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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9) 高华

281
   为主,以镇压为辅,且擅长幕后操纵。但在其个人地位完全巩固后,毛的暴戾之态复又
   重现,对使用肃反威慑手段解决党内问题的兴趣愈来愈浓。
   一、苏维埃运动早期(1930—1931)。
   这个时期江西中共根据地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个人在全党的地位不仅

   还未确立,甚至在根据地内部,毛的领导地位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对。偏于山沟
   一隅,远离上海中央给毛泽东提供了行动上的充分自主性,为了实现其个人对江西红军
   的全面控制,毛将「野性一面」(「虎气」)充分发挥,「山大王」的气质不加丝毫约
   东。结果,由毛泽东直接参与,在赣南造成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共产党员无辜被杀的
   人间惨剧。①
   二、延安前期(1937—1941)。
   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使中共所处的环境大大改善,在中共内部,毛
   泽东也取得了优势地位,并正积极谋取对中共党领导权的全面控制,但正是在这个时刻,
   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也得到恢复。在新的形势下,迫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毛开始收敛
   个性中的「野性的一面」,而有意显示作为全党领袖的气度,对中共核心层的不同意见,
   一般多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予以分化、消解。在党内斗争中,主要诉诸政治策略的运用,
   而较少显示暴力震慑。但是,国共长期兵戎相见造成的警觉意识以及对党内外社会民主
   主义思想的防范并未有丝毫减退。尽管毛不再、也不能将肃反手段直接用之于党内上层
   的政治纷争,也没有再重演「肃AB团」那样大规模的镇压事件,但对于党内中下层的
   假想敌却继续沿用肃反手段,这主要表现在1937年后,放任康生及其保卫机关在延安及
   各根据地推行「肃托」的镇压政策。历时数年的「肃托」,其残酷性和血腥性并不亚于
   1930—1931年的「肃AB团」,只是规模较小,且极端隐蔽。
   三、整风时期(1942一1945)
   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加强和巩固,毛故态重萌,再一次祭起肃反的
   宝器。面对党内知识分于大规模的不满,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蔓延,毛迅速决定,将
   「肃托」、「反特」、「肃奸」正式纳入整风轨道,以便使全党在自己的新权威下彻底
   就范。毛泽东有意放虎出笼,支持和放纵康生将原处于秘密状态下针对少数重点对象的
   肃反手段公开施之于党内,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已身为中共领袖,
   他十分清楚,在延安的干部和党员中,根本不可能有大批「托派」、「国特」和「日特」,
   ①江西苏区的「肃AB 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 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 年1 月;第二阶段:1931 年4 月至1932
   年初。在第一阶段「打AB 团」的1930 年10 月至次年1 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据初步统计,在
   这一阶段,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 人,而至1930 年10 月,赣西南特委已消灭「AB 团」份子1,000 馀人,这一数目尚不包括
   在这之后根据地内党政机构被杀党员的人数。主持江西苏区「AB 团」第二阶段的是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
   总前委,被杀对象主要是参加富田事变的赣西南红军的干部,以及赣西南地方政权的的干部,具体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若加上闽西「肃
   社党」中被杀人数,在中央苏区的肃反惨祸中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资料来源:—、毛泽东:〈总前委答辩
   的一封信〉(1930 年12 月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 册,页634-37;二、〈萧克谈中央苏区初
   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5 期;三、〈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 年5 月),载江西
   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四、〈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
   题〉,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31;五、廖盖隆1981 年9 月23 日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
   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廖盖隆在1980 年12 月10 日
   也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中央党史研究
   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 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页89、144;六、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 册,页262;
   七、〈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 年第5 期。
   @@@
   
   282
   因此毛执意在党内开展肃反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在全体党员的心目中植下对自己的崇
   拜和敬畏,所以毛声明,在审干肃反中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于是,从
   形式上看,1942—1945年的整风审干运动远没有「肃AB团」事件那么残酷。
   在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中共肃反政策,由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
   维定式,加之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目的,滥用权力,对肃反有意误导,久而久之,致使中
   共领导人和广大高、中级干部培养成一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习惯:阶级敌人
   既可以是「国民党特务」、「暗害分子」,更可以是党内任何有异于当道意见的分子。
   正是由于有了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肃反运动,中共组织和广大党员
   都闻风而动,积极予以响应,不管有无确凿证据,先挖出一批反革命,运动后期再说。
   至于这种运动的方式对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伤害,则是从不予以考虑的。作为极左
   的肃反政策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在运用这一套手法对付他的假想敌人时确已达到得心应
   手、出神人化的地步。虽然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毛的操作形式有所
   不同,但极左的肃反观却是一脉相承,其基本精神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只是毛泽东的
   角色变幻莫测,忽跃至台前,忽退隐幕后,致使人不易看清毛的真实意图和毛在历次肃
   反运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五 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自整风运动展开后,中共中央的组织形态也随之出现若干新变化,尽管在与各战
   略根据地和与重庆南方局的联络来往方面,毛泽东继续以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
   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部分权限已被中央总学委
   所取代。中共中央大多数部委的职权范围也大大缩小,仅限于维持一般业务工作的水平。
   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中央总学委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中共最
   高决策和权力机关,尽管毛在1942年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但他还是感到这两
   个机构有些碍手碍脚,毛要创设一个完全听命于他个人,由他一人支配的组织。然而中
   央总学委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它只是毛泽东为掩饰其在党内实行一人统治而设置的
   临时机构,在整风运动期间,它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的无影无踪——中央总学委的存
   在及其退隐全凭毛的个人意志决定。1942年是中央总学委大显神威的时期,在它的核心
   层仅有毛泽东和康生两人,而康生则完全听命服从于毛。中央总学委的关键部分是由毛、
   康直接领导的各系统分学习委员会,各系统分学委作为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得力工具,在
   整风初期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在各分学委唱主角的同时,长期被宠罩着一层神秘面
   纱的中央社会部,也从过去所处的幕后一步跃入到前台。
   中央社会部「出山」的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各分学委的审干工作超负荷运转已
   难以为继,急待社会部支持。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中直系统、军直系统等分学委的工
   作量急剧增加,各基层单位汇报上来的有关「重点人群」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表」和
   个人历史自传以及其它交代和审查材料堆积如山,大量的文字材料需要整理、汇编和核
   @@@
   
   283
   实;各系统的分学委还承担了与被怀疑对象个别谈话、对某些人实行侦讯、布置监控等
   繁重任务。对于这类具有「特工」性质的工作,经历过江西时期肃反斗争的各分学委的
   领导,虽然并不陌生,操作起来,一般也得心应手;但是,今天的形势早已不同于江西
   时期,某些特殊的调查已非各分学委独立所能完成:首先,被审查对象面广量大,互相
   交叉,几乎覆盖延安各机关、学校,没有社会部的协调,调查几乎不可能进行;其次,
   审查要求也有所提高,某些审查项目已带有特殊的专业色彩,例如通过电台异地调查、
   邮检等,使许多分学委的领导同志深感有社会部配合的必要,甚至如何提高审讯工作的
   效率,也急需专门机关的指导;第三,运动的发展和深化令人目不暇接;一些参加各分
   学委、原先负责审查别人的干部不久自己就成了被怀疑对象,并被关押和「控制」起来。
   上述情况使得各分学委普遍感到人手紧张,纷纷向中央总学委告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之下,中共情报肃反的专门机构——中央社会部,被毛泽东、康生引入到领导审干的中
   心位置。于是,从表面上看,在延安主持整风审干的机关仍然是各分学委,但内里却是
   中央社会部在掌握、控制和操办一切。
   中央社会部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迅速介人正在展开的审干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
   因——这就是由康生领导的社会部绝对服从和效忠于毛,是毛完全可以支配的力量。
   中央社会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该局由原上
   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员和中央苏区原红军干部组成,邓发长期担任局长一职,其副手
   是与周恩来有较深历史渊源的原上海特科重要干部李克农、潘汉年和李一氓。①在1932
   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在周恩来、博古、
   张闻天有意识的安排下,一些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曾参与「肃AB团」的干部,如曾山、
   陈正人、古柏等,被安置在地方党政部门或军队工作,因此从1932年起,毛泽东对中共
   肃反机关已不再具有影响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江西时期,周恩来还直接主管中共的机要情报部门。邓
   颖超具体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与莫斯科的秘密电讯联络工作。由于处在频繁的战争
   环境,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工作常常是互相交叉重迭——在长征之前,还有
   一个大概的分工,即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处,中央军委秘书处负责党和军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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