力和约束,以及我是怎么样冲破这些约束的。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我是1989年开始接触新闻的,六四期间才开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此前从来不看新闻节目。当时我在开封读河南大学,专业是古代汉语,觉得新闻离自己太远了,与自己无干。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心生想做记者的念头,就给当时的新华社社长穆青冒昧写信,我们是河南杞县的老乡。他居然推荐我去新华社河南分社实习。由於一些具体的原因,我最终没有去成新华社。1993年我考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三年後去中国文化报作记者、编辑,後来又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至今已满三年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接触新闻学和新闻业,相对於一般的新闻记者或新闻学教师,我的涉猎要稍宽泛些,对中西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有更多的体认,对中国整个宣传部系统,从中宣部到省、市委宣传部,对新闻业的管理和控制,有特别多的感触。去年年底,我参加了一个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研讨会,会上大家都在抱怨中宣部和各地省市委宣传部统辖得太死,触发了我的灵感,我在会上作了五分钟的发言,题目叫《拯救中宣部》。这实际上是後来《讨伐中宣部》的核心内容。会议结束後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写了四个月,今年三月底完稿。
   
     《讨伐中宣部》写毕,最初是发给一些朋友看的。到第二天、第三天,有朋友就把文章转发给我,说是推荐一篇妙文章给我看,因为当时幷没有作者署名嘛。我的文章转两天居然转到我这里了,当时挺兴奋的。有一个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就是浦志强律师,大约三天後给我打电话,说把文章给放到网上去了,担心引起什么
   
     後果,一定要告诉我,愿风险共担云。我说没有关系,既然写出来了,就是让人看的,而且已经放到网上,不可挽回了。
   
     文章在网路上迅速传开,估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香港的媒体如《开放》和《亚洲周刊》发表了压缩或截短的文稿,一些国外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电台、德国之声都陆续做了报导,一些外国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周看(Joseph Kahn)先生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先生专程到北大来采访。我们在万圣书园见了面。一些北欧国家的媒体也用地方语言也作了报导,采用的是《纽约时报》上的照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我所知的,有好几十家媒体报道此事,有的是或摘译或摘发或摘播这篇文章。我不知道的媒体也许更多。大约是九月份,一个毕业於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朋友告诉我,据他掌握,当时这篇文章最少已经被翻译成二十二种语言。
   
     争取会见外国记者的权利
   
     这篇文章在香港的纸媒体上发表以後,学校挺紧张,校领导和院领导都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见外国记者。在大陆,我们知道,即便是那些很知名的人士,在单位领导提出不见外国记者的建议和要求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言听计从的。最初的五至十天我也决定不见,後来我觉得不对。我为自己找了好多理由,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不能见外国记者这一项义务,我们北京大学的教师行为准则里面也没有说不能见外国记者,而且外国记者是外交部把他们请到中国来的,他有权利在中国境内采访,中国公民自然也有权利接受他们的采访。见记者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想清楚了这些道理之後,我就突破了这个给自己设置的樊篱,凡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约见采访,我都说行啊,什么时候见都可以,只要时间允许。
   
     大概到七月份的时候,日本一家出版社要出我一本书。书名拟叫《讨伐中宣部》,收录“讨伐”一文和我写的关於中国新闻业其他文章,结成一个集子,翻译成日文出版。译者是日本共同社的资深记者阪井臣之助先生。阪井先生驻过香港和大陆,他的夫人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是我们的一个中国同胞。从三月底《讨伐中宣部》在网上传开到七月份,有三、四个月时间,我没有写东西,我失重了,不知道该写什么、该做什么。这时要结集出版,阪井先生让我写个日文版序,我说可以。写什么呢?想来想去,就写我的後讨伐中宣部时代吧。
   
     这篇序文本不打算发表,因为那时候心里还是有点拘束、收拢的感觉,说白了就是还有些恐惧吧,怕惹来更多麻烦。说实话,见外国记者我心里就一直惴惴不安,觉得没听领导的话,“不够朋友”。当时《南华早报》的一位资深记者,一位老大姐,听说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希望我发给她看看。她看了之後,把这篇文章转发给了《亚洲周刊》的总编辑丘立本先生,说让丘总看一下,如果可以发的话,再徵求一下我的意见。结果邱先生那边径直发了,我初听此消息,感到很吃惊,有点猝不及防。我怕学校知道了一定不得了,怎么可以再一再二谈论中宣部,谈论《讨伐中宣部》呢!不过既然已经发表了,我也没办法,死猪不怕开水烫,虱子多了不嫌痒,只能等着挨着看怎么着吧。
   
     这篇文章是八月份发表的。八月中下旬,我带学生到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军训,我是班主任。到八月二十几号,大约是二十五吧,离军训结束还有差不多一周时间,院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立即准备返校,洗漱用品什么的也都带回来,不用准备回去了。我感到挺紧张,非常紧张。军训地方偏僻,交通不便,次日才能回北京。当天晚上我躺在训练营的房间里,难以入眠,甚至想死的念头都有,目光老是不自禁地扫来扫去房间里的暖气管儿。我想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人类如果不再有恐惧,该是多么幸福!第二天,学院花了六百块钱打出租车,把我从延庆军训基地接了回来。中午十二点多回到学校,下午三点我们的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梁山泊好汉”全员都在,找我开会。会议的中心意思有两点:一是别再写重大的时事政论文章,二是还是要求不见外国记者。外国记者简直成了妖魔鬼怪了。会後,我们书记婉言要我再写一篇类似於保证书的东西,估计是担心将来如果我再言而无信,私见外国记者,责备我时就有文字作证了。
   
     第二天是27日,我的确写了一个东西,算是一篇短文吧。但是我把逻辑范围缩小了:昨天会上我答应的是不再写重大时政类文章,今天在保证书上写的却是我再也不写与中宣部过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撑个十年八年三年五载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希望他的子孙那样千世万世而为君,它千世万世而为部,都与我贫道无关。我答应保证不见外国记者了,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外国记者在我眼里对中国是有功的。我例举了两件事:2003年中国的萨斯危机是美国《时代周刊》最先披露的;六十年前,1943年,正好一个甲子,河南大灾荒饿死一百多万人,另有一百万人流亡,也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最初报导的,他叫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他的报道引起欧美对蒋介石政权的谴责,最後挽救了这场灾难。中国政府应该给《时代周刊》授勋!外国记者对中国是有恩德的,他们不是麻烦制造者。
   
     中宣部的寿命还有六七八年
   
     在这篇小文里,我还提到,根据我这六、七年写言论的经历,我感觉到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或一个大的社会肿瘤,一旦开始人人议论它、非议它、指责它,就离摘除它不远了,长的五六年,短一点的一两年,甚至更短的几个月,像孙志刚案。我相信中宣部从我首举义旗大张挞伐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内它会被拆除,或者大改组。最後一句话我说的是“愿我们各自保平安!”
   
     在这篇短文里我还提到了我为甚么要写这类政论文章。我解剖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很仁慈,甚至高攀一点可以说是一种慈悲。看到中国老百姓这么苦,宣传部还不让报导他的灾难,我受不了。我没有立场,也没有甚么政见,只有是非感。如果说有甚么自私的目的话,我想得两个奖,第一个奖是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第二个奖是诺贝尔和平奖。
   
     我想得这两个奖的想法可能把领导们吓住了。27日我把保证交给他们,到9月2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上面要停我的课。领导们可能觉得,我流露出来的这个想得大奖的念头应当适当加以遏止。他们觉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话得不了普利策新闻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据我推测,这可能把他们吓着了,直接导致9月 2日停课。到9月17日,另一位院长通知我说,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名册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了。其实就是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9月2日通知停课那天,我还想,停就停吧,心里还比较轻松。9月17日那天对我打击挺大,我推着自行车绕着未名湖漫无目的地走,眼泪在眼眶里转。我到北大正好满三年,我是2001年9月初来北大任教的,心想与北大也许就只有这三年的缘分吧,感到非常难过。但过了两三天我又想明白了,现在北大停了我的课,以後或者还会开除我的公职,可即便如此,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谋生,可以去非政府组织找个甚么事做,或者做个自由写作者自己养活自己,再不济就回家去种地养活我妈。这么一想,觉得路还很多嘛,灰暗心理就这么转变过去了。
   
     实际上在我对媒体说我的课被停以前,中宣部就已经对外说北大已停了焦国标的课,据可靠消息说是一位副部长在一个小范围的挺高规格的会上说的。先是香港《成报》报导了我停课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打电话向我印证,我说我没有告诉过别人啊,他说《成报》已经报导了,我说是被停课了。我想配合领导隐瞒消息,可是没用啊。我的课被停,我失败了,中宣部领导同志胜利了啊。谁胜利谁就希望捷报频传,谁干不体面的事谁就想隐瞒消息,此乃人之常情。由此可以判断,谁控制媒体越紧,谁不体面的事干得越多,甚至是罪恶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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