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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五章5


   (280)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或叫“智囊”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智囊的囊,就是酒囊饭袋的囊。于是,历史在这些鼠目寸光的智囊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以难理解的非人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上帝(顾客)接受诱骗的专家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自然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客观规律”。“历史”与“人”就这样遭到绝缘,成为异化的源泉。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就成了奴役的根源,代替了古代的“天命”,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捏造出了许多极端政策的借口,不把人当作人而是把人当作物质。
   

   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不仅支配专政国家的权力,甚至也渗透到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与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互相勾结了起来。极左派和自由派甚至和保守派,都结为盟友了。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上面这些东西多少有些不同的。它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相信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建立在自然主义的、非宗教性的、人文主义的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人文主义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环境保护”思想的兴起,不啻于西方思想传统的转辙。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导向了僵化的功利主义,从而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一发不可收恰。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习惯,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的子孙们日益空洞的心灵。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的欧洲信徒。当然,这也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
   
   (281)
   
   二十世纪的欧洲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现代欧洲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让它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这得多多少少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教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与历史的和社会与政治的诸多思想甚至易经原理,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著名人物,深受“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自己观念的曲解。
   
   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了作用,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初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就是一个典型。他还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说“上帝死了”也就是说基督殉难了,尼采后来通过不厌其烦的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地误解为“上帝真的死了”。从此,欧洲人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士大夫“历史”。如卡尔马克思就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圣西门的“新基督教”,来宣传他的共产主义的胡思乱想。
   
   (282)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认定,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自创”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从中国“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思辨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自诩创造而非引进的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这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只有封建的精髓;尽管这还是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但它毕竟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基督教欧洲崇尚的是竞争,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283)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唯物史观”仅是其中一种。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神学”了,例如“解放神学”什么的。
   
   无怪孙中山曾对类似的现象感叹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战国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是的。甚至现今世界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协约国”、“轴心国”,也有古代中国的“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近来改换了“发达”一词)的欧蛮,而是他们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效颦东施”(摸着石头过河的“东效颦”)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欧洲法宝”,在中国大地上互相对垒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先是军阀,后是党阀,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祸乱中国的武器,日益酷烈的内战,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
   
   丑陋的东施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欧洲列强的致强之道,而是欧洲文明的衰颓之光。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以治为本的思想,是对欧洲文明的内在危机所作出的“补救式反应”,这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对于平息欧洲社会转型过程所造成的内乱也许有用;但对中国寻求富强的努力来说,却是南辕北辙的。
   
   而且这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复兴,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积弱的病态体现。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无法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只有人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才能激发社会的全面复兴。中国的命运一再证明了这一“螺旋式上升”的常识。尽管现代中国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估价。
   
   (284)
   
   人人都生活在全球环境中。
   
   而这个地球,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村落”。
   
   可是在这个“村落”中,如今“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荒唐!因为人,已经意识到那看不见的、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
   
   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一种基本被动的月光式的东西(有限的主观能动性!)──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呢?它仅仅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吗?它仅仅是种“被扭曲了的意识”吗?
   
   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是在什么地方呢?
   
   (1983年12月18日)
   
   (285)
   
   民间文化,往往以其沉默的敌意,与高级文化对峙着。作为一种可能的替代者,它往往在历史性变革的关头,才跃入历史学家的视野。
   
   诚然,民间文化的视野、历史感和进取精神,常常逊于高级文化;但不要忘了,它却是高级文化的基础。民间文化较为稳定,又较有弹性,可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在高级文化的面前,民间文化显得粗陋,但这又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它还没有丧失原始性,它也许是幼稚的,因为尚未分化,但也因此具有发展的潜力。
   
   (286)
   
   高级文化的代表,没有必要时刻向民间文化宣战。这类战争向来利少弊多,容易流于迫害行为,其恶果使整个社会生活趋于沙漠化。这就是“文革”的教训之一。
   
   高级文化和民间文化,分属不同领域。它们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相侵犯甚至谋图并吞只会使社会生活的分野与节律趋于紊乱。
   
   当一个社会“其命维新”的时刻来临之际,这种分野与节律应予调整;但不到此刻硬性“改造”则会导致紊乱则应紊乱。况且,“维新”的最大限度也只是“改变”旧有的分野与节律;而不是“废弃”分野与节律。
   
   (287)
   
   许多民族的高级文化之形态和气质,都与其民间文化的形态和气质大相径庭,甚至趋于相反。这并不构成高级文化对民间文化宣战的借口。对于一个民族的生活而言,民间文化既有其重要性,又有其影响力,不容忽视。它有时对民族命运的影响甚至大于高级文化。而这并不是这个民族的佼佼者为民间文化规定的短期目标或长期目标。
   
   高级文化,往往只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象;民间文化有时才是隐居幕后的操纵者。这就是“沉默的大众”的力量所在。再者,随着时间的逝去和表象不可避免地褪色、剥落:民间文化会上升为新形式的高级文化,更会使得智囊团里的秀才们大吃一惊。
   
   (288)
   
   就当今中国的情势而言,必须努力保护那些备遭摧残的民间文化。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民间文化乃是高级文化的潜在土壤。破坏了这种“文化土壤”,也就摧残了高级文化之花明天开放的灿烂前景。毕竟,后者常从前者代谢而出,而并非是从洋大人的教科书那里“借鉴”“学习”而来的……中国人信奉欧洲宗主时代,即将一去不返。而中国精神宗主的诞生,中国精神的重振、中国生活的步入正轨,都和民间文化息息相关。
   
   既不是无轨,也不是“洋教头之轨”,而是要仰仗民间的智慧──民间文化再加上一些复古之美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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