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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四章3

   
   
   (206)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文化阶层正在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这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胡说八道可以取代的。


   
   新的文化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螺丝钉,而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们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经济活动,而是心理性的创造活动;他们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是彼岸的。他们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是他们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们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们的动能;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累,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一种挖苦。
   
   (207)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侈──只是下等人类处心积虑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这些下等人多有自命为“中产阶级”的,或被其他更贱的人视为“上流社会”的。但精神贵族却拒绝“与民争利”,否则,他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能量。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208)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此叫做“运动”:这种“治理”,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对于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依靠所谓“榜样的力量”施行“间接的统治”,这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而“舆论监督”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作用,就因为“独立的舆论”乃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影响力量。
   
   新的文化阶层,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能仅仅充当从“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新的文化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仰慕、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主干道路!
   
   “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告!
   
   (209)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沙陀、辽、金、蒙古、满清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所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化阶层的头上。
   
   新的文化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1、新的文化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其“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的生活。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临近死亡的消极状态。
   
   2、新的文化阶层到统治集团中间,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提升统治者的品质,并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3、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同情底层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的压榨所进行的自我保护。
   
   (210)
   
   新文化的创造者──革命者──天子,这是三位一体的。他需要三方面准备:意识形态、设施、策略。另外必须为建立新文化而奋斗。策略堪称为“王道”三部曲:议礼、制度、考文!
   
   (211)
   
   革命的势力若不终于放弃革命──则必定自取败亡。生活是如此强大,生活的法则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致于它被某些哲学家形容为“性恶”,形容为自私、庸俗、残酷。任何革命的冲动和革命的理念,充其量只能改变“性恶”的表现形式及其色彩与方向;却不可能取消性恶与生活的法则。例如,把一个和平的社会变成一个好战的集体,或把红色娘子军变成黄色娘子军、把靓丽的色彩注入灰色的空间……这些都很容易。因为这些改变丝毫没有违背“性恶与生活的法则”。但是,所谓理性若不向现实妥协屈服、同流合污,从而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物化了的东西,甚至沦为“性恶与生活的法则”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自身就会被现实生活无情地粉碎。
   
   (212)
   
   关键的问题在于认清自己的使命,认清任何使命就其本来意义而言都是具有强烈的时间性。没有永恒的使命;只有永恒的“生活法则”。刻舟求剑是理想,但却是“不对”的,因为那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作广阔的洞察和全面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于自己使命的伟大自觉。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既要“无所不用其极”,又要有强烈的分寸感和高度的戒备性。要预防自己干了“非份之事”、以致越出了自己的使命之轨,从而导致翻车覆舟的危险。
   
   如果需要的话,文化阶层应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作为自己使命的牺牲,而不是要别人来供养自己甚至为自己牺牲。这并不是百无聊赖的理想主义,而是避免堕入一个低级的交换。因为说到底,这些超级动物依然有其动物性,但他们不该让自己的动物性受到诱惑:他们的“使命”是“天性”的体现,而不是摇尾乞怜的表演。
   
   (213)
   
   “客观的使命”那只是宣传。使命首先发自某个心灵的深处,然后传遍四方;最后才成为一种“实在的即客观的东西”。至于“生命”,都是“天性”也即“使命”的附庸──这不是自我意识及高尚情操使然;而是自然存在、是性恶的生活法则。他的行为必然收取他的果实,不论这果实是什么。
   
   未来执掌中国命脉的大能者!请听听这些金言!因为它也暗示着你的命运。一方面,你是个不会间断毕业进程的革命者、学习者;另方面,你又要时刻准备将不合时宜的“革命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因为只有你能体察到宇宙的变化、进程的脉搏──并灵巧而坚定地伴随它跳着你的“骷髅舞”。其余的一切你都是不管不顾、充耳不闻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是古代的先知贡献在你座下的奇妙预言!你把《庄子》变成了先知书。
   
   大能者!愿你成为庄严的胜利者。愿你的仆从都习诵献给你的《胜利者的书》!那是一本新的《庄子》。我们应该以我们的良心──给这能者戴上象征的桂冠:胜利和荣耀、纯洁和道义!因为他不愧为政治的谋略、历史的主人。
   
   他的这种高级艺术,得之于那全方位的视野、无与伦比的透视、历史鉴别力、行为的判断力、高雅的决断力、近乎虚无的轮回、圆圈式的柔韧……
   
   (214)
   
   与其说支配历史的是某物的作用力──不如说支配历史的是某物的反作用力。虽然这种表述从语法上看略欠畅达,但事实毕竟是:反作用力“在历史中”与“在物理上”并不一样──它往往大于作用力。这就是“反动者”的价值所在。虽然还有许多反作用力激发不起来或没被激发起来,但那终于被激发起来的反作用力──将对历史施加格外强大的影响。
   
   在我们“世界之海”出现了这样一个杰出的能者:他施行他根本反对甚至厌恶的东西、他助长他切齿痛恨的势力──为的是“以速其败”。而且,不是在小处试练;而是要“瞒天过海”:稳稳地欺骗时人也巧妙地瞒过历史。因为他意欲操纵和揉捏的,恰恰是历史本身──时人不过是其垫底的材料而已。
   
   (215)
   
   社会变革的节奏,烙印在三种人身上;换言之,社会变革的节奏通过三种人的登场而被认识的。这就是:
   
   1、宣传家
   
   2、组织家
   
   3、战略家
   
   宣传家是煽动者,爱好表演的戏子。他的本能钱是身体的姿势、唇舌的灵巧、丰富感人的面部表情。
   
   组织家是工程师,喜欢对人进行机械组装。他的本钱是交际能力、记忆容量、热衷操作。
   
   战略家是下棋者,他以组织为器具,以宣传煽起的热情为动力,去从事历史的博奕。他的本钱是优越的判断力和对全局的了然。他的特征是对可能的目标,具有透彻的认识。
   
   宣传家的时代,变革浅而泛;组织家的时代,变革深而窄;战略家的时代,变革深而广。
   
   至于精神领袖的作用,既开其务,又成其物;周流而不息,贯穿在整个过程中。“目标是没有的,过程便是一切!”──这是不对的。事实上,“目标是有的──精神创造世界!”中国的圣人、希伯莱的先知、希腊的哲学家,皆此类也。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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