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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喉舌与德国之声


   “共产主义幽灵”从一开始就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流氓才子来为它捏造正当性,编造合理性,因为它违背天理人伦,鼓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随着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传播,红祸从欧洲曼延全世界,造成至少一亿人非正常死亡和数亿人非正常活着。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宣告“共产主义幽灵”在世间的气数已尽。
   一九九七年,《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的发表则是对它的审判。

   二〇〇六年,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在斯特拉斯堡全体会议上通过谴责共产专制政权罪行的决议。
   这一切表明欧洲人从思想上到政治上抛弃共产党。
   
   与此同时,霸占中国的共产国际支部—中国共产党却拒绝顺从民意,弃恶从善,继续靠暴力、谎言和共特维持极权专制,整人运动不断。
   
   “六四”屠杀后十年,共产党开始迫害以法轮功为首的民间团体。中共还是沿用老一套整人手段,先开动宣传机器抹黑对方,再滥用国家机器迫害对方。可是这一套对教人“真善忍”的法轮功不灵。法轮功在迫害中发展壮大,创办了一系列自由媒体,向各国民众报道被中共掩盖的真相,给仁人志士提供发声的平台。
   
   二〇〇四年,《九评共产党》在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媒体问世,真实地披露了共产国际在中国成立支部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篡夺政权的劣迹,第一次系统地清算了共产党祸乱中国的历史,拉开了中国人从思想上摈弃共产党的序幕。
   
   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中国人每天都在增多,二〇一二年五月,参与三退的中国人已超过一亿一千六百万。可惜却有人明知共产党的罪恶,却为了眼前利益,昧着良心为当权者粉饰太平,评功摆好。这些中共喉舌被讥讽为五毛,遭人鄙视。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中共人民大学作《政府信息公开与网络执政》报告时,有网民向他投掷五毛纸币,并冲他喊“伍皓五毛”,以示抗议。http://news.sina.com.cn/s/2010-04-23/010020132601.shtml
   
   笑话五毛的文章层出不穷。大陆80后作家韩寒在《五毛现形记》中认为,“五毛误国”, “ 假民意是假货中最有危害性质的一种”。大陆学者萧瀚则发表《五毛类型学》,将大陆五毛分门别类。
   
   可惜五毛不只出现在大陆,就象中共在全球范围开办的“孔子学院”一样,五毛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按萧瀚的分类,二〇〇八年,在德国力挺中共举办奥运秀的张丹红算暴发户五毛,而她的洋搭档要么算学院派五毛,要么算通俗派五毛,但可统称为洋五毛。因为他们象身在大陆的五毛一样,论说也常常看似充满各种概念,有条不紊,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中共暴政寻找合法性。
   
   在德国的洋五毛不少是毛分子,平时在各自的岗位为中共代言。二〇〇八年, 为了声援张丹红,洋五毛集体亮相,被新华社报道称为“49位欧洲名人力挺张丹红 反对清洗德国之声中文部”,企图以此遮掩海内外中国人对“丹红门”的强烈抵制。但因专著《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而遭中共迫害的大陆学者申有连却勇于挺身驳斥这些洋五毛,他在公开信中回应说,“虽然你们是以‘维护新闻报道及科学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保证自律及客观性不受丝毫限制’的名义,但是你们对张丹红指黑道白的戈倍尔式宣传不但不以为然,还为其辩护,对之怂恿,这本身就违背了你们的上述立场。”
   
   鉴于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沦为五毛集结地,在此,先简介二〇〇八年令全球华人瞩目的“丹红门”,再介绍四个与“丹红门”密不可分的洋五毛,以便读者了解五毛党在德国的大概情况。
   
   
   德国之声的“丹红门”
   
   
   德国之声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算自由世界与共产阵营冷战时的产物,于一九五三年在莱茵河畔的科隆开播。鉴于德国之声用短波突破共产阵营的信息封锁,被誉为自由之窗,曾为柏林墙的倒塌立下汗马功劳。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当局调动军队血腥镇压大陆民众的和平请愿,震惊全球,加速了共产阵营在西方分崩离析,白种人得以摆脱共产专制。西德统一东德后, 德国之声作过一次大的调整,包括接纳了原东德党国喉舌的部分工作人员。
   
   德国之声也从九十年代起,逐渐发展为有广播、网络和电视节目的公法媒体,是德国唯一一家靠拨税收运转的媒体,现在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工作人员。
   
   在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德国之声搬到统一前的西德首都波恩。
   
   “丹红门”得名于张丹红,是“文革”同龄人,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一九八二级学生,在校时加入共产党。一九八八年,张丹红到德国留学,但于一九九〇年就中断学业在德国之声中文组工作,并于二〇〇四年升为德国之声中文组副组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多由类似张丹红的大陆人制作,其中有四个在“丹红门”曝光后,被指曾加入中共。以张丹红为首的中共党员都未发过退党声明,亦未出面澄清,倒是德国之声领导在德语媒体否认该台有中共党员。
   
   二〇〇八年三月,当中共因血腥镇压藏人,遭到各界谴责并导致其奥运主办国资格受到广泛质疑时,张丹红以德国之声中国专家的身份出面力挺中共,发表一系列违背普世价值的言论,引发公愤。
   
   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也在北京奥运后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本该传播被封锁的信息和声音的自由之窗沦为进出口中宣部论调的“丹红门”。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在土洋五毛的唱和中,把中宣部论调出口转内销,伪造德国民意,糊弄中文受众。
   
   十月二十七日,德国之声的姊妹电台 — 德国电台用了七分半钟的时间播报围绕德国之声的争端。在这篇题为《令人生疑的帮闲传媒 — 德国之声中文节目遭到批评》中,记者用具体实例证明,“不必是异议人士也能看出:中文部的新闻报导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宣传的腔调”。
   
   德国电台也是全国性的公法媒体,是在原东德的党国电台开播后,在西德成立的长波和中波电台,曾长期与德国之声比邻而居,并肩而播,是德共喉舌的死对头。共产党在西方垮台后,德国电台也象德国之声一样作了大调整,它的外语组还与德国之声合并。 姊妹电台的批评足以证明“丹红门”在德国不得人心。
   
   “丹红门”在遭到德国各界人士和海内外华人抨击的同时,也得到共产党势力全方位地支持,以致张丹红得意忘形地在德国之声的中文网上,用谎言报复流亡美国的中国专家何清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德国之声的台长贝特曼还可能继续庇护她 。贝特曼是德国红党(社民党)官僚,一九七四年就到过大陆,参观过大寨,见过邓小平,并以此为荣。在邓小平冥诞一百周年之际,他在德国之声中文网上说,邓小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日中国的设计师是邓小平”,完全无视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元凶。贝特曼不仅乐于去大陆享受特权,还乐于与中共驻德大使等为伍。在这样一个官僚的领导下,德国之声不沦为中共之声才怪。
   
   不过贝特曼还一再强调德国之声是人权之声,五毛言论不多。换言之,被称为洋五毛的外国人必须公开地,经常地传播共产党论调。洋五毛也象土五毛一样成群结队,彼此配合。以下就用事实说明支撑“丹红门”的土洋五毛如何在德国助共为虐。
   
   
   小骂大帮忙的花久志(Georg Blume)
   
   
   花久志一九六三年生,本来学的是木工活,但不知何故当上应德国环保运动而生的《日报》的记者。九十年代,两大德国左派媒体《日报》和周报《时代》在北京合开一个记者站后,花久志从一九九七年起就是其驻京记者,虽然他不懂中文,妻子是日本人。
   
   针砭时弊,呵护善良,匡扶正义是记者的本职。面对中共在大陆制造的人祸,花久志不得不履行他的职责,但是,他总是避重就轻,回避一党专制是各种问题的关键,绕着弯为中共辩护。在此以花久志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武力镇压藏人和维人的态度为例。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一日,花久志在《时代》上发表长文《终点站竹子古拉格 — 绑架、挨打、电击:法轮功教派的追随者在中国的劳改营遭受怎样的折磨》。
   一方面花久志陈述了大陆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而遭受残酷迫害和中共用“劳改”来迫害异己的罪恶;另一方面,他却声称,“但法轮功也并非无辜”,因为他认同中共的宣传“法轮功导致一千六百六十人死亡,其中二百三十九人自杀”。可是任何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不难获知法轮功严禁杀生,遑论自杀。
   
   花久志在文章结尾断定,“如果北京政府不用残酷镇压来对付到处兴起的新宗教(指法轮功),那么,威胁这个国家的就是类似内战的局面。”
   
   花久志不是在关注中共侵害人权,而是在为中共迫害异己辩护,为中共剥夺老百姓的信仰寻找毫无根据的理由。在江泽民把法轮功打成邪教以前,法轮功在大陆传播了七年。集体炼功可能就是法轮功在大陆制造的最大场面,这与“类似内战”可谓南辕北辙。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万人上访,是因天津共警殴打抓捕四十五名学员后发生的,并且得到了朱镕基的和平解决。倒是以江泽民为首的共产党滥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发动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整人运动,产生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和政治家乔高联合发表的《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 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足以印证花久志身为记者的严重失职。
   
   二〇〇八年,中共因再次武力镇压西藏人而遭到西方舆论谴责。五月,花久志发表《中国不是邪恶帝国 — 柏林必须不管西藏向北京靠拢》,自称其写作动机是出于对“西方对待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傲慢态度的恼怒”。他这是在偷换概念,转移矛盾,把自己为人权恶棍张目,说成是为中国打抱不平。在书中,他一边抬高自己表示,“当被压迫者奋起反抗统治者时,与他们站在一起,是一名记者的道德义务”,一边诋毁批评中共侵害人权的同行,说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等同于侵犯人权,这样的报导是最有市场的”。
   
   众所周知,中共如何辱骂达赖喇嘛,花久志无法掩饰,因此便倒打一钉耙,诬蔑达赖喇嘛使用“文革”语言。他写到,“在过去几年里,拉萨由一个西藏僧侣城市变成了汉人的商业和旅游中心。成百上千的汉人商贩来到这里定居,自二〇〇六年七月青藏铁路通车后,来自北京、上海的旅游团蜂拥而至。很多藏人至今对汉人的大量涌入仍然感到难以接受。但人们是否就因此可以称之为‘文化屠杀’呢,就像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常说的那样?这一概念同样也象是文革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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