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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三章7

   (171)
   
   关键的问题是,行为者如何对待历史因素:是逆来顺受地被历史因素奴役呢?还是处心积虑地摧毁及剔除历史因素呢?而我们要知道,后者是不可能成功的,因而是近乎自杀的行为!例如“破四旧”就是如此。破四旧容易,立四新很难。倒是“改编历史因素的排列顺序”比较实际:使原来次要的上升为主要的,使原来主要的下降为次要的;使原来具有甲种意义的,易化为具有乙种意义的;又使原来具有丁种意义的,易化为具有丙种意义的……这种以“重新排列顺序”为形式的易化,是来自《周易》的启示,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将一切阻碍生命力体现、阻碍新生活创造、阻碍新文化建立的历史因素,化为发扬生命力的、创造新生活的、建立新文化的历史因素。这就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谁改变了历史因素的排列顺序,他就等于创造了新的历史因素的组合。“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虽是真理,但也要明白:原来的东西虽然不是新的,但是经过新的排列,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功能:这个道理类似“字母与书本”的关系。新的作者,将用旧的字母创造新的作品,尽管外国的人看不出相同的字母可以组成不同的书,就像外行的人看不出“新的组合将改变以往一切历史因素的现在意义”……


   
   (172)
   
   一个创造者,就是“一个重新排列顺序的人”,就是“一个用旧的字母写出新书的人”:他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不但要重新构置序列,而且在这之前还要选择那些他所需要并能保证其成功的历史因素。
   
   这不仅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需要敏锐的眼力。一个不能超越自己环境及同代人的死死围困甚至包抄进攻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创造者。然而创造者必须突围,他必须成为创造者。
   
   一个创造者,他具有如此神奇的感觉,以致他不会被浩如烟海的历史因素所淹没,他能从中超脱出来,并以创造精神来支配、改组任何汪洋恣肆的对象!
   
   以佛学为例,创造者不会津津于它的细微末节,从而被其淹没,而空度一生。创造者会从自己需要的细微末节中,参悟出那个自己所需要的本质,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创造活动。
   
   这样看来,创造活动无非是重新构置序列的活动,用一种社会政治的语言来说,是“建立新秩序”的活动。“秩序”的精义是万古不变的,正如“创造”的精义是万古不变的一样。所不同的仅是,各种秩序与各种创造活动所借以形成的素材不同,所面对实施的对象略有不同而已。
   
   (173)
   
   万物的差异,在于构成它的序列不同。至于这种种不同的排列顺序所体现的“本质”,则无非基于人类的想象,包括幻觉与幻想。“事物的本质”充其量不过是“人类的需要”。因此也可以说,“序列就是本质”。
   
   (174)
   
   历史的变化、“易化”的本质,也是序列的变化。所以,创造者之体现了历史需要即在于:他所创造的序列是体现了历史的新序列之缩影,因而他成了天命的仆人。然而,有时他所参与的序列却是一个恶化的过程,他所体现的历史是一个堕落的缩影──这样,他还是天命的媒介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例如,从历史人物观察历史因素的日益沉淀就可以看出:徐偃王的灭、宋襄公的败,就说明了先秦文明的衰落。元首之沦丧,乱世之来临,乱世之末,“法西斯”即将兴乎?王莽与王安石虽同为“社会主义改革家”,但又都不够法西斯化,原因是他们不是趁乱而起的底层人物,而是身在高位的,这就妨碍了他们的改革活动深入基层。
   
   根据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即使没有辽金元等外族入侵,宋以后也会出现一个更加集权的统一帝国,虽然那会与野蛮化的朱明、禽兽服饰的满洲大不相同,因为朱明是建立在元蒙的废墟上的,而满清又是窃据朱明阉党的残汤剩饭的。
   
   (175)
   
   对“法西斯”、“无产阶级专政”这类乱世的暴政,不需要进行深入的哲学研究也能明白:这毕竟不是千年之计。这种东西只是处理乱世之急的一种紧急状态法,绝非长治久安之策。更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一种文化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统一帝国的出现就有所不同了,那是一个文明成熟的果子,而不同于法西斯、全面专政这种揠苗助长的早产儿。
   
   当然,我不会否认历史因素及“历史的报应”对法西斯专政(包括共产党专政)的所作所为起了“决定作用”,单靠恶意是无法犯下如此大规模的恶行的。但这毕竟是通过法西斯(包括共产党)他们自己的哲学而发挥作用的。现代的法西斯与全面专政者似乎缺乏足够的智力能够理解:得天下者,逆取而顺守而已。法西斯(包括共产党)使人类的政治智慧倒退了两千年。
   
   两千多年前,西汉初年的谋士陆贾就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以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就是说,你刘邦能在马上得天下,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打天下和治理天下是不同的,用武的方式打下天下,必须用文的方式来进行治理;文武并用,才是长久的办法。商汤、周武王采取“逆取而顺守”的方略,所以国祚长久;吴王、智伯、秦始皇,都是一味尚武,任刑不变,所以终于败亡。
   
   法西斯(包括共产党)像是吴王、智伯、秦始皇,始终不能放弃军事管制和全面专政,所以只能像吴王、智伯、秦始皇一样灭亡,无法像商汤、周武王以及后来的汉、唐那样,建立长治久安的文明。
   
   (176)
   
   任何一个革命政权,在其建立之初,无不实行极权政策甚至极端政策,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尤其在此前的“建立过程”中尤其血腥残暴。但是当它稳定之后即应施行“仁政”,即礼制的同化,而非法制的强权。这个残暴期最多十年至二十年,而绝非现代暴君的“千秋万代”或古代暴君的“垂之万世”。为什么第三中国需要汉朝与唐朝那样的“仁政”,而非秦朝与隋朝那样的暴政?因为只有仁政,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百年大计、千年之计,才是长治久安的保障。这种“以逆取而顺守之”的自我转变,是一切文明国家必不可缺的。不能完成这种“儒表法里”的自我转变的野蛮势力,一味尚刑、滥用武力,势必被他者(如汉、唐)取而代之。我称这一取代为“二次革命”。
   
   第三中国需要通过这样的二次革命,消除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余势力。
   
   (177)
   
   明清以来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尾大不掉的庞大帝国,便采取了一种贻害长久的错误方式──不是克服停滞,而是把停滞状态变成“理想”,给奴性以制度化。他们使用了整套扼杀独立精神的社会工程,这种僵化策略终于把现代中国推入了进退维谷、万劫不复的两难之境。这历史责任在谁?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统治的一时之利,竟然不惜让全民的种族退化!对于满清,这可以用异族的野心加以解释;但对于明室和现代的汉人政客,则如此简化的说辞并不能解释清楚问题之所在。
   
   于是我尝试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明清的一元化衰世,是从唐宋的多元化盛世发展过来的。但在社会公层面上,明清又是鉴于唐宋的散漫教训而推进高压政治的,其间当然还禀承了蒙古牧人对付野兽和家畜的奴化遗产。这个历史的枷锁何其沉重!而满清又通过八旗制度和满人监国,发展出中国历史上统御术最细密完善的一个朝代。但也正因为它的细密完善,反而变成了尾大不掉;因此在面对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新世界格局的挑战时,也就沦为一个最为低能的病夫和恐龙。
   
   (178)
   
   专制制度有利于“收割”,却不利于“生长”,一穷二白的现代中国,不能只要一元专制而不要多元发展!
   
   西洋正在沉沦,我们要起而创新!1970年代代议制度在世界范围的衰落以及寡头制度咄咄逼人的崛起;有限战争又重新流行起来;宗教的死灰复燃……这一切都强烈暗示着一个新机运的来临。新的机运也许不是关于“神”和“天命”的精神暗示;而是一些可怕的物质毁灭手段。这些手段的严峻性质,迫使人类不得不稍事收敛自己的欲望,过一种较为理智的生活。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再也无人来问津……马基雅维利是个历史家,但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说他是一个“不懂得历史命运为何物的历史学家”。他不明白:历史是周而复始的。他赞扬罗马共和制,却不懂得元首制度的必要性。他鼓吹无限战争,却不懂得有限战争的伟大价值。他嘲笑宗教道德,却不懂得宗教道德背面的威权和力量。总之,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正,不知反。现代历史的发展,虽然证实了马基雅维利的预见,但也暴露了他的弱点。因为理性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的萧瑟秋天已经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一针见血的韩非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
   
   我们和韩非及马基雅雅利不同了,他们是鼓吹专制,是因为他们生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晚期。我们却生在一个遭到毁灭的“毛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成品的洪荒时代,这个时代的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我们既然生在这个茹毛饮血的绝境,只有祈祷上帝开恩,如果神的恩典真的降下,绝境才会成为一个更生的时代。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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