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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七章1

   
   第七章《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世界统治》
   
   [1975年──1990年4月2日]
   


   
   (363)
   
   从世界史来观察,政治军事上的事业若不能在文化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则无长期建树。一切具有影响的政治军事事业,也就是所谓文治武功,都必在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甚至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影响。换言之,一种伟大的政治武功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及社会潮流在权力方面的表现。一种文治武功要是没有新的文化模式作其背景、为其陪衬,那将暗然失色、百无聊赖、平庸无奇!创造新的文化,因此必不可免成为生活的最终目的!创造新的生活,就是为新的文化创造基础!
   
   (364)
   
   随着中国的兴起:“太平洋文明”必定焕然一新。中国的复兴将导致苏联重心的东移:否则它将不能应付这一挑战。苏联重心的东移将促使美国重心的进一步西移:于是世界舞台将从大西洋移至太平洋。显然,这样一个“太平洋文明”决不会是和平的,它先天充满了静静的硝烟与冲天的血光……
   
   鉴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切不可过早露出锋芒。要之,太平洋文明的过早来临其实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并不见得真正有利。中国的要务在于:避免在羽毛丰满之前激发这一“文明”,以免过早过多地损耗了自己应该肩负的更为远大的世界责任。
   
   中国还需要某种更为深刻的“冬眠”,而不仅仅是文革时期的那种自我孤立,以便完成艰难的自我调整──一切过早过重的世界任务对中国都是不合时宜的:这一期限从现在算起:至少还得花上一百年。这百年的历史将是内部压力史。建设是作为战争的准备而兴起的;解放只不过是新迫害的先声。积极的内战与压抑从根本上说,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这是一个新民族的诞生所不可逃避的临产痛苦。
   
   (365)
   
   强大的压抑力量及其实施的迫害,损毁不了一个真正负有世界命运的坚强民族。压抑及迫害,会更为有效地除去坚强民族内在的杂质:使它变得更纯洁、更有耐力、更富于弹性也更加充沛扭转乾坤的精力。
   
   我所刻画的蓝图并不仅仅是幅悲惨的祭祀场景。须知:在这祭祀场景的帷幕之后,还闪烁着天命的灵光……为了取得这种殊荣,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更何况,这本就是无可逃避的宿命?
   
   (366)
   
   中国必须坚守自己的宿命。尽量不被腐朽的世界风潮所败坏。西风如果东渐成功,世界就太单调了。为了世界有一个可以持续的未来,让我们为中国保留一点多元化的净土吧。
   
   这不仅是个目标,而且还是一种战略。这种战略的终极目标是等待──特别等到中外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的时辰:用最后一击摧毁根基已经腐朽的欧洲文明,就像摧毁一座报废的大楼,以便为新的建筑扫清场地。这其实不是“破坏“,而是“动工”和“奠基”罢了。这也许是收尸入殓,因为在这以前许久,欧洲的享乐主义“文明”就已经让其社会寿终正寝了。
   
   为了保障这一战略的遂行,中国不惜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一切与外国的交往:都要有利于这一“清场”战略;而不可损害这个“最后一击”。一切国家的与私人的生活,都必须围绕这一轴心旋转。这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道理。
   
   (367)
   
   中国人,拿出传统的耐心来:扬己之长、去人之短……等待时机,发动一场“新文化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必勉强,那就老老实实接受别人的同化和改造。就像毛泽东时代接受“全盘苏化”那样卑躬屈膝。因为世界的统一势在必行,区别只在由谁主导。
   
   (368)
   
   社会的治理被古人简称之为“政治”。政,就是“正”,就是止于“一”之下,甚至可以理解为“止于天之下”(这里的“一”就成了苍穹),这就是“顺应天命”。“知止而后能定”(《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政”,就是确立那个“与天命对应的人间秩序”。政治是什么?就是这种人间天秩的体现,是自然律在人间的延伸,而不是违反自然律。良好的政治,决非消极地维持某些人的特殊权益,而是积极地符合自然、顺应天命的启示。
   
   可惜,现在的“政治”已经被大众庸俗化了,成了朋党之间争权夺利的代名词。这样的坏事也许无法消除,但对它所进行的“历史误解”却需要澄清一下。
   
   (369)
   
   对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的治理”!社会可能“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可能“有自由而无秩序”。显然,自由是建立在秩序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秩序,自由社会是比专制社会更为高级的社会。
   
   “社会的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决不等同于简单地维持警察秩序,否则那就十分低级。维持警察秩序,不仅低级,而且保守,甚至反动。
   
   社会要想得以治理,只有顺应天命;而且是主动地、创造性地顺应,这就是自由。社会要想得以治理,就不能被迫地、无可奈何地因袭,否则就会走向腐败与享乐主义。反过来看,凡是得到良好治理的社会,就必定是顺应了天命的社会。
   
   (370)
   
   好的政治,是科学的化育,是保护自然的;受命于天,然后又以天命临莅世界。在实践上,也正如在“礼制的天下统治”的一切其他方面一样,不但不要强迫人们遵循礼制,而且在相当长期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尽可能地限制人们进入礼制文化。物以稀为贵,社会择优制度及文明化育制度的实施,也要像限制狩猎与限制耕作一样,限制教养,不要滥用。滥用会导致早衰,持盈保泰是一个慎重的智慧。
   
   1、不论用法律、行政还是经济诱惑、社会压力、文化约束等手段,敦促群众为“礼制的复兴”与“文化的纯洁”这些高级的历史目标而约束自己的情欲,是很困难的,而且根本无此必要。高级的东西永远只能有少数人在使用,任何高级的东西一旦普及,就会劣质化。例如一度高级的大学教育现在相当劣质化,原因就在于此。
   
   2、人民生活一旦被导入礼制文化的范畴,必然会导致这一文化的鄙俗、僵硬;尽管从文明的进程来看,这也许是无法逃避的定数,但“普及”毕竟是“衰亡”的开始,所以绝无必要来加速普及。加速普及高雅的东西,就是加社会衰亡、就是加速黄金时代的结束。要知道,群众迟早都会挤入礼制文化的圈子,并使整个礼制为之崩解的。
   
   3、从策略上看,强迫人们向善即使表面看来是“自觉自愿”,也远远不及“同化”来得效果持久。“同化”导致的“普及”虽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并将导致礼制的鄙俗化及僵硬化,但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强迫推行的效果来得稳定,并能通过持久影响而渗入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所以使人民“向化”是最紧要的。而倾心向化的杠杆原理就是“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的“榜样的力量”。
   
   (371)
   
   人民是文明过程的“草”,君子是文明过程的“风”──文明的创造意志则体现了“天命与易化的节奏感”。天子应成为君子的楷模,而人民也就在倾慕上层人物的风气中,自然而然地感化到了礼制的文明中,并被化育给成全了……天子及辅佐他的君子,作为礼制的中坚,通过永不间歇的“日新其德”,进取不息。这种努力如果有一天微弱了,以致其动力也消耗殆尽了,那一天也就是人民群众进入礼制的一天,也就是礼制的黄昏……自强不息的日新其德,被大众的习俗给取代了。
   
   (372)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贫血的时代。这是第三中国的史前黑暗。但有一天,精神创造者会从中国文化的废墟里昂然步出,天才大师把中国文化的沙漠变成了超越欧洲的景观。──会有的!会有的!尽管我们是看不见了。
   
   个人不可能真正超越他的时代。没有一定的养份即使仙人掌也无法存活、难以生长。问题的关键谁也超越不了,那就是:环境与品种。
   
   为了新的环境:塑造新的品种!为了新的品种:开创新的环境!──这就是历史的“适应过程”。
   
   我们时代的悲剧性在于:既没有“良好的环境”更没有“良好的品种”。什么也没有,没有。但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性所在──它提供了一种“继绝世”的可能性……而未来的“好时代”,百无聊赖的人们却不再拥有如此“空间”了!
   
   (1982年2月15日)
   
   (373)
   
   “中国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接近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原文化状态,再以此状态注入混乱的现代生活。
   
   (374)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还是“自由地坚持特权阶级的顽固化”?
   
   “理论上的矛盾”,乃是一种“自限性”。
   
   (375)
   
   桓温大将军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主席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
   
   他们都共同致力于揭示理论的这一前提:总是有人被骗,总是有人独裁,所以从宏观来看,谁被骗谁骗人,谁独裁谁受独裁,都是一样的。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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