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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四章2


   (196)
   
   近代中国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一败涂地?因为,中国断了脊梁骨!中国的脊梁,就是它的“文化阶层”、古代的“士”;中国近代的灾难,就是由于“士”后来演变为成分复杂的“读书人”和功能衰退的官僚们,这些食禄者们“学而优则仕”,却没有能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作为军阀头目的皇帝陛下也不允许他们承担责任。结果社会陷入群龙无首的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共产党趁乱而起,虽然号称“专政峻法”,但终不脱乱党本色,既失政,又无法,只是加深了中国的危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完全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但共产党的本性又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必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所以,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他们就要拼死以赴地阻止中国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派组织”。现代的中国,因此具有典型的“外强中干”的双重性: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亿人民一条心”,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钩心斗角、各怀鬼胎,“消极抵抗”成了民间的第二本能──故,“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已是不可克服的社会并发症。
   

   中国的双重未来,酝酿着重大的危机!
   
   中国社会的混乱,靠什么来消除?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靠什么来平息?──新的文化阶层的崛起!
   
   (197)
   
   “提出问题的文化层”,是知识分子。
   
   “解决问题的文化层”,是政治家官僚。
   
   提出总是有针对性的,解决却难以圆满,因为再圆满的解决方案,也经不起时针的移动。生活中的刻舟求剑遭人耻笑,政治上的刻舟求剑却受人吹捧。
   
   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官僚之间,一定要有充分的谅解与合作,这样,社会才会有谅解与合作。如果这两部份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那社会也就滑向了破产与革命的边缘。
   
   (198)
   
   “反”需要这样一种力度:至少得和“正”一样强大(而从中国近代史不断升高的压力状态看,一样强大的内力,势将表现得更为强大)!只有这样,“反”才能成为合力的有效构成!
   
   一个新的综合的文化阶层,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读书人,甚至不是“名士”、“大儒”,而是先秦意义的“贵族”和从贵族派生出来的“士”!新的文化阶层,不仅是舞文弄墨者,不仅是技术专家,不仅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更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而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
   
   新的文化阶层,相当于欧洲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字;他们的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化的爱好”。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隐士,而是积极的社会干预者。也就是说,他们接近法国人而不是接近美国人。
   
   新的文化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于他们一身。文化阶层,堪称各种社会共同的一个中坚力量;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是靠着它的文化阶层,它才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一个社会固有的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造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朝有计划消灭文化阶层,不仅未能固其根本,反而速其死亡。
   
   (199)
   
   新文化复兴的基础是什么?是新文化阶层的兴起。是新精神贵族的重新确立。是新士大夫阶层地位的重建……这是一切文明的真正基础,这是一切文化的土壤。
   
   现代中国,乃至近代中国的各种凋弊,就是由于固有文化阶层的崩溃,而新文化阶层又未能确立,因此整个民族缺乏应付挑战、解决危机的能力──这与日本近现代史正成反照。
   
   中国已是一片荒漠,文化土壤遭到彻底破坏,反文明的共产党取代了文化阶层,在中国大力推行野蛮化运动。因此,若非在中国重新培植出一代文明沃土,一切重振中国的努力只能流于徒然。中国现代史可以为我的这一结论作出许多论证。
   
   新文化阶层的形态,决不等同于旧的中国文化阶层的简单复活;由于中国经历了野蛮化的“革命中断”,新文化阶层也不再可能通过“借尸还魂”的法术来施行。新文化阶层的建设只能从头做起,新的华卉不幸只能从现今的荒漠中生长起来。
   
   (200)
   
   我梦想一个遥远的未来:新文化阶层不以“文绉绉”的风度称许于世的,而是浸透着新野蛮主义的原始精神,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它是化育者。一切文化之衰,都是“自食其果”的报应──新文化阶层不食文化之果,而吃野蛮之餐。野蛮之餐将提供给这样一群怪物:他们“为而不有”──只是创造,决不享有,因为他们对“自食其果”的衰局,非常恐惧。他们牢记古人所说的“日新其德”──他们禁欲,不因信奉道学先生的教条,而因一个超欲的欲望:渴望不朽,渴望逃避“殊途同归”之衰……
   
   (201)
   
   “一切文化都是奴隶们创造”──我不知道哪里还有比这更能传神的胡说八道。此语的潜台词要从反面来看:若不压榨奴隶,就没有文明创造的空间;奴隶阶层一旦清除,文明就缺乏资源;奴役现象一旦减缓,文明就因失去动力而虚脱了……所以,新文明的创造者有必要重建一个奴隶阶层,一个“服务生阶级”──否则一切高等文化都是不能诞生更无法壮大的。一种文化越精深、越伟大越富于生命力,它所仰赖的奴役状况亦必越严酷、越广泛、越惨无人道。
   
   一种新的奴隶文化就要继欧洲文化的虚脱疲惫、惰怠、衰颓之后沛然兴起了。它的原则却是以一句模棱两可的古语来表述的:“中庸之道”。
   
   (202)
   
   东方人特别适宜做这种新文化的创建者,因为东方人是一种特别优秀的“政治动物”。东方人的服从性、耐受力,确实不同凡响,这样的品性,就为一个新文明体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那就是“奴隶基础”、“服务者阶级”。
   
   现代中国的混乱,一方面是由于文化阶层的崩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服务阶层(即“下等华人”、“苦力”、“劳动阶级”等)丧失了服务精神。至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实在够不上“文化阶层”的雅号。他们充其量只是一批翻译工具和未经消化的食客,而无精神上的创造性和社会上的影响力。
   
   中国的瓦解,第一步是文化阶层的丧失创造性精神及其本身的崩溃;进一步则是服务阶级的惰怠(这是最近三十年即“解放以后”的新发展)……可是,在这场大灾难、大悲剧之中,却酝酿着新的野蛮精神──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一线希望了……
   
   这就是希望!这就是曙光!──中国新文化阶层,决不等于现代人所谓的“知识分子”,将从新野蛮主义的冲天火焰中熊熊升起,回答中国两百年来的社会崩溃、文化毁灭的荒漠状况。真的,中国的崩溃所招致的巨额灾难已经是世界级别的了,它的收获也应该是同样的巨大才对:那就是一个新文化阶层的兴起,那就是一个新文明心的秘密酝酿,那就是新的文明创造者像天子一样冲天而起!
   
   (203)
   
   新的文化阶层应是世俗教养的最大敌人。唯其如此,他们才有可能在现代中国的混沌状态中开天辟地、恣意生生。大凡文化的创建者──都充满着原始的强劲精神,不论是讲学授徒、周游列国的孔子,还是运筹帷幄、东征西战、封建列国的文武周公……
   
   就目前中国的状况而言,可说是毫无希望之可言,但允许我说一句预言:野蛮精神这个中国的唯一希望:再加上中国的唯一遗产(强韧的传统)一旦披上了复古主义的外衣,就将化合成一座无物不载的、通往第三期中国文明、第三中国的巨型桥梁。
   
   (204)
   
   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覆汉廷的黄巾之乱?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十八路流寇”也烧不掉明朝的皇陵!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是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暴徒毛泽东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摆不脱的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预言家般的伟大英明”,而是由于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知识界”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散了架的知识分子……所以,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现代中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运动周期”。这样“国将不国”地运动连天,是为“史无前例的以乱治国”,这还被总结为“乱中取胜”的革命战略。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一切革命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秦、汉、明、清,都毁灭于这样的革命;在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覆灭,黄巢当然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他之前很久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满清毁于“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同治中兴”,那是因为,洪秀全(相当于毛泽东)的伪教“拜上帝会”(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了满清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中兴名臣”)的强烈反感,终告失败;而后者的主干,原非统治集团的核心。
   
   (205)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比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决不像毛泽东伪善的颠倒黑白:“与工农兵相结合”……这个关键的区别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
   
   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那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的文化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而是从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从那新文明、新文化阶层的摇篮中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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