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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13)南北对话

   
山雨欲来(13)南北对话

   童大林(右)、吴明瑜(左)和我在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上
   
   山雨欲来(13)南北对话
   


   在躁动不安的1989年春天,一年一度,两会——政协和人大——又在北京开会。这次两会的主题,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知识分子之所以纷纷“上书”,就是希望两会的代表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很显然,这些代表和当局都是聋子的耳朵。
   
   3月14日,袁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这些“上书”中“释放政治犯”的要求时,很“袁木”地表示:“中国没有政治犯,因此不存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
   
   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在改革中异军突起的企业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89年3月29日至4月2日,“南北企业家对话会”在广东番禹召开,我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会的企业家有120多人。童大林、吴明瑜、于光远、试验区的胡昭广、广东省的一位副省长,也到会讲了话。
   
   南北企业家的风格大不一样,从北方来的,多是大型国企的代表,企业的经济效益乏善可陈,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南方(主要是广东)的企业家闷声大发财,却讷于言辞。所以当场有记者评论说:“南方企业家会下蛋不会打鸣,北方企业家会打鸣却不会下蛋”。但也有例外,就是来自北方的民营企业四通,被认为“既会下蛋,又会打鸣”。
   
   3月31日,我在会上有一个即席讲话,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出了一篇文章《对治理、整顿的十点希望——万润南在“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上的发言》,上了新华社的《内参》。
   
   这是我在四通期间的经典讲话之一。以下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治理、如何整顿,这个问题更重要。我们有过许多教训,就是目标提得很好,但是采用的办法不对头,结果与目标偏差很大,甚至南辕而北辙。当然,如何治理、如何整顿,这不取决于我们。人大代表们正在北京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南、北企业家在这里聚会,可以发表点我们的看法,讲讲我们所希望的治理、整顿是什么样的,并希望就此在我们之间达成一种共识,可以向决策部门呼吁一下。这也是一种南北对话: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对话。
   
   我们对“治理整顿”,有如下十点希望:
   
   一、“治理整顿”要有利于社会环境的稳定.而不是破坏这种稳定。
   
   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政策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政策说变就变,怎么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位观察家说中国的政策没有能持续五年以上的。“七、八年来一次,来一次七、八年”,实际上政策的多变要更频繁一些,社会环境怎么能稳定得下来?有关政策一紧缩,造成了上千万民工的大流动。你们广州首当其冲,造成了政治、社会环境极大的不安定。一方面,“治理整顿”需要一个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如果“治理整顿”不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会造成社会环境的不安定。
   
   二、“治理整顿”要有整体配套,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不能头疼医脚。
   
   政策之所以多变,是因为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没有整体规划、系统配套。税种说加就加,税率说变就变,随意性太大。一些政策不仅没有可操作性,而且违反常识。刚才广东省经委的同志讲易拉罐的生产问题,在当时政策许可的情况下上了马,现在一声令下要下马,设备投资,银行贷款谁来还? 这不仅是不合常识,而且是不讲道理。这好比在原来政策允许的时候生了三个孩子,现在要实行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因此要把那两个掐死,这合适吗?不根据常识制定政策,我们吃的亏太多了,甚至给我们带来的是灾难。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脚,政治体制改革是头,现在的许多毛病出在这两个改革不配套,不同步。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头有毛病,却去整治脚,这是头疼医脚。开错了方、吃错了药。
   
   三、“治理整顿”要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政策就是区别不同情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情况,怎么能一刀切? 说不许上就都不许上,这样会造成重大问题。刚才有同志说要网开一面,我觉得这也有问题,网开在哪一面,开多大?都不好办。问题是不该拉网的地方不要拉网,不该切的地方不要切。在重大的经济政策上要统一比赛规则,在许多细节上,不要一刀切。这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什么该生产,什么该买,什么该卖,国家管这些干什么?市场会选择,市场会调节。如果易拉罐没有市场,企业还生产什么?有需求还不许生产,投资和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受损失的还是国家。我们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打字机说要控购,你说不许买,市场上紧俏得不得了。用户想方设法要买,北京市控办自己就买,他工作需要嘛。一个国家的政府要管到易拉罐、打字机、甚至连复印纸张都要管,太辛苦了。而且不区别具体情况一刀切,怎么能管好? 过去说设计人员脱离实际,划错一条线,工人一身汗,浪费国家几百万。现在我们的政策制定也是一样,什么都一刀切,切错一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得了。
   
   四、“治理整顿”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破坏生产力。
   
   一个政策的出台要考虑到许多方面。特别是可能引起的消极面,影响不好的那一面,而不能一厢情愿,光想有利的一面。整个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调整一个地方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而我们的治理、整顿对生产力的影响考虑很少,有的甚至是破坏生产力。这样的政策,下面怎么好执行。因此是逼得下面搞对策。这又要影响中央权威。我们很愿意维护中央权威。这么大的国家,搞改革和建设,中央没有权威怎么得了。但是权威们制定的政策要符合实际,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破坏生产力。
   
   五、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而不是破坏市场的发育。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宏观调控和企业的创新,共同创造出市场来。十年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初步培育起来了一些市场的雏形。而治理、整顿的许多措施,又回到控购、统购统销、专营专卖这样一些老办法,这不利于市场的完善和发育生长,而是破坏了市场。
   
   六、“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发挥企业活力、企业家精神和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抑制这种积极性。
   
   我遇到一位长期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同志,他说实事求是地讲,现在许多企业的领导和职工的积极性不是比以前更高,而是更低了。这个问题很严重。经济学家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比作一条帆船,企业和人的活力好比是风,政府的调控好比是舵。中国改革以后,有点风了,但风来自四面八方,有点乱,所以合力还不大。治理、整顿应该是想办法把风向顺一顺,这样合力就大了。现在治理整顿的一些政策光想把舵加大,不去理顺这些风,甚至要取消这些风,这样的话,我们刚刚启动的帆船又会停滞下来。
   
   七、“治理整顿”要有利于理顺财产关系,即有利于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的发展,而不是一种单一的国有制。
   
   坚持公有制很对,但是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国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公有制可以有许多形式。我们这样的民办企业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它不是个人或几个人所有,它是集体所有,真正的集体所有制。股份化以后,更是一种社会的共有制。这种共有制要比那种单一国有制有活力得多。十年改革的一个成果,是非国有的共有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幼苗,是中国经济的一点希望。如果把这一部分也当作整顿的对象,企图回到八个样板或那种僵化的一种模式,我们的经济不会有出路。
   
   八、“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不是恢复计划经济的老秩序。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这是对十三大路线最准确的概括。我们不能从十三大制定的路线后退半步。现在的一些做法,不是真正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而是把老一套办法拿出来。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是恢复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当然,要退回去也不容易。第一 八亿农民退不回去了;第二,广东等沿海地区退不回去。第三,在座各位退不回去了。
   
   九、“治理整顿”要利于政企分开,而不能再强化政企不分。
   
   许多人说,当前一大问题是通货膨胀。从经济学角度看,通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钞票印得太多。为什么控制不住?关键是政企不分。我们的政府很辛苦,他要扮演好几种角色,既是投资者,又是补贴者,还是购买者,同时也是印钞票者。左手印钱,右手花钱,怎么能控制得了。谁投资谁是老板,购买者是顾客,而顾客是上帝,补贴者是慈父。一个人要扮演这么多的角色,既是老板,又是上帝,又是慈父,自己还要印钞票,当然控制不住。如果政企不分开,通货膨胀的根子解决不了,还可能进一步引发通胀,这是最可怕的。
   
   十、“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廉政建设,而不能导致更多的腐败行为。
   
   廉政建设很重要的一条是防止把权力转化为私利。政企不分。国家管得越多,越是增加了腐败的机会。凡是用权力控制的地方,就有把权利转化为私利的机会。专卖,那么谁卖?谁有了专卖权,谁就可以赚钱。为了取得这种权,就带来了腐败的可能。现在好多作法。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这种机会,这对廉政建设不利,给腐败风气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温床。
   
   总的讲,治理整顿是需要的,但是怎么治理,怎么整顿,问题很大。我们提出一些希望,供决策者参考。最后我提一个建议,可不可以把这一次会称为第一届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以后一年一次,使这样的对话会成为惯例。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在北京接待南方的各位企业家。
   
   但没有“明年”了,因为“明年这个时候”,我已经流亡到海外了。
   @
   

此文于2012年06月3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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