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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三章5


   
   
   
   (151)

   
   “历史”的价值在于“今天”;“今天”的价值存乎“未来”──这才是正的,而不该是反过来让“光荣的传统”成为人的囚笼、堕落为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因为说穿了,不论“传统”还是那些值得留恋的陈迹──都是“伟大光辉的皮相”。伟大是伟大,光辉是光辉,动人心弦是动人心弦,富于长久的魅力是富于长久的魅力──但仍然是皮相而非精魂,是现象而非本体。
   
   这些现象是如此丰富;如此夺人心目;这些现象是如此复杂、如此难于缕清;但现象毕竟是现象,而非本体。现象不值得迷恋;本体才值得追求。如若现象与本体一致──我则一举而两得;如若二者根本相背──我则弃现象而求本体!
   
   那么,本体是什么?本体就是健康的生命,本体就是健全的生活。文化的本体论,就是为了健康的生命、健全的生活,而创造新的文化;而不是为了一种腐朽的现象例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种种诡辩的体系,而牺牲人民、牺牲健康的生命、牺牲健全的生活。
   
   (152)
   
   不同的世界生出不同的思想方式。
   
   古典西欧的思维方式(尤以巴罗克时代为然)是数理演绎式的;其论证方法属于几何型的。其佼佼者如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以及半个巴斯卡。
   
   而古典东方的思维方式(尤以先秦诸子或宋明诸子为然)则为感悟跳跃式的;其论证方法属于寓言式的,含有怀疑的生活智慧。其特出者如庄子、孟子和集大成的韩非子。
   
   西方和东方,并不属于一个世界,无法用同把标尺衡量它们、评陟优劣。
   
   (1982年3月4日)
   
   (153)
   
   “中华”,不应退化为一个国家概念,而应还原为一个文明概念!
   
   一个作为“文明实体”的中华,而不是作为“国家政权”的中华,方能展示未来一轮“世界文明”的要素,而不仅仅是古典意义的“世界帝国”的雏形。
   
   中华,不应沦为“某类餐馆”的别名,而应还原为一种“精神范畴”,否则,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残缺不全的,是只有动物功能而没有文明功能的。
   
   一个作为文明元素而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华、一个拥戴符号胜过拥戴粉脂的中华,也许更能济世除弊。
   
   因此我们述说“三个中华论”:
   
   “政治中华”是现有版图,“文化中华”是汉字文化圈,“地理中华”是喜马拉雅山和唐古拉昆仑山直到美洲的全部黄种人土地。
   
   政治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恢复汉人统治;文化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弘扬汉字文明;地理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则是重建支离破碎的黄种人家园,整合吸收白鞑子和黑鞑子。因此也可以说太平洋是大中国海,正如南海是“小中国海”。
   
   就我上面的论述而言,误解者们夸夸其谈的“中国文化”其实只是无力的文化。它吹捧无力的病态为至善至美,它把文明理解为忍让,把智慧理解为圆滑,把好理解为伪善,把道德理解为合群,把政治理解为权术,把生活理解为应酬与周旋,把“混的好”当作成功的标志……
   
   这正与欧洲人的海盗精神相反。现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化了的欧洲精神。而现代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力的崇拜。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只是变相的力的崇拜。它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浮士德的故事,实际上一篇关于“意志的胜利”的寓言。这意志的化身就是浮士德博士:他野心勃勃,想穷尽天下之妙但终因精疲力竭而死去。于是,人欲升华到神力那里去了。但归根结底这还是体现了“力的崇拜”。
   
   中国要想积极进入现代生活,而不是迄今为止的被动卷入、被迫拖进现代生活,必须放弃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必须拒绝帝国时代而拥抱王国时代,必须放弃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对帝国统治者的弱民政策来说,人民的无力状态也许再好不过。但对于一个即将争衡世界的新文明及其新民族来说,“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太危险了!“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会使新的天地,夭折在荒凉的摇篮中……
   
   (154)
   
   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十大分期:
   
   经学开辟时代:孔子删六经──孔子殁世
   经学流传时代:儒八股派──宋六艺──前汉武
   经学昌明时代:汉武尊儒──昭宣之世
   经学极盛时代:元、成之世──桓灵之世
   经学中衰时代:魏晋──十六国
   经学分立时代:北魏、南北朝之世
   经学统一时代:隋统一
   经学变古时代:唐──宋初(王安石)
   经学积衰时代:宋神宗──明末
   经学复盛时代:清
   
   皮锡瑞持有今文经学家之见,故不尽为我所接受。其最为显著一例,是在他所列“积衰”的时代内,竟包有王安石、北宋五子以及朱熹等著名经学家在内。
   
   我认为,应将此“积衰时代”一劈为三,断自朱熹:
   
   1、王安石──朱熹为创造期;
   
   2、朱熹──王阳明为官学鼎盛期;
   
   3、王阳明──明末为崩溃期。
   
   皮锡瑞的所谓“经学复盛时代”,其实只是考据盛行的满洲人统治时期。这种训诂小学如果也算经学的话,那么我就要说“经学非经”了。相比之下,还是经学的“变古”(唐──宋初)与“积衰”比较可爱一些。令人不解的是,清朝的辫奴,竟要把乾嘉训诂小学说成是“汉学”,其实汉儒尤其是今文学派是最能胡说八道地自由发挥的,和清朝的辫奴在满人的胯下谨小慎微的奴隶状态,全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如果按我以上的理解,来观察经学的盛衰,有两点务须注意:
   
   1、满人的异族压迫导致清朝“经学复盛”;这其实只是研究、整理国故,全然没有创造性可言。亡国奴除了整理国故,还能做什么呢。
   
   2、我们因此勿忘:清朝卵翼下的“经学”不同于汉朝的“普遍信仰”。毕竟清朝的经学除了官学地位外,还是带有学术考据性质的。
   
   (155)
   
   皮锡瑞的观点,其实和南宋的奸相秦桧颇有几分相似。秦桧当政时期,富于思想的道学就被斥为“狂言乱语,淫说鄙论”,而道学家们亦因此纷纷落职。而朱熹其实是主张兼容并蓄的,他一方面是佛教特别是禅宗、华严宗和道教精神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又是二程儒家经学的集大成者。南宋屡禁道学,不仅是为了把道学家集团从政权中驱逐出去,虽然道学的反对者们无法提出与道学相对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显然不愿意看到道学的独盛。而道学的独盛到了明清,就成了道学的独尊。所以《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才会说:“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以法矣!”
   
   这也是因为,宋代毕竟还是一个自由思考的时代,还没有落入元明清的大一统死局。
   
   (156)
   
   佛教,在一个绝望的即“无希望无追求而又令人不满”的时代,可以说是天生宠儿,但在一个革命时代,佛教精神却是赘物。难怪佛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日益衰败,倒是战斗性较强的基督教,日益昌盛。
   
   革命时代不是得过且过的时代,而是以重大斗争与现实牺牲来“换取新生”的时代。况且从积极意义去理解佛教,其奥秘也在于克服历史因素(所谓“业报”以及“孽债”)的累积,并切断一切陈腐的因果链。从这个意义去理解佛教:神就是某一超人最高的精神状态,是理性的灵感,或称“慈悲的爱”。小乘佛教是自救,大乘佛教则救世,热爱生命、身体力行,似乎已经背离了佛教的宗旨。佛光普照的结果,就是佛光的变质。佛光完成其外在同化的时候,自己的内在仁慈却丧失了。顾此失彼,人类终于无法臻于至善,无法达到“成佛”或是“神化”的崇高意境。
   
   (157)
   
   湿婆天就是“阳”的形象化。湿婆天无处不在,无所不预,乃是一种普遍的阳。他生殖、他毁灭、他创造、他破坏、他善、他恶……这种论调与生物学的原则和现实,并不矛盾。
   
   (1976年12月27日)
   
   (158)
   
   酝酿新信仰的时代,是文化鼎盛的时代。但是新信仰一经确立,文化就会渐息。新信仰的建立与文化的衰落,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用我的话来说:世衰而后百家竞起,百家息而治世复得。韩愈《读墨子》换了一个角度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至于问“普遍信仰与文化昌盛之间何以呈现兴衰消长的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此起彼伏的盛况?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我们迄今未曾知道的某种秘密;如果容我推断,我想说这种秘密并非容易描述,更非很快就能确认的──但多少有些类似“道德与艺术的冲突”。
   
   如果允许我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出浅显的原因,则我认为社会历史就像个人生命一样,既有活动期,也有休息期。活动期被人称为“盛”,休息期则被称为“衰”──从文明史的角度言,文化创造期为“活动”、为“盛”,普遍信仰期为“休息”、为“衰”……政治上的盛衰与文化上的盛衰虽然总是先后出现的,但往往不是同时出现的──它们彼此之间也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设想文化的衰落是由于政治及社会的动乱导致的,那是本末倒置的想法。这里没有因果关系,举一个例子,中华民国政治分裂、社会动乱、外敌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统一、社会高压、入侵外国,但是后者的文化比前者远为衰落、凋敝,而且进入了黑暗时代。
   
   政治上的盛衰也是一种“活动与休息的间奏”,尽管那与文化的盛衰并无因果关系。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永葆青春,因此永不可能。相反,我认为“活动与休息的间奏”这种“历史的报应”却是丝毫不爽地应验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之中:正如一个人在白天活动得愈厉害、创造行为愈辉煌灿烂;那么他在夜晚的沉睡也愈是丧尽知觉、心如死灰──否则他就无法长期平衡自己的身心。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活动集团,它在“盛世”所消耗的能量愈是巨大无匹,则在接下来的“衰世”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就愈是软弱无力……看看蒙古人的例子就知道了:由于他们过去比阿拉伯人更疯狂,所以他们现在比阿拉伯人更无能。所以,就“全体”而言,并无“盛衰”的问题,甚至也没有盛衰的“现象”。所谓盛衰,不过是“力量的分布状态”罢了。
   
   一般说来,长期的受压抑势力,一旦突破了压抑势力的牢笼,就将突出为政治上“盛”者;而长期以来的压抑势力,则随着不断地自我消耗,而日趋“衰落”。一切统治或控制,都需要维持自己的压力,都不得不消耗自己以前受压抑时期所积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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