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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盛:中共开创了共产共妻新时代

昌盛:中共开创了共产共妻新时代
   作者:昌盛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毛泽东的这句话再次被河南省的“人民公仆”证明是“真理”,他们继创造了“地窖性奴”奇迹后,最近又创造出一项“吉尼斯纪录”:据《北京晚报》、中国广播网5月28日报道,永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功奸淫幼女近百名被捕。他长期利用社会闲杂人员及学校未成年人引诱或威吓在校幼女,还与一些在校学生达成协议,由那些学生负责给他介绍女孩,事成之后给予一定金钱。根据他手机短信显示,非处女不要。每奸淫一位幼女,都要用自己的轿车拉到无人之处,任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都无法停止其兽行。还有的孩子哭求他说:“我才13岁,叔叔别这样呀!”也无济于事。根据多名受害幼女家属十余天的调查了解,受害幼女远远高于李新功办公室电脑记录中40多人的数字,极有可能高达近百人。
   这个奇迹并不是河南“人民公仆”的专利,在改革开放中,全国的“人民公仆”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们把毛泽东的那句话加了一个字:“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女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这种创造源于“老大哥布尔什维克”的先进经验——共产共妻。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有功的江泽民,通过“指袭”和政变成功登基。从此,他一手戴三块表,代表了中国最广大妇女的根本利益,继承了布尔什维克未尽的事业,把《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开创“共妻”的新局面,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人类奇迹。

   一、“老大哥”的经验得到发扬光大
   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里,“苏维埃共妻说”曾持续多年。对于这一敏感问题,苏联史学界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只是一笔带过地说“这是国际反苏势力的污蔑”。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苏联中央媒体才先后披露一个事实。1918年,莫斯科一家布匹店的小老板赫瓦托夫伪造了《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雇人在大街小巷张贴,并被地方报纸原文登载,一些向往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人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了1930年。按照这份“法令”,男人将有权“享用”一名妇女,但每周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超过三个小时。而要得到对这一“公共财物”的使用权,当事人必须事先加入“劳动家庭”,并领取工厂委员会、工会或地方苏维埃办理的会员资格证明。对原本有家室的男子,“法令”还给予一定照顾,允许原夫在规定次数之外亲近原妻。而对那些拒绝将妻子充公的男子,剥夺其与其它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的权利。
   1990年第十期俄罗斯《祖国》杂志对苏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这本杂志指出,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事件。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它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向自己的部下发放这样的许可证。
   当时俄国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300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些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中共。1927年9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宁汉合流”,蒋介石开始把中共作为敌人,此时“共产共妻”也就成为反共宣传最凌厉的武器。朱晓东在《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人在苏区(伪政权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倡导婚姻自由,出台了婚姻法,项英将婚姻法的精神表述为“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这样,传统秩序突然崩塌,而新的婚姻法及思想启蒙又不能一步到位,造成青年男女过分追求自由,出现了性关系混乱现象。而正是因为某些“混乱”的现象,才给了国统区反共宣传 “共产共妻”以口实。
   抗日战争胜利后,修生养息的中共窃取抗日胜利成果,不断扩大地盘,在解放区里不但没有共妻,也没有共产,还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农民感恩,把自己的儿子和家里的粮食都献给了中共,帮助中共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
   中共夺取政权后,马上通过“互助组”和“人民公社”把土地收了回来,并通过“三大改造”运动,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共产”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共又通过“土地财政”、“与国际接轨”、“国进民退”等政策彻底完成了对平民的“共产”,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没有中产阶层的社会。
   在改革开放中,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中共垄断了包括一代食盐在内的一切民生资源后,对性资源也不放过。各级官员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共产”,一手抓“共妻”,导致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造成社会性关系的极度混乱。
   二、“GDP主义”使中国成为妓女大国
   江泽民上台时,中共已经耗尽了所有证明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资源,只能用拼经济来证明合法性。年年中央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年年“保八”,再把这个目标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虽然中央将2012年的GDP增加定位7.5%,但半年过去后温家宝又重提“保八”。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一切向钱看,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它社会组织(例如宗教、民间协会等非营利机构)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在保护社会公平方面毫无建树。
   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每个人的劳动力,这是每个人与整体社会经济的结合点。这也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例如,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
   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它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自己的身体。于是,就有了“失足妇女”,就有了“到处都是快餐店,何必自带方便面”,就有了满大街的“求包养”广告和性用品商店,就有了丈夫为妻子卖淫“保驾护航”,就有了母亲与女儿“同床卖肉”……
   2001年8月11日晚,湘潭市雨湖公安分局中山路派出所民警对韶山西路沿线娱乐场所进行突查,在一家没有悬挂招牌的发廊里抓获一对正在卖淫嫖娼的男女。当女子穿衣服时,民警惊讶地发现她的肚子鼓得很高,她告诉民警:“我怀孕快九个月了”。民警将这对男女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杨某突然有了生产征兆,被民警送往市二医院。经医生诊断,杨某是因从事卖淫活动导致早产。2011年8月,珠江嘉兴警方破获了一起15岁少女卖淫案,经过调查发现,按摩店老板是少女的亲生父亲,在按摩店门前放哨的人是少女的亲生母亲。
   像这样的事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闻,但在中国的媒体上绝对不能出现“妓女”两个字,中宣部规定统一称“小姐”,后来又规定统一称“失足妇女”。在中国,由“失足妇女”支撑的卖淫产业成为“不冒烟,不污染,拉动GDP增长点”的绿色产业,“无娼不兴,无娼不富”成为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不准到三星级以上酒店“扫黄”成为各地公安局的潜规则。所有涉黄的娱乐场所都有公安局“保护伞”的背景,没有这个背景一天也经营不下去。
   2010年6月,山东省公安厅将横行青岛市十多年的聂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摧毁,经检察机关查明,在这个以组织卖淫起家的“黑社会”背后,有30多名党政干部为其充当“保护伞”,其中包括原市北公安分局局长于国铭、原李沧公安分局局长冯越欣等14名警官。
   中国到底有多少“失足妇女”?这是一个“国家机密”,有人低估算300万以上,这里不包括已经退役和死于艾滋病的。尽管没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但中国是世界最大妓女输出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中国大陆到中国港澳,从俄罗斯到南亚,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从欧洲到中东,从美国到阿富汗,中国“失足妇女”是全球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据马来西亚《中国报》2009年12月30日报道,大马警方12月29日公布数据,2009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共有5453名中国女子涉嫌在大马卖淫被逮捕。
   二、冰冻政治改革使权力成为春药
   江泽民进入权力顶峰后,中国由80年代的政治放松期转化成政治冰冻期。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发生巨大退步,导致社会跛足发展,使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严重脱节。
   首先是冰冻新闻改革。江泽民提出“政治家办报”,要求“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求新闻记者“闷声发大财”。1989年11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讲话时说:“要求任何事情都透明,以为这样才是民主、自由,不是幼稚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什么可以透明,什么不能透明,什么可以增加一点透明,都要以党的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稳定、人心的稳定。”他在这次会议上还要求:"各级党委要经常研究讨论新闻工作。比如每一段时期的宣传方针、指导思想、报道重点、宣传效果等等,都应该在党委会上讨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新闻宣传。要及时向新闻单位通报情况,下达任务,提出要求,并亲自审阅重要的社论、评论、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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