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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五章7

   
    (297)
   
   统治的艺术仅仅在于:如何既不剥夺文化阶层的必要自由;又能有效地保持它的效忠程度。最伟大的政治艺术家,善于把“赐予自由”和“激励忠诚”巧妙地凝成一体;他不是被迫放弃某些权利,而是用臣民的自由来促使君王的权力。他善于因地制宜地驾驭,及时的让步和英明的放弃,仅仅是目光短浅的“收买”是远远不够的。
   


   统治集团若不恣意凌驾于文化阶层之上;而是暗用种种巧妙的手段使得合文化阶层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自己脚下(然后他再恭谦地把他们挽扶起来,就像李世民和魏征玩弄的那套把戏)──统治的效果会好上十倍。到头来,这还是促进了统治的利益。这就是“贞观之治”的奥秘。
   
   其实,不仅贞观之治如此,春秋五霸之首也是如此。李世民和魏征的老师就是齐桓公和管仲,贞观的把戏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他们玩过了。关键在于,管仲与魏征这两个家伙都是“二臣”,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变节,不得不玩起“贤臣死谏”的把戏。而唐太宗与齐桓公这两个酒色之徒也不是什么好鸟,为了掩盖其“夺位”的不当,就只好忍辱负重,扮演一下“英明领袖”的角色,只不过到了后来实在装不下去了,终于漏出了马脚,弄得个晚节不保。
   
   (298)
   
   创造语言文化的虽然不是国家,可是保存、发扬、运用语言文化的,却非国家而莫属!国家实际上就是“语言文化实体”。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当然,由于历史的曲折迂回,国家常常并不直接等于语言文化实体:有时一个国家有几个语言文化实体(如“俄罗斯联邦”),有时几个国家才构成一个文化实体(如“英语国家”)……但从长远看来,语言文化实体会跟随国家的消长分合而变易。但无论如何,一个国家只要长久存在,最后必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语言文化实体,例如殖民主义者创造的那些国家,不都是如此创造了一个个外于自己的语言文化实体?一个语言文化实体如果长久地分为几个国家,也会演化为不同的语言文化实体,例如中国和越南、朝鲜、日本的关系,就是如此。
   
   (299)
   
   “兴于斯者亡于斯”,看来这是历史的一种命运与法则。尽管自我调节的功用可以暂时避免灭亡,逃离灾厄、但随着历史因素的增加,调节能力必然日趋僵化,大难之临则不可御矣!
   
   (300)
   
   在追求自然奥秘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追求绝对真理的思想习惯;这是古代欧洲。
   
   在追求社会原理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追求妥协精神的思想习惯;这是古代中国。
   
   以自然精神入世,追求绝对真理,则宗教战争与思想战争频起。
   
   以社会精神出世,则为各种宗教的杂凑、思想的混同,创造了混合主义的条件。
   
   以自然精神出世,能创造较极端的宗教、思想;较独立的科学、技术;较纯净的美感、艺术……
   
   以社会精神入世,能创建较稳定的秩序、较发达的组织、较完备的伦理和道德系统。
   
   (301)
   
   东西两方哲学的差异,实际上就是源于对自然精神和社会精神的总结。
   
   当然,在东西两方上述差异的大前提下,各自内部还有着各自的差异。
   
   中国文化内部,道家较富于自然精神而显得比较超迈、洒脱,具有观世、接物的慧眼;儒、墨诸家则显得比较拘谨、局促,但富于待人、处事的能力。
   
   (1988年3月1日)
   
   (302)
   
   我们思想中的宪政民主,不是“学西洋”,而是“破除家天下”(帝国时代、第二期中国文明)、“否决党天下”(僭主时代、过渡时期的混乱)、回归祖辈的文明(王国时代、第一期中国文明),促进新的文明在中国继续生长。
   
   (303)
   
   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在于恢复长期遭到破坏的生态平衡。
   
   1、自然生态,实行空地运动。
   
   2、人口生态,废除供养制度。
   
   3、社会生态,建立宪政制衡。
   
   4、文化生态,恢复多元文化。
   
   生态危机是中国最深的病态,消除它,是“中国病”得以痊愈的标志。其结果,是中国建成西欧那样的“花园国家”。
   
   (304)
   
   三部曲:
   
   文化的特征,是生活特征的集中表现。若欲创造一种文化;必须首先建立一种新生活……
   
   生活的特征又是种族特征的集中表现。若欲建立一种新生活;必先提炼一种新的种族本能。
   
   所谓种族特征──不应以皮肤的颜色和骨骼的构造、更不应以肌肉头发的特点来区分。种族特征应被理解为心理素质、智力特点、意志形态。
   
   所谓生活特征──不应以食物、居处、服饰、交际的不同形式来区分。生活特征应被理解为具有不同猎取对象的生活方式。
   
   所谓文化特征──则这种意义上的种族特征、生活特征的最高表现。它最为关注的不是市民们和农民们所谓的“文化生活”、“精神财富”、“脑力劳动”等语无伦次的梦呓;它竭尽全力为之效劳的是:如何在历史的茫茫苦海中矗立一道的精神灯塔。这道光柱注定点燃许多焦渴慕义的心。
   
   (305)
   
   回顾一下中国的近代命运:我们的心眼就倏然洞亮了。它未卜先知,告诉我们一些秘密──中国革命的历程必经三大阶段:
   
   1、新本能的提炼、新心理的养成、新意志形态的凝聚;而不是真实意义的复古。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的末期。
   
   2、新生活的建立、新民族的目标、新方向的确立;而不是做西方的好学生。这将花费整个二十一世纪。
   
   3、新的文化发育、新的历史谱系、新的宇宙图景的完善化;而不是充当世界领袖。这将在二十一世纪之后逐步展开。
   
   4、以后就是世界主流文明的衰微、中国从边缘向中心移动;与此同时,世界一体化进程逐步展开。
   
   (1989年8月5日)
   
   (306)
   
   人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足以抗拒时间侵蚀的制度,因为各种制度都会发生“磨损──失灵──瘫痪”的过程。
   
   前人解释这一现象,多从“制定制度的都是人”出发,意谓一切制度既然是人制定,难免不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渐渐落伍……但人们却很少从“执行制度的都是人”这一角度出发去考察问题的更深一面,即:一切制度既然是人所制定并且受制于人,那就必定会使人“适应”也就是产生日渐增强的“抗药性”,从而抵消制度的作用。既然人与制度的关系始终存在这样的紧张度,这种“制度的抗药性”迟早会产生并日益强化,直至“人性战胜制度”即使得制度趋于失效与崩溃。从这种意义看,任何制度都不能沿着一个方向发展,否则,人对它的阻力将日益增大。
   
   (307)
   
   中国人为之奋斗了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化事业若欲取得决定性成功,其指向必须首先是民族主义的,而不能首先是世界主义的,否则就难以调动中国民族内心中和传统中的巨大潜能。事实已经表明,任何类型的世界主义在这规模空前的人类运动面前,都遭到了决定性的挫败。无论是满洲猪尾巴扼杀中国活性的反民族政策,还是斯大林毛头的歼灭中国本位的反民族思想,都给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带来了灾难。那么,欧洲中心论的努力又将怎样呢?它不是把欧洲作为一时的、技术性支援,而是把欧洲作为建中建极的本位依据──这也是不行的。这将压抑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中国复兴的狂热性、中国民族的自豪感。至于欧洲文化模式的不适于中国,就不必多说了,因此我切切以为:
   
   1、中国的欧洲化只应停留在局部的表皮而无法进入全面的结构。
   
   2、科学、理智、技术的欧洲化不必延伸为习俗、感情、道德的欧洲化。因为我们还没有也不可能有“产生了欧洲文化的那些人种的、历史的、社会的要素”。
   
   (308)
   
   中国居民将承受中国命运转折所带来的全部超重量负荷。我们无从羡慕其他国家的居民,甚至无从攀比那些弃中国的命运而出走的人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是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之可言的。如果你自认是一位爱国者,是一位有着更高理想的中国人,你将别无选择。“爱中国吧!”──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个强有力的呼声将克服你已然无用的个人计虑,而去面对无从回避的民族命运。
   
   多少年来,中国人已习惯这这样的观念: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必定是“曲折的”。这阴郁的“客观规律”似乎被令人不安的经验一再证明为是真的。中国人越来越成为“曲折的宿命论者”,成为心安理得的“客观规律的奴仆”。那么,我们是怎样看待“曲折”的呢?
   
   从常识看来,客观的曲折是由主观的反覆无常所赞成的,并由主观上的目的论给检验了出来。正是中国人在适应现代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挫折,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急功近利,使得人们在文化上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性探索,并在社会实践上变得反覆无常即不断“拨乱反正”、“来回调整前进的航向”。此为“近代中国祸乱之源”也。
   
   (309)
   
   在我看来,既然反覆无常已经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之常态”,我们在理解其“本质”之先,总还得揭示其“现象”。理解其本质,是思辨的产物;揭示其现象,是经验的产物。
   
   中国的历史惰性和它适应现代生活的迫切性,注定了它的发展道路容易滑向“之”字形的。这不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代词,不是技术性的取巧;而是整个世界观的往复移位,是民族精神重心的革命所造成的。
   
   1、要抗击外部的列强,必先制裁内部的腐败。
   
   2、要想走向世界秩序,必先回归民族国家。
   
   3、要创造有活力的中国新传统,必先借鉴吸取欧洲的老经验。
   
   4、要加入现代世界的欧洲化进程,必先唤醒古老传统中的忧患意识。
   
   5、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丰厚资源,必先经历现代式的、反叛传统的革命。
   
   6、要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培育某种世界意识。
   
   凡此,必定包含着每一步骤内部的冲突,由此导向的否定与痛离,结果构成“之”字形的内在合理性。
   
   (310)
   
   “忘记过去”不仅意味着背叛,还意味着革命与进步。使印度获得独立的,不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而是纳粹德国对大英帝国心脏的致命一击。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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