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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复三二三事

赵复三二三事


香港 《苹果日报》2012-4-29


严家祺


    一九八七年,在胡耀邦倒台後,邓小平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当时,我在鲍彤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赵复三是社科院副院长。大概是一九八七年五、六月份,赵复三把我从鲍彤那里叫回社科院谈话,了解李怡主编的《九十年代》杂志上邱垂亮一篇文章的背景,题目是《与严家祺谈政治体制及政治改革》。邱垂亮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
   这篇文章是邱垂亮到北京时我们谈话记录。

   
   社科院新造了近二十层高楼,宽敞明亮,我与邱垂亮就在办公室谈话。第一次见到邱垂亮,与他谈话时,我小心翼翼,没有讲什么“多党制”、“三权分立”之类话,事後也没有感到谈话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谈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提名、选举、议事表决程序有问题”、谈到“国家权力的制衡”、“党的集体领导和政府首长责任制的关系”、谈到“党的命令不能对全国人民有约束力,只能对党员有约束力”。在谈到“人道主义”问题时说,“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不能讲谁高于谁,都同样是人类文化的宝贵成果”,并引用维克多•雨果的话说“人道主义高于革命”。没有想到,这些话,到胡耀邦倒台後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
   
   当时,“自由化分子”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外,邓力群还向邓小平上报了一个“十二名自由化分子”名单,有于光远、于浩成、王若水、吴祖光、吴明瑜、李洪林、孙长江、张显扬、张贤亮、苏绍智、管惟炎和我。
   
   后来才知道,我的“自由化言论”原来是从《九十年代》上摘下来的。
   赵复三向我了解《九十年代》文章的“背景”後,整理了一篇我的谈话记录稿。几天後,赵复三又找我,要我把前一次他与我谈话的记录稿看一下,是否记录有不准确、不妥当的地方,赵复三让我拿回家修改,修改後再“上报”社科院上级领导。在这次与赵复三谈话时,我直截了当向赵复三要房子。
   
   毛泽东、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是分配来的。我在社会科学院干面胡同宿舍住了十八年。我家与另一家同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很小的厨房和卫生间。如果两家人同时在厨房里做饭,就拥挤不堪。钱钟书与濮良沛两家,也是两家共住一个单元,因为拥挤和摩擦,经常发生争吵,而且打了起来。
   
   在一九八五年前后,社科院曾分给我离颐和园不远处四间房子,我嫌离社科院太远,没有要。我想,赵复三代表院部找我谈“自由化”问题,可能要倒霉,如果这时不要房子,今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鼓足勇气对赵副院长说,我在干面胡同两家住一个单元有十八年了,住得很难受。我当时也是“研究员”,按规定,可以分配到三至四间住房,要求社科院能解决我的住房问题。
   
   赵复三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找我的谈话记录稿,让我看和修改,就不容易了。因为一般上报的“材料”是不给“被整的人”看的。赵复三对我“网开一面”,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我提出要房子後不久,很快就分了一套社科院大楼後面的三大间新住房给我,离王府井只有十多分钟步行距离。这是《九十年代》文章换来的新住房。
   
   赵复三在“六四”前,还是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全国对台学术交流“主管”;“六四大屠杀”发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局在巴黎举行会议,停止了原定议程,专门讨论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赵复三作为中国代表,对暴力镇压表示“震惊”并悼念死难同胞,赵复三因为这几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之後不得不流亡法国。在流亡法国时,有人竟怀疑他有什么特殊“背景”。我多次为赵复三辩解,公开接受记者采访时为之辟谣。一个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公开反对“六四暴力镇压”的人,在西方世界还要受到怀疑,内心会多么难受。几经周折,赵复三后来来到了美国,先在大学教书,翻译出版了奥地利史學家希爾( Friedrich Heer)的《欧洲思想史》和冯友兰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简史》。后来,与耶鲁大学一位图书馆女馆长共结连理,这位女馆长也有一段逝去的婚姻,是赵复三在半个世纪前的初恋情人。
   
   现在赵复三伉俪都年事已高,每天在森林中散步,鹣鲽情深,幸福美满。夫人陳曉薔在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國大陸與趙復三認識,後來到了台灣,又到美國讀書。她比趙復三大概小七歲。他们住在耶鲁大学附近一栋独立楼房里,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花园里种满了郁金香、牡丹、玫瑰、菊花,一年四季鸟语花香。赵复三依然关注着中国,我从他的许多信件中,看到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站在“比较文明”的高度,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变化。与赵复三的联系,使我仍然感受到以往社科院的那种学术气氛。
   
   http://upload.peacehall.com/blog/temp2/201205051043581pptx
(2012/05/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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