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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信耶稣的国民: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
·第五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六章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第七章基督教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安全吗?
·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三个重大挑战
·第九章儒家和基督教为什么争战
·第十章怎样看待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扩张?
·十一章“中国梦”运动中的中国基督教乱象
·十二章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十三章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
·十四章在基督教锡安主义阴影下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十五章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抬头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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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六章4

   (336)
   
   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对于一个农业民族,真是多余的赘物!个体工商业的兴起发展之所以需要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因为不这样则将导致个体工商业的窒息。此即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在近代于地中海──大西洋一角发展之原因。然而从历史上视之,则此种个人自由与政治还是民主鲜矣暂矣。可知此种制度与风气难以持久,但亦非从此逝去不复出现,而是渐与各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合流,并施其强大影响于未来之世界秩序!在合流过程中,如果工商业的发展脱离了个人本位,那并不会形成社会公益,相反会造成官僚垄断。这是由人的“罪性”决定的,而“对于人的罪性的发现”,正是在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古代地中海区域首先完成的。
   
   (337)


   
   中国不能为了人口压力而使民族积弱不振,不能因为粮食问题而牵制工业的发展,不能为了控制人数而降低人的素质,不能因为满足肉体而毁灭民族的灵魂。
   
   中国的财富,并不在于它的人口,而在于它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如何突破所谓限制性的因素,恢复历史上的创造能力。
   
   中国的财富,也不在于它的土地和资源;更不在于它的生产力量,相反,
   这是它的落后之处,是它的耻辱。
   
   中国的财富,在于它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同时,中国的战略地位也是得天独厚的,尤其在美洲的发现以后,中国确实“居天下之中”了,在海洋时代也不致于“两面受敌”。
   
   这一左右逢源的地缘环境,告诫我们不可舍本而逐末。世界未来的势运,多少系于这一格局的后坐力。
   
   (338)
   
   中国现有一个错误政策: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开恳许多沙石草地、山坡河滩,结果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产生的农牧业效果却极为有限。这样不仅不能“解决人口问题”,而且事倍功半。
   
   对中国畜牧业的展望,也是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展望:中国的人口压力相当大,不可能拥有澳大利亚、阿根廷那样的牧场。而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即使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这些边区,中国也只能发展“半天然的畜牧业”,而难以自然放牧。
   
   (339)
   
   对于真正的君子而言,外在的纪律约束还是不够的,严酷的自我训练也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纪律及训练都是用来控制身体的外在物质手段。真正的君子所需要的是道德的自律及道德的修养,需要超越于道德和礼俗的自觉、自信、自律。而这相当困难,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那怎么办呢?只有寻求宗教的力量,用超验的信条进行催眠。
   
   如果有了这种可能性,则不难投射到外,焕发为纪律(外在的自律)和训练(外在的修养),从而进一步成其卓绝的人格及柔韧的的适应能力。从这种意义而言,做一个“君子”比作一个“超人”更艰难。但是,培育君子的“中国公民化运动”却是建立中国法治国家的必要阶段。在这种意义上,缺乏必要的宗教基础,法治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公民化运动,要逐步推广,把全体中国居民,变成合格的中华公民。其方式类似于历史上的罗马公民化运动:通过一套量化的指标,对合格的、可以吸收为罗马公民的外省(原来的外国)居民,逐个的或是逐个家族的,授予罗马公民权、化为罗马公民。
   
   其标准为:
   
   1、对国家的贡献,而不是对政权、党派或是家族的效忠。
   
   2、受教育程度。在现代条件下,这首先体现为掌握标准国语,否则其他一切免谈。而现代中国,“国家公务员”甚至“高级官员”竟然说不好或是故意不说国语,这个国耻肯定要加以消灭。
   
   3、保证不对社会构成财政负担或贪污压力的自立经济能力。
   
   4、公益心和良好的社会行为,“公共道德”就是”公益心”,是现在的中国人最缺少的品质,但它却是现代国家的基础。
   
   (340)
   
   普鲁士精神(后来发展为国家主义)与儒家教化有一根本差异,即前者注重全民训练,而后者注重阶层教化;前者注重武功(军事征服),而后者注重文治(风俗同化)。前者很像现代化的亚述与斯巴达,与儒教和社会主义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当然,如此立论并不排除德国政治思想曾受过儒家思想的感化、影响,后来又在欧洲率先时兴了社会主义,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是“国家社会主义”。
   
   普鲁士精神与儒家教化这两种东西本质上有某种深刻的差异,难以逾越。简言之,前者是进取的、强盗式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好像无畏敌手的军人;而后者则是守成的、礼仪式的、老谋深算病态的,好像敬畏天命的君子……但是这两者还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古人云,“天下逆取而顺守之”。取天下者,需要普鲁士精神,守天下者,需要儒家教化。而单纯的普鲁士精神在中国被称为“霸道”;人惟有“王道”这种儒家教化的理想,才能催眠中国。一切催眠,要想取得现实的物质,须以“霸道”为后盾,此谓“礼表法里”乎。
   
   普鲁士人,以中国式的王道作为其霸道的装饰品,结果形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但“王道”并不等于“开明专制”。王道,既不开明,也不专制,而是间接统治。这样的“王道”比“开明”更加远离专制,因为它不是取决于态度,而是取决于制度。这样的王道,不是仁义道德的修饰,而是行政制度的原则。这个制度就是“统治权的分离”。即使做不到“司法审判权与政治统治权两权分立”,也要做到“统权与治权权的两权分立”。
   
   (341)
   
   一切人间奇迹,均于平凡中创出,军事奇迹亦然,军事天才之所以能克敌制胜,不在于他拥有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在于他能在危险中求得安全,在失败中夺取成功,故历史上决无“不可战胜的统帅”,尤其不存在军事上的常胜将军,只有不惧失败的天才,他与那些“一遭失败即成懦夫”的将军之天才。天才的“天”在于其天赋命运,其“才”在于能够回避失败,敢于以身试法,以最后力量拚搏最后成功。伟大的天才,自有伟大的命运,此为万世通典。
   
   (342)
   
   儒家的规范比“学说”更重要,这实际上是用以约束“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而不是相反。即,并非儒家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看来,中国文明要在“整体上复兴”,还是离不开儒学的“复兴”甚至儒教的“教化大众”。此语出自吾口非同小可,因为我个人向来不喜欢儒家的规矩──但作为一个“精神的载体”,我个人必须说出自己并不喜欢的“真理”,尽管这个真理只是“我的真实想法”的意思。
   
   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倭人比华人的优点,几乎全是“儒家之教”。所以,日本并不需要弘扬儒教。日本人自己认为,那并不是“日本人学习了儒教”,而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是那样。但是我却看到,中国人失去了儒教,才变成了现在这样的野蛮。
   
   (343)
   
   行为场所的永恒转移已使一切有关“胜利”的说法,统统归之神话,统统归于子虚乌有了。历史力量的汇演,使得一切胜利都是不可长葆的,而在它所保持的那暂短的时刻,只不过是“从一个行为场所转向另一个行为场所”的历史瞬间而已。一旦此种转移完成,胜利之果也就易手了,甚至不复存在了。此刻,一场新的汇演即一场新的“争取时间的斗争”,即将全面展开。顺行天意的创造者就是天子,他面对这永恒的转移和汇演的变易,持何态度呢?
   
   天子,洞悉历史力量的无穷易化。天子不会存有任何关于“最后胜利”的梦想。天子知道,他永远是孤独的。无论他取得怎样辉煌的世俗胜利,无论他怎样彻底地击溃了以往一切敌人,无论他如何顺利地达到了希冀的目的地,他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幻影,都是瞬息即逝的。心满意足的状态,本是反天命的势力用来迷惑他、牢笼他的一些阴谋,目的是使他失去抵抗的力量,放弃奉天承运的使命。更何况,天子本来就是毫无止境的呢?
   
   (344)
   
   天子来,要重建天下的权威感。他在新的基地上,以新的精神来创造新的权威。新的名号也许能够卷来新的扩张力量,但其基础可能不稳。惟有古老名号促成新的暴风漩涡,可以形成超级权力。他一扫二十世纪的嬉皮,二十一世纪的多动特征,也要伴随英雄的毁灭一同远去。明朗中充满了悲惨的事件,快活中渗透了死亡的黑水──在你的光天化日之下,潜伏着多少生命的暗礁!然而在这风云惨淡、人欲横流的时分我断言:历史的潮流是终会转向的!一扇门关了,一扇门又开了。英雄的毁灭因此也是英雄诞生的契机。
   
   (1982年10月3日)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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