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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然而,帝王和官吏很难得不作坏事,而这关系到每个人未来的命运,这对官吏和读书人尤其重要。这也就是孔子的 <易经>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因为每个人特别是官吏和读书人总想从<易经>的扑卦中预知自己未来的命运以谋避凶趋吉。什么是<易经>的思维方式呢? 它用类比的方法取代具体的分析,用形象化取代逻辑思维,模棱两可的类比和影射取代定量分析,用归纳法取代演绎法,用空谈取代明确的语言,用虚构的天地物的行为比喻人的行为等等。<易经>学家总是用模棱两可的影射类比给别人算命,並常显示自己高深莫测的玄学以骗人谋利。
   中国语言和思维的不精确性在<易经>中充分反映出来了,它妨碍了古代中国学者作精确的科学分析和逻辑思维。<易经>中的每一个卦都是用天象和地象去比喻人的命运变化,结果许多古代中国的聪明学者终生都沉醉于<易经>的神秘玄学,他们不去研究天地的具体的规律与人类社会和各种事物规律之间的差异。最后,他们甚至无稽到将天上的每颗星星与地上的每个人的命运相对照。古代中国文化主要来源于<易经>和孔子老子的思想,这成为旧中国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共识,也成为维持封建王朝的帝王和官吏的需要。
   (1-6)。在旧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除了读圣贤书,旧诗词文学和政治历史文献外,就无所作为,因为只有学好这类书才能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即 “学而优则仕”。旧知识分子们不屑于参加各类生产劳动,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物理世界的观测和试验毫无兴趣。有大志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唯一的“兴趣”“欲望”和“理想”,就是力行孔子的教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庸的读书人想的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坏知识分子就变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
   (1-7). 在旧中国, 老师对学生的教育不是用启发式的、对话式的、平等的教学法,而是用训斥甚至体罚的方式。老师对学生的关系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而学生只有 “尊师重道”,即要谨守孔孟之道。因此,学生极难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科学所需的怀疑批判和创造精神:‘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
   (1-8)。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的年复一年的有条不紊的循环,养成了人们靠天吃饭的循规蹈矩的思想和行为。几千年来整个旧社会都重农业,轻工商。因而人们缺少冒险寻找追求财富、科学和真理的欲望。加之,整个中国大陆周边都是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没有财富可供掠夺,甚至封建统治者也缺乏对外掠夺的欲望。
   (1-9)。文字是思想的工具和载体.古中文是象形文字有多种意义,文法不严格而往往缺乏谓语,一个字可用之于多词类,一句话的准确含意往往只有对照前后文才能确定,因而较适宜于形象思维和类比。如诗词,[7]较难用于逻辑思维和严格的概念和论证。这也是旧知识分子难于运用逻辑思维的原因之一。例如,人人皆知的中国格言“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浪子回头金不换”等。其实,江山和人的本性之间並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江山一词本身也是多义的。这类类比在中国古文中俯拾即是,而又往往成为完美的佳作被人赞颂。
    如上面所分析, 旧中国文化中缺乏近代科学萌芽所必需的许多条件,例如, 旧中国从皇帝官员文人到老百姓都不敢把自然界当作研究和实验的对象。而是 “听天由命”,“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封建的科举制度使旧知识分子把做官作为自己终生向上爬的奋斗目标,而他们所读的书籍全部都是缺乏逻辑思维的古典文学和政治历史文献。因此,古人的思维能力和行为方式就是警句格言、诗词文中的名言,以及如何用卜卦和各种迷信对自然灾害“避凶趋吉”。
    总而言之, 在旧中国, 一个建立在全大陆的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 一个建立在全大陆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一个统一的象形文字和儒释道文化,这种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所结合成的 “三位一体”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成为一种难以进步和变革的 “超稳定结构”。在这种结构里,由于中央王朝的重农抑商和垄断资源,就无法形成为利益而竞争的自由市场。而在中央王朝之外,都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因此,中原王朝和其知识分子都以自己为老子天下第一,谁还去探索自然科学,从事工商,因而也就没有可能发生近代科学萌芽的土壤。
    然而,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认识到的古代中国文化的缺点后,他们是能够毫无困难的运用逻辑思维和做系统的实验为近代科学作出贡献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清除封建糟粕和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之后会成为更加灿烂的中国新文化。因为中国文化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和吸收能力。例如,中国现代语言和结构已经西化,而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后已在科技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0;古希腊文化的根源: 西方文化发源与约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文化.
    苏格拉底 Socrates (469--399 BC.), 柏拉图Plato (427--347 BC.)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被誉为古希腊三圣,他们是古希腊文化的伟大代表,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文化的思想和学问的集大成者,他们三位都宣扬科学的思维方式所需要的理性。欧洲人继承了古希腊文化的优良传统导致了近代科学在文艺复兴后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那么,古希腊文化是如何从当时古希腊的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地理等等的条件下产生的呢?
   (2-1)。苏格拉底Socrates[8] 生于公元前469 BC,(即孔子死后10年)。苏格拉底时代是雅典帝国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伯里克利作为雅典帝国10人执政委员会的首席执政官的15年(443--429 BC),这时候是雅典帝国的奴隶制民主达到了灿烂的顶峰。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帝国统治着超过200个附属国,1000多万人口,建立了约有上千船舰的庞大舰队,爱琴海变成了雅典帝国的内海,雅典成了当时最大的港口。
    在地理上,希腊是一个小的半岛,三面环海,背后是山脉。半岛上多为山丘,而缺少大平原和大草原。因此,农业和畜牧业在雅典帝国难有大规模的发展,大部分人只能从事海上贸易和从海外城邦掠夺财富。然而,海洋气候常常迅猛变化莫测而造成海上波涛汹涌。因此,生活在海洋上人们逐渐养成了冒险精神,征服自然的精神和对自然做斗争的精神,他们养成了踏实工作和作周密的试验和算计的习性,他们有从海外赚钱和掠夺财富的强烈欲望。所有上述溶合在古希腊文化中的精神财富都被西方文化所继承而有利于近代科学萌芽在欧洲出现。
    长期生活和奋斗在海洋上的民众逐渐建立和发展出了一种“海洋文化”。其主要内容就是:冒险精神—人们只能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和力量,而不能侥幸地“靠天吃饭”和“畏天命”。科学态度—注重试验以获实效,不空谈,手脑並用,仔细的计算和凖确的数据。强烈的掠夺和征服的欲望—信奉丛林规则,崇尚武力,为满足掠夺和征服的欲望而不顾艰险地奋斗。
   (2-2)。伯里克利Pericles (495–429 BC)[9] 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有大量的田产和商业产业,他有广博的学问和才能。在奴隶主中,他是心胸开阔的民主主义者。他把奴隶制民主提升到最高峰.他认为: “人本主义—人民(不包括奴隶)是第一重要的”, “人民只有有了自由才有幸福”,“平等,自由,法制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成为雅典帝国中经济发达,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的中心城市。 [9]当然, 雅典帝国的繁荣强大是建立在剥削,压迫,奴役和屠杀附属国以及奴隶的基础上的。但是,伯里克利所坚持实施的完全民主和平等权利只限于雅典城中的年龄20以上的男性公民(贵族和平民),而不包括女性,奴隶和非本地人。雅典帝国权力的最高机关是雅典的公民大会和公共法庭。
    公民大会选出10个执行官的委员会成为雅典帝国的最高权力执行机关。10个执行官的候选人必须作许多的演讲和参加许多的辩论会以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伯里克利是一个最好的演说家。公民大会每10天举行一次,以决定重大的内政和外交问题: 战争或者和平,惩罚或是罢免执行官或选出新执行官等。
    公共法庭是雅典帝国的最高审判权力机关。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共法庭的作用被大大地加强了。雅典的法官增加到约6000人。所有附属国之间的诉讼,附属国与雅典之间的诉讼都由雅典的公共法庭审判。公共法庭还要管理所有的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因此,那时整个雅典几乎成为一个到处都是政治和各种各样的演讲和辩论的巨大的会议厅。在所有的演讲和辩论的场所,演讲和辩论者都需要会运用精确的语言文字,古希腊人特别善于在法庭上运用数学和数据分析,他们不满足于经验的证据,他们要求所提供的证据具有普遍的确定性。也就是说,要求所提供的有关政治的哲学的和法律的论证是可靠的,这种可靠性只能用数学和数据的确定性表示出来。所有上述雅典帝国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条件为发展数学和逻辑学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以导致古希腊学者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注重数学,科学和逻辑学,而这些后来逐渐成为古希腊文化和哲学的重要内容。
   (2-3)。形式逻辑产生在具有完善的奴隶制民主的古希腊不是偶然的。为什么那种民主会出现在古希腊而不出现在古中国呢? 这是古代二者不同的历史社会和地理等条件所造成的。古希腊在雅典帝国时期是由许许多多小的和相对独立的城邦组成的。希腊本土是一个不大的半岛,多山和丘陵,而没有大的像中国一样平原。因此,很难建立成一个长期的统一的像中国一样的大帝国,而只能依丘陵的山势和海中的岛屿等地理优势来建立小的能自保的独立的城邦。各城邦为了自卫而不致被其它城邦掠夺或被打败而沦为奴隶,就需要贵族和平民一起当兵以集体自卫,同时也是为了能集体去打败和掠夺别的城邦。因为奴隶不能当兵,这样一来, 贵族和平民之间因集体自卫和集体掠夺的共同利益和命运而逐渐形成为奴隶制民主,而这种民主也有利于镇压奴隶的暴动。在城邦之间谁也不能打败谁的情况下,就要发展平等的贸易或联合起来对抗强大的共同敌人。这也需要民主。民主给古希腊雅典帝国和各小城邦带来了宪法法律诉讼法庭竞选辩论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严格的思维和精确的语言。民主也有利破除迷信和发现真理。这就是形式逻辑和逻辑思维在古希腊产生的条件和土壤。
    古希腊人从与腓尼基人[7]的贸易中学会了字母最后形成了古希腊语言。这种语言有利于逻辑思维。因此,形式逻辑在古希腊诞生是有其社会历史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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