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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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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六章3

   
   (328)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白鞑子,黑鞑子,红鞑子。
   
   政治中华,文化中华,地理中华。
   
   ──你说联邦好不是邦联好?
   
   ──我看还是“刘邦”好。当然这个“刘邦”不是那个市井无赖,而是立宪君主──是两个中国都可以接受的、第三中国的最高象征。这可以按照我的一贯思路,从“最后的贵族世家”──孔子后裔的衍生公家族里,遴选出来。
   
   (329)
   
   人们抨击君主政治“专制”,却不知即使专制君主也并不“极权”。那么,什么是极权呢?只有动员群众、政教合一的僭主政治,才是极权主义的。
   传统王朝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更何况,专制君主制度只是一种最坏的君主制度,而如果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那么这也是一种现代民主制度。但是,全面专政的僭主政治却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而且无法转型为现代民主。
   
   例如中国古代王朝大多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要求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也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臣之道也。”意思隐含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除了野蛮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中原王朝大多比较开明,君权受到士人的制约,蒙古化的明朝初年只是例外。
   
   (330)
   
   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独立意识。
   
   只有在野蛮民族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的压抑,而野蛮民族出身的秦始皇甚至把六经付之一炬。但起码在两汉时代,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还是对君王拥有相当程度的制约能力。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的竞赛”,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要知道,制约也是一种维护,正如刹车就是护车,没有刹车必定车毁人亡。同样的道理,不对君权或其他形式的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必定导致王朝颠覆。
   
   (331)
   
   凡是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反而会对君主政治保有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的时代都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如此。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文革时代并不是君主专权的时代,而是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这个“无道”时代的特点也是“无主”。甚至毛泽东也不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反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如果他能像哪怕是最坏的皇帝那样做事,哪怕像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毛的僭主革命、“改造中国”也不会那样毫无章法、卑鄙下流、残酷无情。
   
   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毛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好破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阶级斗争能够横行、禽兽行为泛滥。三纲五常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以什么“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的人民死亡。一亿多条人命,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消灭掉了。
   
   (332)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而明清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
   
   我认为,钱穆的上述论说虽然出于普及宣传的需要有些简化了,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尽管他把“秦统一”说成是“民族国家”恰恰把事情说反了,体现了他并未理解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不过他对历史掌故还是相当熟悉的,所以他看到了两汉具有“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当然当他把隋唐也包括在这里面的时候,就又犯错误了,因为隋和唐的前期,主要是贵族政治的而非平民政治的,和西周比较相似,只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势成,唐朝才逐渐向平民社会过渡,仿佛走上了东周的道路。甚至其间的转折也是由于一个著名的女人──祸水导致的:在西周是“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失天下”的褒姒,在盛唐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玉环。然后才过渡到五代和南北宋那种类似战国的局面。凡是种种,都是钱穆所无法理解的,我们也不苛责于他。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有些具体分析还是比较中肯的。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333)
   
   1989年五十天民主(这是我对八九民运的概括)的失败,正如九十年多前的百日维新一样,是必然的、前提决定的,并非偶合的、操作失误的。对此中国国情,用欧洲式的民主运动,例如攻占巴士底狱、1848年革命、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等模式,均无以解之,只有诉诸中国式的“党锢之祸”,方能得到近似的比况。
   
   党锢之祸的起源,是从统治阶级内部最后一次调整社会结构的努力,党锢之祸的爆发,证明统治秩序已陷入难以回避的天命移易──革命!历史上每次党锢之祸,都继之以摧枯拉朽的暴民起义,导致社会结构的总崩溃。受治而非自治的子民,纷纷游离那个庞大的军营。党锢之祸中的头等角色,也难以在下轮革命中扮演头等人物,因为这两个运动的性质如此歧异,以致难以互通。
   
   就中国社会而言,一个步入末路的政权之不能复兴,正如一位朽翁之不能返老还童,即如“同治中兴”这类雌体老佛爷乱搞出来的罕见丑剧,最后不过是推迟了中国的现代化几十年,并使地方割据、国家分裂主宰了此后两百年的中国社会。而同治中兴的可能,还基于党锢之祸这一课的阙如,使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一时还不致于导向社会结构的崩溃。缺乏党锢之祸这一课,过了三十多年经过甲午战败,才被公车上书、康梁变法给补上了。
   
   (334)
   
   中国的臣民们不喜欢造反。即使活不下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也总是跪着祈求新的领袖。因为中国的哲学相信圣人而不相信原罪,中国的宗教崇拜活人而不相信圣灵。
   
   这样一群目光短浅的中国人民,只有看到了新王朝的气象时,才会以王朝更迭的信念开始支持造反,而结果呢?这实际上并不会导致欧洲意义的“革命”,而只能导致中国意义的朝代更迭、治乱相循。
   
   (335)
   
   为了让中国迅速走向现代文明,在第三中国的公民社会里,公民权似乎不该是天生的,卢梭的陈词滥调应当还俗:公民权利,应是通过努力争得的一项权利,就像考试及格一样。如果给予每一个人以公民权而不问其人之优劣,则必将导致世风日下、竞相逐臭、道德沦丧。群众永远也不会获得控制自己的能力,他们只会听命于在上者的榜样。所谓“效法”、“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这个道理。例如,毛泽东道德败坏、人品卑劣,所以他号召的“斗私批修”就成为反面材料。
   
   同样,个人的自由权也是需要前提的,无论如何个人的自由总不能越出礼的范围,也就是不能侵害他人权利,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损人利己、为非作歹、“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礼仪、礼制、礼的精神应成为一个健全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个人利益至上的自由行动的权利也应该控制在整个范围以内。
   
   人的生命是“缘罪而生”的,一任人欲纵横那就会引起人欲之间的致命对撞,社会车祸将天天发生。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就不得不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出发,去审视一切,推进向善的运动;而不是从人的动物欲望出发去大谈什么天生的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名义下的许多行为,看似不违法律,实际上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终将破坏礼制也破坏法律。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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