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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七章3

   (391)
   
   上帝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这是发自一个还有得救希望的灵魂。深刻思虑的结果!上帝是什么?用我们的话来说,上帝就是天子背后的力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主宰。所以上帝离我们其实不远,甚至以人形潜居我们中间。就个人而言,能够亲自接触上帝的机会也许不多,但就历史的全体甚至仅就一个社会而言,能够得见圣颜的机会其实并不稀少罕见。
   
   当上帝的圣徒们在一股神秘力量的驱使下,凝聚一股足以扭转历史进程的势力,天子的圣诞就来到了。那时,一座空前规模的祭坛也就建立起来了。


   
   (392)
   
   在全地球算起来,中国居民在这种非道德状态中陷得最深。其结果,不但是信息系统的严重紊乱,以至于文化结构无法调节、社会秩序全部崩解、礼义廉耻一概堕落──而且连语言系统亦由于一系列社会地震而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中国人群,业已没有共同语言,只能分裂为孤立的门阀──这些门阀之间多是声息不通的。其病症是:流行的语言不但鄙俗,而且词不达意,足以酿成思维混乱。
   
   由于信息系统的紊乱和崩解,整个中国区域实际上陷于散沙状态,人人都游离于结构,显然疲弱不堪。这种分裂不是积极的竞争,而是消极的猜疑,社会没有向心力,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统一……
   
   我们时代的中国灾难,都可归结到信息系统的紊乱,“新闻封锁”、“谣言主导”,只是表面的一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上述病态还将扩散,把它对社会的解构活动发挥到极限,然后才会开始有所逆转。
   
   (393)
   
   当代中国的一切混乱及种种失调、件件灾难,虽然有极深刻的“社会重组”上的理由,然从近因来看,都是缺乏“社会反馈”即信息系统的崩坏所致。古人所惊叹的“礼崩乐坏”也可以从“信息系统的崩坏”这一角度得到更好地理解。
   
   要使一个社会保持和谐状态,就不仅要使它的信息系统运作良好、消除种种紊乱及混杂,且要使它富于生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这样的社会就能从不断来袭的混乱中脱拔出来,尽其潜能予以调节,从而在一片荒芜混乱中开出灿烂的文明。
   
   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这是多么痛苦的旅程!这是令人疲乏和厌倦的,而且我看见一片无望的苦海!然而,作为命运的奴隶,既生于此种命运之中,就不能不尽力抵抗,谁愿意不挣扎一下就屈服于宿命的魔影呢?
   
   (394)
   
   绝处逢生的中国人民必须重新学会──尊重权威。
   
   不是尊重“权威们”;不是尊重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大师”;不是尊重那些昼夜营作、孜孜营利的“名人”──而是尊重那唯一的大能者。
   
   “尊重权威”的前提是──把久已败坏、金玉其外的“权威们”、“首长们”、“阀阅们”扫荡殆尽。作为唯一大能者的必要条件,我们需要这个扫荡作为庄严而欢畅的祭典。这个唯一大能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法典、一股创新的精神,作为社会的精神向心力。
   
   人民生活的运行,依赖精神向心力所促成的绝对权威;相对的向心力,人民还不信赖。绝对的权威需要借助神化和巫术,这是无可奈何的生物局限,不论智者如何振振有辞地反对它。
   
   理解了这一点,中国革命就完成了它史诗般的历程:以破坏人治权威开始;以建立法治权威告终。
   
   (395)
   
   我们现代中国人,其实是活在“西方的没落”的阴影下、甚至活在“西方真理”的排泄物中,并在其刻毒的腐蚀下支离破碎着。欧洲的“文艺”比欧洲的“思想”更深刻地使我们灵魂分裂。我们丧失了屏障、迷失了自我,被一股无所不在的巨流推搡着、攘扰着、陷溺着。无论我们怎样反抗、怎样抵御,我们还是在其围堵之中。甚至我们的反抗、我们的抵御,也不可祛除地沾上了欧洲的、末世的色调……我们是“真的完蛋了”。
   
   不论怎样挣扎,我们都不能真正逃脱来自西方的致命吸引,更谈不上什么“解放”了。于是我知道了:中国民族的解放、中国文化的解放──完全有待于新人的兴起,虽然我们与此无缘了!
   
   (396)
   
   新人──将没有我们这样的痛苦,将没有我们这么疯狂的挣扎,他们将沉浸在新文化的阳光而不自觉其幸福。他们将把欧洲文化视作一件精巧有趣、玲珑透剔的玩物,对它只有好奇心与爱意,没有嫉妒心与敌意……因为他们不感到威胁、不感到致命的腐蚀、不感到精神的幻灭……只感到一种艺术气氛……
   
   但我们是感到了这一切的!岂止感到──简直是被它苦苦煎熬!所以对于欧洲的敌意,从我们心中不可缓解地升起。
   
   新人将活在一重艺术的天地之中,不像我们被没落的艺术所害,又在无望的生活中被掩埋……而且无人知晓!好在我们想到:“有人知晓甚至悲悼”又怎么样呢?那还不是一片终究的空虚吗?
   
   (397)
   
   自身苦痛的经历──使我坚信年轻人不应阅读诗歌与小说;而应研读心理与战略。尤其是那些命定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别人的主子的猛士们。至少,在读完诗与小说之后,应立即漱口,而绝不像梁武帝萧衍那样用诗来漱口,他说:“三日不读谢(朓)诗,便觉口臭。”
   
   下面就是两首我曾经喜欢过的谢朓诗: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广平听方藉,茂陵将见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 终隐南山雾。”
   
   (398)
   
   一定要有所排斥、一定要有所不顾、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愚味冥顽──创造的灵光才向你显现!
   
   曾经自命为艺术家的人──在真正的创造者面前会感到由衷的羞愧,他在创造者面前成为小人,成为不可救药者,自大的回忆带来揪心的痛悔。真正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成为“文化创造力的仆从”,特别是在我们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背景之下。为了伟大的希望而保留可爱的缺点吧,命运并没有规定说:缺点应该消灭!
   
   比如,使毛泽东僭称“伟大”的;不是他在1949年以前的“夺取政权的合理作为”;而是他在1949年以后“巩固政权的疯狂行为”。1949年之前他的“理智”──不过是一介精明的土寇与流贼而已。只有某些不了解中国的美国记者才会看得上他。但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他成为“替苏行道、改造中国”的刽子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成了“其无后乎的始作俑者”。虽然在许多事情上,他的残暴性还比不上秦始皇,但比隋炀帝却是大大赶超了。当然就迫害规模的人数来说,他可能倒是史无前例的,甚至超过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何况现代中国的人口比起秦代和隋代来,已有十倍之巨……杀人利器和“软刀子”颠倒黑白的宣传技术,也高妙许多、效率大增了……
   
   (399)
   
   不论毛的“替苏行道、改造中国”的活动,其积极价值到底如何──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有一种历史悲剧的价值。社会意义上的价值与历史意义上的价值,往往不同,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的。“社会价值”的寿命往往超不过一代人:三十年,至多一个甲子六十年;而“历史价值”则值得长久的怀念。因此难怪,这两种价值彼此在吞噬对方、竭力把对方从自己心目中抹掉。
   
   按照同样的原理,“舆论”与“天命”,在大多情况下也是这样誓不两立地对峙着。舆论总是力图抹杀天命的存在;而天命则要不断改变舆论,迫使人民的愿望向它靠拢投降、为它起伏效命。在历史过程中,有时舆论抑制了天命,有时天命驾驭着舆论。前者是繁荣的和平时代;后者则为混乱的革命和战争……支配前者的是习惯的欲望;鼓舞后者的往往是一种图腾的崇拜。这里无所谓优劣;只有“文明的大季节”而已。当时则行,过时则易──岂有它哉。
   
   所以有人说,毛泽东敢于玩弄舆论、践踏社会价值──这正是他的伟大与不同凡响之处。在这种意义上,“人民公敌”就是“伟人”的本质,欺负了别人,别人才会敬重你,这就叫做“征服”,也就是“政府”的本质所在。政府专门欺负生产者,向他们征税、要人、摊派劳工。毛说要“不破不立”,他破坏了一切,反而声名鹊起。至于说到毛曾统治过的大部分中国人的遭遇如何──那根本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人对于已经征服过的猎物,是不再会有多大兴趣的了。尤其就中国而言就更是如此了──这么一个历史漫长、兴衰无定、充满来去匆匆的野心家与争霸者的舞台,经常因为无原则、无价值、无标准的争权夺利而搞得精疲力竭、举国残破。
   
   (400)
   
   天子,文明的创造者。他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潮,他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心……我们在黑暗的边缘中心发出喘气,我们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我们的头上,升起了一道灵光。天上的权威,就像星光,一扫世纪的疲惫。创造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达到使历史震恐、令艺术失色的绝顶之境──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那都是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这样的天子永远不会落伍,也永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就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就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就是中庸之纪。他并不追求中庸,不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和“绵延既得利益的看门犬”──相反,中庸永远追寻着天子,哪里有天子,哪里就有中庸,因为天子就是天下之中。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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