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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五章3

   (261)
   
   罗马尼亚化,正严重威胁着东欧的民主进程,如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取缔之,也就是对欧洲式法治与民主原则的一个致命打击,激进的极端主义与反动的极端主义,很有可能分裂社会,并使和平主义的改革进程最终失败。
   
   (262)


   
   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之所以遇到相当困难,反复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是因为整个社会还缺乏一个健全的法律基础。能不能健全这个法律基础,将关系国民经济建设的成败。
   
   返观现行中国的经济建设,由于在缺乏法律基础的国情下推行承包、增加市场调节机制,结果该发展的(如企业精神)没有发展起来,不该发展的(如投机心理)却大大发展了。这不是经济的单方面“过热”,而是法律基础的全面缺失所致。那么,一个社会缺乏法律基础意味着什么呢?
   
   1989年“五十天的民主历程”(4月15日胡耀邦死亡至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表明,中国的民主进程想要有所建树,必先确立一个最高仲裁者的权能,然后以此类似现代国家最高法院的最高仲裁者为中介、为灵媒,去护育民主制度的自然生成。否则,文革式的“大民主”意味着暴民的“先锋队专政”。这种“民主运动”离民主制度的建成何啻千里之遥。
   
   从民主运动到民主制度之间,须有漫长的道路以为生成过程。在法国,这个过程是八十年(1789─1870年)。而普选在英国的发育,则花了二百七十四年时间(1644─1918年)!没有拿破仑专政,没有克伦威尔专政,民主制度的最后确立是不可想象的。
   
   (263)
   
   从十九世纪的百日维新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天民主,中国现代化的路途在某种含义上确是“圈形”的。这都是随着洋务运动在实践(经济的或军事的)和精神上的破产而来的。引进西学为用,但却不变“中体”,结果前后两次“中体”一为满洲化的,一为苏联化的。在维新之前,是洋务运动;在维新之后,是革命运动;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这两次运动不同又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势足以说明中国史还是在向前(即某个“目标”)滑行的。这种滑行已经产生了一些成果,还将产生更大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化、野蛮化的倾向大大增强了,但与之俱来的则是民气的张扬,是民族活力的某种“恢复”。中国也许有希望在我们之后的百年,迎来又一个盛唐那样的黄金时代。
   
   前述两个运动中最富于指向性的事件是“公车上书”和“武昌起义”。从形式上说,二者有相类似性。但性质是不同的。公车上书开启了当时知识阶级叛离统治力量的时期,而武昌起义本身,就是知识阶级叛离的结果。这一区别是意味深长的。
   
   如果说,第一个运动(“公车上书”)还是以满怀归顺之情为始的,尚且逐渐触发了政治的与社会的革命,那么以明确对立而宣告诞生的第二个运动(“公车上书”)又会导向什么,将是不言而喻的。思考历史并预测未来的人们,对此不会感到陌生。
   
   (264)
   
   知识阶层的背离,也是西汉社会的危机已经超过了“临界线”因而变得不可逆转了的严重信号。它以这个社会的精神崩溃为背景,从而导入这个社会结构解体的剧情高潮。尤其是就中国这样的社会类型而言,它一无教会势力,二无许多民族那发挥社会主导作用的教士阶层(如犹太系三宗教以及印度系两宗教的实践所示),三无作为社会中坚的贵族传统(如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印度的刹帝利、中国先秦的公侯伯子男卿士系统等等),四是秦汉以来,平民出身的知识阶层就成了游侠般的“民族脊梁”。
   
   我们看到,“党锢之祸”使得知识阶层的背离统治机构(镇压之后背离更甚),不过一代人时间,“黄巾之乱”就来临了。因为(1)在精神上可以抗衡太平“妖道”的儒学风范已被帝室宦官们给摧毁了,和平演变的道路已被堵死。(2)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制衡下层骚动的“中间阶级”(士绅)的威信已由于一个特殊的下层人集团(宦官)的崛起而消失了。既无恒产又无恒心的无规范集团,由于胡作非为而被击溃。“群龙无首”的乱势已成,只等待张角等辈一声令下就天下大乱了。
   
   (265)
   
   知识阶层的背离,同时还兼有整个中间阶级完全瘫痪和束手无策的特征。中间阶层并不是从此就一蹶不振、退出角逐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中间阶级只是放弃并被迫失去了原先的社会功能而转入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
   
   原先,中间阶级的社会使命是沟通统治的上层和被治的下层,用调解和疏通作用来弥合分歧、防止社会分裂。后来,随着中间阶级的疲软瘫痪,社会的分裂(朝向两个极端的运动)终成定局。革命因此爆发了。
   
   (266)
   
   历史上的一切宗教之所以风行一时,甚至迄今保持强大的影响力,无非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恒定久远的希望。一切信仰无非是一种希望。革命也是需要新的信仰的,因为革命可以提供一个最后的希望,在国家那黑色的灾难深渊中兴起、发光。
   
   (267)
   
   就现代中国而言,通向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应是坚硬有力的;而泥泽式的道路反而足以迷惑迈向目标的人们。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因此也是无法自下而上的获得的,因为想从暴民脚下中产生民主和法治,比想从暴君手里产生民主与法治,还要艰难。中国百姓不会自治,互相又不合作。
   
   就未来中国而言,只能由一个“手握绝对权力的家伙”,在“牺牲了个人权利”之后,“化私为公”,在中国创造一个可以有效统治的公共权力。面对中国人民的苦难,他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途径来结束这苦难。他的历史作用将发挥示范的作用,消除秦始皇以来的礼崩乐坏、个人专断的历史。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他大权在握,那么又有什么力量能保证他不滥用独裁的权力并遵照“功成身退”的古训,有计划地利用专制的权力开通法治的遂道呢?
   
   这就在于他一念之间。
   
   他将拥有一种新道德。一种放眼于生物哲学的种族脉搏。
   
   这道德说服他:克制自己的人欲一面。
   
   这道德鼓励他:把中国的宪政当作自己的作品载入中国历史……
   
   民主和法治,将作为“他的作品”被创造出来,不是“蓝图”,而是“工程”!艺术的冲动,战胜了人欲的冲动。──这就是历史给他的报酬。而他的永久名声,就是社会给他的赎金!
   
   他是一个“比毛泽东和秦始皇的总和更伟大的人”。他要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帝王都远远地抛开──从人格意义上。他将成为中国的梭仑,一种凯撒式的梭仑,一种秦始皇与梭仑的混合体。
   
   (268)
   
   “秦始皇与梭仑的混合体”──这信念比一切外在约束都更深地更有效地保证了他的纯洁性。
   
   他将开辟政治制度意义的第三中国(宪政时代)。正如秦始皇开辟了政治制度意义的第二中国(帝国时代),禹和他的儿子夏启开辟了政治制度意义的第一中国(王国时代)。
   
   我们期待新时代的大禹!
   
   他调动传统能量,革新中国的行为环境,劈开未来中国的前进道路。他鼓舞传统的骄傲,达到当代的文明。他把以传统列为神剑,而不贬为革命的对象,他把神剑指向外部世界的压力,而不指向中国人自己。
   
   (269)
   
   在中国的传统和中共的现实之间寻求一致性,有助于揭示中国不变的特性,以预测未来中国的走向:例如,民主集中制即是以斯大林主义者语汇表达的古老中国传统之一,即基于圣听的裁决。这对应于欧洲传统,则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但是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却是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基于中国本位,而是基于苏联本位,它根本就不把中国人放在心上,所以它搜刮成千上万的民脂民膏,输往境外,去支持所谓的世界革命,即共产国际的联合行动!到了毛的继承人邓小平那里,虽然不再援助外国的共产兄弟,却要自肥家族,把国库挖空,送进私人帐号。他们把这个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因此绰号“邓先富”。
   
   (270)
   
   中国为什么这样穷?因为意识形态的指向错了!民族目标被模糊了!
   
   中国为什么这样穷?被国际资本给吸干了!共产国际的政治资本,造成了极权主义;跨国公司的商业资本,造成了买办主义。
   
   中国人,请把中国重新放在心上!这样你们才有资格站着说话。
   
   即使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也绝不等於中国的希望在于国际,任何国际组织,都是不可能以中国人的利益为利益的。中国人,应该抛弃对一切“国际”组织的幻想,哪怕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国际阵线”!
   
   国际主义决不能成为听命于外国的藉口!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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