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周普国说，农药残留不等于农药超标。食用含有农药残留的农产品是否安全取决于农药的残留量、毒性和食用的量。残留量低于标准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而超标农产品则存在安全风险，不应食用。没有残留是理想主义，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人民日报》6月11日)
   　　这里，官方仍然在告诉我们不要理想主义，农药残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的底线标准在哪里？如果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农药残留标准比我们高，我们有没有理由去考虑更高的标准？农业部网站曾经发文对此作出解读，文章提到“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执行自己的本国标准，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为制定残留标准能力弱，往往只能执行国际标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与“欧美日接轨”，是因为人家的标准更高。
   　　例如，中国果菜类蔬菜中甲氰菊酯的最大残留标准是1mg/kg，而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美国、欧盟均为0.2mg/kg;某些农药国际上禁止或未批准使用，中国却在使用，如茶叶中的17种农药残留有7种是欧盟尚未批准使用的，包括硫丹、三氯杀螨醇和联苯菊酯，它们被指可能影响男性生育能力和胎儿健康。国外的标准普遍超过中国10倍以上，有的甚至高达百倍。

   　　就算退一步讲，就是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接轨”，我们也有很大差距，比如“国际标准”的蔬菜农药残留标准有827项，欧盟有583项，而中国只有58项，涉及的农药种类分别是146、76和52项。
   　　中国不仅与欧美日的高标准之间存在差距，就是连能力弱的发展中国家参照的国际标准，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也是与国际接轨吗？尽管中国的粮食需求压力很大，但欧盟、日本的粮食需求压力也很大。它们的做法包括研发高毒农药的替代品，提高农作物的单产水平，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甚至增加进口。比如日本极其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市场对农药超标产品的严酷惩罚机制，并没有出现百姓挨饿的情况，反而让农民提高了声誉意识。农药残留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向国际标准靠拢.
   　　最新一期的彭博中文版讲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袁仲曾带领学生做过一项问卷调查，在1000户农民样本中，有388户使用了甲胺磷，151户使用了除草醚，此外还有使用对硫磷、硫环磷、涕灭威等，在收回的788份问卷中，平均每户用到1.24种农药，有的农户会重复打农药6次之多，而这些农药都是禁止使用的。
   　　山东烟台的“毒苹果”所使用的药袋，及其里面含有的福美胂和福美甲胂，尽管并没有被农业部正式通知或公告禁止使用，但是2011年底，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一致建议注销此类产品登记，在业内也普遍认为是禁止用药，当地政府也是禁止使用的。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这种禁止使用的药袋不仅大张旗鼓地使用着，而且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北京市农药检定所、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北京理化检测中心、普尼测试等多家检测机构，都表示难以检测。
   　　也就是说，面对违禁农药的使用，我们不仅监管不住，甚至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够检测出来，农业部官方一面承认检测技术不如发达国家，却一面要求我们不要太理想主义。但，既然是禁止使用的农药，就不应该出现在农业生产当中，如果民众的这个诉求也是理想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倒要问问官员们还有没有底线？
   　　不仅如此，农业部官方还辩解说，我们的农药残留标准是跟国际接轨的，而西方国家的标准则是为贸易技术壁垒服务的。“我国的农药残留标准尽可能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而不是欧美日标准）接轨。”
   　　然而，农业部却无视这些差距，在认识到检测技术、农药使用监管上存在问题，不仅不思进取，反而要求人们不要太理想化。政府部门不仅不想法提高底线，反而在放弃底线的坚守。正如某家报纸说，大家对腐败不要太理想主义，应该允许它的适度存在一样。如果你没有办法，可以去“山寨”别人的，如果你不想“山寨”别人的，你就要有创新，总得让人们感到进步，而不是一味接受现实，听天由命。在量化的标准上没有逐步提高的意识，只有让人们降低期望值，这表现的是政府部门的堕落。套用崔永元的话，就是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2012/06/17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