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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把医场变成了战场?

    比血案更令人震惊的民调
   
    近年来,中国大陆“医闹”事件频发,成为民众关注的一大热点。所谓“医闹”,就是在各种医疗事故中受害的病人或其亲属去医院闹场,他们哭诉喊冤聚众抗议,甚而拔刀伤害医务人员。全国的医疗纠纷每年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增加,由此引发的“医闹”日趋加剧。据中国最大的医学网站《丁香园》不完全统计,仅二零一一年就有十起砍杀医务人员的恶性血案,二零一二年三个月内又发生三起;《新京报》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二零一二年不到三个月,北京市百分之七十二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医闹”事件,有关“医闹”新闻在各类媒体几乎无日无之,仿
   佛已是社会生活中的常情。
   三月二十三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发生了这样一件血案。


   行凶者是年仅十七岁的内蒙古人李梦南,他和爷爷两人靠爷爷的一千多块退休金过活。二零一零年李梦南腿部发病,爷爷陪他乘九个小时火车去哈医大一院看病,医生误诊为滑膜炎,用药后病情反而加重。二零一一年四月,他再赴哈医大一院问诊,医生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给他用昂贵的生物制剂“类克”,药物的副作用又诱发肺结核,医生因此中止治疗,打发他去“专治肺结核的胸科医院。”可怜李梦南,仅有的两万块钱花完了,老病未去又添新病,大医院医护人员的冷漠和近乎折腾的治疗,引发了他的绝望和仇恨心理,他拿起尖刀残忍地刺死了无辜的实习医生王浩,刺伤另三名医护人员。
   令人震惊的是,事后腾讯网在报道后面设置投票,让读者选择“读完文章后的心情”是“高兴”,还是“愤怒”、“难过”和“同情”, 六千一百六十一投票人次中有四千零一十八人次竟然为之“高兴”,占总人次的百分之六十五。
   
   医场变成了战场
   
   这份民调不言自明地展示出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有半数以上的民众对医生抱有敌意,那么,当这部分民众患病去求医时,就等于把自己的生家性命交给“潜在的敌人”处置,如此心理下他们怎能安心就医,又怎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最佳疗效?
   另一方面,被敌视的医护人员失去了安全感,纷纷敦促政府采取措施防范愈演愈烈的“医闹”。去年八月,广东东莞长安医院一名患者用菜刀砍死一名医生,砍伤一名员工。今年二月,东莞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医疗机构安全保卫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医院保卫室可适当配备短棍、长棍、催泪喷雾剂等带有攻击性的装备以及防刺背心等,以供危急情况下使用。……其中头盔、盾牌、防割手套、强光手电、对讲机等防护装备要求做到每一班的保卫人员不少于人手一件……”为此,有些医院出现了医生戴钢盔上班的嚇人景象,部分省市为了强化医院的治安管理,还聘请警察兼任医院副院长。
   有些医院干脆自己雇人组织“护院队”,采取以暴制暴的手段反制“医闹”。去年,上海仁济医院分院出现“医闹”, “护院队”的二十余名打手闯入病房,殴打“医闹”的“冤死者”家属。
   静心诊疗病人的医场成了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的战场,理应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医家和病家成了互相防备的敌手,号称承平盛世的和谐社会,竟然出现古今中外罕见的医患争战的“奇观”。
   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把医场变成了战场?
   
   公费医疗缺失是肇事祸首
   
   哈医大一院血案发生后,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此言一出就遭到网民斥责,不找出血案频发根由并加以解决,而是治标不治本地打压凶手,只会“火上浇油激化矛盾”。
   事实上,引发血案的最大祸首正是执行中共医疗卫生制度的卫生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GDP增加了二十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中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百分之一点三五,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百分之二至六,更低于发达国家的的百分之六至八。印度、越南、古巴等许多比中国穷的国家都实行了全民公费医疗,去年,中国政府却在人大上说: 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六千亿元,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而同年中国的三公支出( 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是九千亿。
   与三十年多前相比,中国医疗状况可以说不进反退,变化始于一九九零年代的“医疗产业化”。这项“改革”让城镇职工由全劳保(公费医疗)变成个人负担部分医疗费,而且比例逐年增加,如今自费比例约百分之三十。随着医药检查费用的日益昂贵,部分自费对老百姓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大多数人只得捂着钱袋子以防不测。
   农村的状况更加不堪。十年前,为改善农村的医疗条件,政府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医保制度,政府给予部分补贴,农民自己缴纳若干费用参保。然而,医保的范围是重病住院可报约一半的费用。贫困农民连小病都看不起,熬到大病,住院的半费对他们也是天文数字,根本无力支付,许多农民干脆不加入,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名无实。
   因此,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如故,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只占用医疗资源的百分之二十,而且绝大部分是自费。农民一旦患上癌症之类的重病,一次化疗就是一万块,再加巨额的手术费用,他们要么等死甚至自杀,要么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
   在此现状下,再遇上医生怠慢、误诊、滥施药物和检查、看红包办事,致使病情加重或丧命,愤怒的病人或家属极易生出杀气,种种惨剧就此发生。
   去年,安徽农民刘永华患心脏病,上海新华医院出诊医生为赚钱建议手术,刘家卖了四间临街房的地皮,再东借西借凑了二十四万来上海。不幸,手术失败,刘永华送了命,医患为此争议,儿子刘鹏拿刀捅伤医生,结果,家破父亡儿受刑。
   
   畸形的医疗收费是另一祸源
   
   受害的病人冲医生发泄怒气,而医院和医生也各有一番苦经。
   倒行逆施的“医疗产业化”一手增加百姓个人支付医疗费的比例,一手把原来国家包办的医院推向市场,使公立医院运行资金的90%从市场获取。医院为了创收,要求医生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用过量的药,而且每个科室都有创收指标,以至病人在同一家医院转科也要重复相同检查。其中“以药养医”最为人诟病。医、药分家是西方国家的通例,也是最简易可行的医疗改革,但议论了十几年非但迟迟不见推行,情况还在恶化。
   有一位过去同过事的医生,他人过中年,虽为上海市级医院医生,但基本工资只有三千多块,在高腾的物价下为维持高质量生活,老实本分的同事也加入了找外快行列。他直接从药贩子手上进药用于病人,从中提成拿回扣,这样每月的灰色收入可以比工资还多。如此一来,因病施药变成了因药施病,不恰当用药和增加副作用就难免了。
   当医院的工作中心是赚钱而不是治病救人时,医疗差错和事故隐患怎能不埋下?
   
   公正司法的阙如促发“医闹”
   
   过去,医学界有一句俗语“医院的隔壁是法院”。此话提醒医生,医疗工作“人命关天”,要慎之又慎。
   但医疗是一项高难度有风险的技术工作,医学再先进的国家,也无法完全避免大大小小的医疗事故。在法治健全的正常国家,一旦发生医疗纠纷,由医学专家分析鉴定事故性质:是医生玩忽职守人为造成;还是医疗水平欠缺无心过失;或是医疗技术和器戒的局限所难免,再由法院据此作出令人信服的公正判决,所以,不会出现“医闹”现象。
   而中国法院的腐败和混乱不亚于医院,有法不依唯权钱是瞻,又缺乏有公信力的鉴定事故的医学专家,在权钱操弄下,医疗同行相护,法院医院相护,弱势的事故受害者常常投告无门,或以败诉收场,极端者由此走上行凶杀人的危途。
   去年九月北京同仁医院的血案就是一例。
   京城小有名气的书法家王某,二零零六因咽喉肿瘤去同仁医院治疗,术后失去嗓音,没达到医生预告的结果。二零零八年,王某把主治的徐姓主任医生告上法院,三年不得下文,他为此得了忧郁症,就拿菜刀向徐姓主任连砍二十一刀,造成又一件轰动一时的惨案。
   法院的不作为,迫使许多医疗纠纷当事人循私力解决,直接去医院闹场,有的医院自知理亏,怕影响医院的声誉,就私下给予赔偿了结。如此,又可悲地出现了另类“医闹”,“受害”病家因不懂医学或想把付出的医疗费“诈取”回来,采取“无理取闹”的方式,甚至认为“小闹得小利,大闹得大利”,不少人还雇专人来闹,又生出三百六十行没有的“医闹”行当,每人闹一天可拿五十到一百块。
   毫无人性的时下中国,真是无奇不有,荒唐之极。
   
   医患争战两败俱伤
   
   写到这里,难以续笔,仅怜悯病家,似乎在认同“医闹”;只同情为增收所迫的医家,三十年前,医生的工资不比工人高多少,那时为什么没有如此多的医疗事故?
   这是中共医疗改革绘出的一幅污秽图画,是漠视百姓死活的医疗制度的一大溃疡,医家和病家在其中争战互残,整个社会的公德也随之磨灭。
   在正常国家最为人尊敬的医生,在中国竟然成了高危职业,近年已有一百多万医生转行,不少医疗骨干远走异国他乡,近八成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医学院已经招生不到一流学生。
   人们无不深深担忧,未来谁为中国人看病?  
   写完此稿,又闻噩耗。四月十三日早上,五十一岁的犯罪嫌疑人吕福克闯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耳鼻喉科行凶,持刀割伤医生邢志敏颈部静脉。当晚七点半,他又去北京航天总医院作案,用尖刀猛刺急诊科医生赵立众后颈。吕福克曾去上述两家医院看过鼻炎,此案可能涉及医患纠纷。凶手在逃,事件真相有待揭示。
   
   原载香港《争鸣》2012年5月号 刊载时署名郁申树
(2012/05/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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