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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六章1

   
   
   [1982年3月6日──1991年10月]
   
   (314)


   
   我们文化中的多动症倾向:
   
   这几年思想界的变化幅度之大,为“五四”以来所仅见。而另一方面,文化界尤其是艺术界的变化幅度,或许还远远超出了理论所能认可的范围。艺术常常作为感性的大胆前锋,有时甚至是放肆的。那些被理论家和社会习俗牢牢固守着的阵地──“艺术先行于理论”的这一特点,早在1980年代“伤痕文学”的时代就开始了。也正是由于艺术的这种社会前锋作用,这些年来的艺术也就成了我们社会思想的晴雨表、成了许多艺术门外汉股掌上的玩物……。仿佛与此互为表里似的,社会的艺术趣味和文化兴奋点在狂烈地替换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小说热,以至诗歌热,确实曾经维持了几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热闹时代。不过说白了,纯文学从来就没有在现代中国扎过根,而且似乎连纯文学是什么,也大有启蒙的必要──不管怎么说,纯文学肯定是和当今流行文坛的武侠小说、报告文学大不相同,所以“衰落了”的感叹也是莫名其妙的:如果文学从来就没有扎下过根,又谈得上什么衰落呢?在这种意义上,《河殇》说“文明衰落了”倒也不失为对古代中国的褒词,因为中国曾经文明过,所以才谈得上“衰落了”。
   
   (315)
   
   毕竟,我们的传统中国拥有过能够衰落的盛世。而不会衰落的东西,恰恰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念,例如“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绝对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的东西。
   
   
   (316)
   
   “纯文学衰落了”的提法,我之不能同意,还由于那实际上是“社会热点的转移”造成的。 “纯文学衰落了”是表面,里面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化与商业化。这是从“党的文学”倡导以来,就无法逃避的一个劫难。这后面隐藏的正是“社会热点的转移”,例如人们1970年代末热衷于阅读解读人性问题、社会问题小说,和1980年代末热衷于阅读武侠小说、报告文学,两者的动机是完全一致的。即,都不是纯文学的,而是在响应“党的号召”去登台献艺。
   
   (317)
   
   目前的中国,处在一种“文化分裂症”中。不仅港澳台与大陆分裂,而且大陆内部自相分裂,局势很像汉、唐之间的南北朝时代。所以我把近代中国叫做“第二次南北朝时代”。
   
   (318)
   
   1988年瑞典文学院宣布 :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授予埃及作家马哈福兹,理由是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展示了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以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在此之前,1986年,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沃尔•索因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非洲文学家。
   
   这样一来,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区域,以前是中国、阿拉伯、非洲,而现在仅仅是中国了。中国的落伍甚至缺席,表明中国“还有希望”,还有“成为某种新文化策源地”的巨大潜能。
   
   中国尚未被欧洲文化的病毒完全控制?尽管已经遭到深深侵入──这种病毒是一切晚期文化在其没落时注定要四下扩散的。
   
   中国或许还有真正的自新能力?中国还没有唾弃自己的“特色”、还没有习于侮蔑自己、对未来还怀有一种巨大而又飘渺的青春式幻想?
   
   现代的人们!不要轻视了这种历史大气候的征兆!它虽十分微弱,终将异常强劲。潜伏在这种“无能获奖”的冰冻状态之下的巨大暗流──正使世界历史的轴心,向“非欧洲”的方向,缓缓旋转。
   
   “非欧化”,将是下一个历史回合的主题!
   
   (319)
   
   中国要结束分裂、消灭国共党、实现南北朝的统一,就需要一个“大保衡”。
   
   “保衡”是商初宰相伊尹的尊号,又称“阿衡”。《书经•说命下》:“昔先正保衡 ,作我先王。” 孔传:“保衡,伊尹也。”孔颖达疏:“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传曰:‘伊尹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南齐书•高帝纪上》:“昔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章炳麟《訄书•相宅》:“故以一千四百州县之广袤,各异其政教雅颂者,百蹶之媒也。虽保衡治之,必乱其节族矣。”
   
   保衡不仅是宰相,也是最高法官。大保衡所保之衡:
   
   1、社会之衡:法律;
   
   2、文化之衡:礼制;
   
   3、人性之衡:道德;
   
   4、人欲之衡:中庸。
   
   未来的大保衡就是“中国的称砣”、“中国的定心丸”。
   
   大保衡所要破除的,是帝国时代的一家一姓的天下观,与僭主时代的一党一派的国家观。第三中国的大保衡所要树立的,是天下为公的自由观、道法自然的生态观、国家护民的民主观、民贵君轻的国家观。唯其如此,大保衡才可能权高位重,平衡人民与社稷,成为天地人的中保。
   
   (320)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先秦中国的民族国家,与现在西欧的民族国家还是有些区别;尽管“礼”在先秦中国的作用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总的说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民族主义对发扬各个民族的活力,国家主义对推动文明社会的进步,还是正面价值居多。但是如果走过了头,就像现代西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像古代中国的战争国家,最后走向互相毁灭的战国兼并道路。这些都是极端,都是不好的一面。两次大战之后的欧洲人,他们反思爱国主义确有片面之处,所以要推行和平主义,趋向世界大同,发展更大规模的全球观念……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直接进入这一国际角色还很困难,自己的修养并不成熟。现代中国人并非地道的现代人,所以要参与世界事务就不能不补课。有人提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个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需要补的课,还有民族主义的或国家主义的课程,千万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损国家而肥国际,成为外国势力的奴隶。
   
   惟有反毛,才能完成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充分完成的任务,那就是把中国人从天下主义者变成国家主义者。然后才去谈论国际主义,然后再去从事世界主义。
   
   (321)
   
   在把中国人从天下主义者变成国家主义者之前,中国民族国家因为无法师承自己的父辈,而无所依托、步履维艰。这就迫使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们不得不在死亡边缘去开创属于自己民族的道路。
   
   满清帝制结束以后,中国先后追求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最后却一一落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僭主政治的陷阱。这些不幸的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存在状态而不是从洋人的经历和父辈的教条那里,学得生命的真道。
   
   民族国家的公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学习探索,而不是像过去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臣民那样墨守成规。汉人在自命天朝时,却沦为世界帝国的臣民;后来进一步沦为亡国奴,做一个猪尾牛蹄的满洲顺民。公民时代不再接纳臣民的道德,因为若不放弃臣民道德,公民事业就无从做起。
   
   
   (322)
   
   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五百年的春秋战国,要比秦至清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更富于现代性;而《春秋左传》上的忠烈男子,比近代以来的欧美人物,更能推动中国重开王业。中国不是注定要猥琐屈服于外来统治的,中国的气质体现在“左传英雄”的能量中,曾是日本所谓武士道的取法对象。未来的中国人,不必欣赏倭寇的武士道;不必欣赏欧美人的献身精神:因为这些玩意儿《春秋左传》的历史中应有尽有,而且在先秦的王国时代比秦后的帝国时代都要多得多。
   
   (323)
   
   文化上的夏商周三代到秦两汉,属于的中国第一期的本土文明。
   
   这一文明在政治制度上则分为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属于王国时代,秦两汉的郡县制度则属于帝国时代。在王国时代,那里的绅士与欧美人的相似,那里的武士道和日本相似。这是因为他们和近代的欧美人、日本人相似,同处巨大的“战国漩涡”里争霸,这漩涡不仅囊括了当时当地的全部文明国家,而且拥有当时当地的“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也就是说,拥有大片“半开化的蛮族地带”。
   
   而我们今天如此可悲的中国,不仅不再是王国时代那样的文明中心,而且丧失了帝国时代的藩国──朝鲜、越南、日本、尼泊尔、阿萨姆、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西伯利亚、印度尼西亚、琉球……并且被迫由老大帝国向民族国家的退化。
   
   在这种违反自然的“年轻化”过程中,新一代国人被迫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天下”(即世界国家),而只是民族。作为“民族”(即民族国家)──我们需要重新学会那些已被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和蛮族入主强迫我们遗忘了的统治民族的本能,如春秋时代那种忠义无上的烈士美德。中国人,必须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倒退”:回归自己的祖辈精神,以便彻底调整好未来反戈一击进军世界的步伐。
   
   (324)
   
   由于长期习惯了帝国内耗的中国人太容易嫉妒别人了,封闭社会造成了恶性竞争的通病。所以,中国的“国家元首”这一最高荣誉,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这样才能使社会免于陷入惨烈的继承危机。而事实一再证明,“继承危机”其实是中国社会的动乱之源。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社会避免这一危险:多元状态=无序状态;也就是说,“自由等于混乱,民主等于涣散”──必须予以结束。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继承危机”的首要问题,一旦自由民主的机会来到了,中国人又会失之交臂地陷入“自由混乱,民主涣散”的陷阱。这就等于又一次召唤专制乃至独裁,就像汉献帝召唤董卓进京那样。
   
   (325)
   
   “中国的国家元首这一最高荣誉,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说,不管叫不叫君主,国家元首不可用一种大规模竞争的方式来产生的,否则很容易撕裂本来就容易产生分裂倾向的华人社会。第三中国的国家元首,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那就是“小范围的继承制度”。
   
   为此,需要“圣人的储备”。需要“超越儒家的教化”。需要“融合了道家及民间信仰的天子──文明创造者”。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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