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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10)香山会议

   山雨欲来(10)香山会议

   
   山雨欲来(10)香山会议
   
   1989年2月9日,大年初四,在北京香山饭店会议室 5号厅,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会开了一天,从上午10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讨论宏观形势和四通股份化的方案。


   
   主持会议的是我和沈国钧,参加会议的有段永基、李文俊、王缉志、崔铭山、郗建民、张齐春、叶延红、曹务奇、田志强、刘东明、李玉、周舵、王玉钤、李莉、张万钟和王缉惠。
   
   这次会议有很详细的记录,这里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万:目前宏观形势不是太好。李鹏说了两条,一是公有制不能变,二是市场经济不能搞。说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对李鹏的说法,我们不要正面冲突。而是要把他的说法接过来,但要强调:公有制并不等于国有制。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的一种,而且是一种更普遍的公有制。股份化以后的四通,不是政府所有,但非政府所有不等于私有。四通的股份制,是公众所有,社会所有,不是私有。我们这个公有,比国有更有生命力。
   
   海淀区政府准备把颐宾楼等产业作为股份投入四通,四通的组成里就有了国有股成分,这怎么是私有呢?有人说四通是最大的个体户,第一,这种说法不准确;第二,不符合目前的气候。我们要明确宣布,我们是多种公有制中的一种。
   
   中国的改革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是面子问题。他们要“公有制为主”这个面子,这个面子一定得给。不要在面子问题上和“上面”的说法过不去。
   
   崔铭山插话:这个“上面”就是邓大人,他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
   
   沈国钧评论:中国有的不是最高领导,而是大家长。1988年物价闯关,就是按照家长意志一意孤行。虽然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什么时候没有了这些“宝贵财富”,中国就有希望了。
   
   段永基建议:对“上面”的政策要“口是心非,行动迟缓”。
   
   周舵:改革出现了问题,但还没有进入死胡同。经济不算什么问题,问题在高层领导。去年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有两个失误:一是价格不一下子放开;二是不该先出告示。像西德的艾哈德,找一个星期天,把价格一下子放开,短期混乱,但很快就能调整好。现在价格还没放开,就先出告示,当然引起挤兑。赵紫阳一定不会那么笨,问题在他得看别人的脸色。这就给了保守派机会,但改革派并没有溃散。现在地方上各行其是,都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按陈云的意见,意识形态会收紧,但经济上紧不起来。
   
   段永基反驳周舵:经济上紧不起来?现在银根收紧了,信贷冻结了,资金紧缩对我们影响很大。
   
   我分析了资金紧缩对四通的影响:公司的信贷规模大约可以和去年持平,维持在六千万元左右。
   
   首先,海淀区政府会支持,四通一年上缴的利税要占到海淀区的四分之一。张福森要保海淀区的经济繁荣,就要保四通;要保四通,首先就要保四通的信贷规模。区长史定潮表示:只要不紧缩到她管的范围,她就会保障四通的资金供给。
   
   第二,我们有自己的财务公司,正常的资金流通渠道遇到障碍,非正常的渠道就越活跃。我们的财务公司就提供了体制外流通的渠道,我们只要守株待兔,会有人把钱送上门来。
   
   第三,四通的股份化一旦完成,我们就能从市场上筹到足够的发展资金,这时候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就会相对减少许多。但这一步要迈得稳一点,要做好充分准备,像打仗一样,要一举成功。
   
   财务公司,全国的民办企业中只有四通独此一家。具备股份化条件的企业,目前就更少了。
   
   周舵建议:还可以在企业兼并上做文章。
   
   当时,为了推动四通的股份化改造,我曾经多次找张福森沟通。甚至准备让出一半股权,以取得政府的同意。记得我对他说:是海淀区的优惠政策让我们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发展需要空间,你们把提供给四通的优惠和空间算作股份,让你们占一半,其余一半算我们四通人的,你看怎么样?
   
   张福森把眼珠子转了两下,突然厉声说:“什么你们的、我们的?!你们——”他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声调又高了八度:“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培养的!”
   
   实际上,四通股份化的努力在张福森那里遇到了阻力。
   
   多年以后,有人开始罔顾事实,在许多场合把四通的股份化说成是他的功劳,装神弄鬼地说:当年“有人”为了让公司“家属化”,因此反对公司“股份化”。在一次关于撰写中关村历史的讨论会上,张福森用明确的语言表示:“当年‘有人’反对四通的股份化,这个人就是我张福森!”
   
   张福森实事求是,敢做敢当,赞一个!
   
   面对当时公司股份化遇到的阻力,我在香山会议上提出三条对策:
   
   一、利用四通的信用在海外融资,买壳上市。
   
   二、在海南注册一个公司,把北京公司买下来,然后在海南上市。
   
   三、把现在的四通公司变身为中外合作企业,Unisys和三井有很强烈的意愿,四通让出百分之二十的股权,融资五千万至八千万美元,然后再上市。
   
   当年,给四通股份化支招的,有国家体改委的贺光辉和刘纪鹏,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还有美林证券和高诚证券的驻中国代表。
   
   在另一次干部会上,我专门谈到过四通股份化改制的意义:
   
   如果不搞股份制,不理顺财产关系,我们自身发展内部机制的先天性缺陷就会越来越成问题。经济学上有所谓“高斯定律”,是讲公司的合约关系,其本质是减少交易费用。而人的本性是在有限的条件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卖桔者言》的作者张五常说他的理论就是实证经济学。公司合约的本质是减少交易费用。中国企业产权关系的不明确导致交易费用增加。全民所有,其实是每个人一无所有。谁也不把国家财产看成自己的,必然产生许多非经济行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低效率、低效益的一个原因。
   
   四通是成功的,但存在大量问题。我们不是视而不见,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公司里有人利用机会、职权,损害公司、内外勾结、个人得利,产权关系不清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出现这些问题有其合理性,因为产权关系不明确。我们搞股份化改制,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股份化的原则是把每个人对公司的所有关系明确化,形成所有者集团。按照我们在公司的年限、职位、贡献确定你股份的份额,这个问题上,不许诺、不解释,也不要抱怨。委托一个班子,搞出方案,由董事会定,说了就算。当然定的过程中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股份化会带来各种机会:一、为公司发展筹集到资金,目前是银根紧缩,可以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二、为走向世界创造条件。要引进海外资金,说不清自己的产权归属关系,人家怎么可能进来?美林证券公司一个高级主管给我来信,说愿意帮助我们募集海外资金。他列举了许多理由,第一是四通在中国IT行业里的领导地位。第二、鉴于四通这几年发展的良好记录。第三、鉴于四通有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阶层。第四、鉴于四通有一种“私有制”的结构。他说: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一个良好的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明确产权关系是百年大计,是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高诚证券的代表对我说:如果你们搞好了,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如果你们搞不好,将会推迟中国经济的发展。
   
   就在四通股份化改制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发生了后来的政治风暴。很遗憾,四通不得不推迟了股份化的进程,中国也推迟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2012/06/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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