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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8)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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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一步,对干部的审查就可以告一段落,而审干过程中形成的具体文字资料
   就成了干部的个人档案。从此这份档案就尾随干部,像一个无形的影子,干部调到哪儿,
   这份档案就跟看他到哪儿。以后每逢审干或政治运动,这份档案都会增加内容,党组织
   都会在这份档案中写上对这个干部的考察意见,它将决定这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前途,或

   被提拔重用,或「不得重用」,或被「控制使用」。于是干部档案就成为决定干部命运
   的一件利器,它同时也成了一只「不死乌」。它既属于这个干部,又是完全独立于干部
   个人的异己物(干部通常不知道领导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些什么),两者相依相随,一直
   到这个干部离开人世,这份干部个人档案也还未寿终正寝。它被置放在某个文件柜中,
   在对这个干部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的政治审查中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审干工作正紧锣密鼓全面展开的同时,社会部的秘密侦察工
   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
   如前所述,1939年后,社会部加强了对延安各机关、学校人员的秘密考察业务,
   被列人考察对象的人员包括以下几类:
   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来延安的人员;
   来延安时介绍信不清的人员;
   年龄与相貌不符的人员;
   喜欢打探小道消息的人员;
   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空隙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人员……
   社会部如何得知这些干部的背景?没有组织部门的协助和提供介绍,显然是不可
   能的。尽管社会部在各机关、学校派有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员——「网员」,但依当时
   的规定,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互相不得打听彼此的背景(有些同志或有可能被派往国统区
   工作),因此,社会部获取干部资料的渠道主要是各级组织部门。
   1940年9月20日,中央社会部发布〈除奸工作指示〉,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划
   出审干中的嫌疑对象,将其材料上报社会部。①根据这份指示,一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
   被集中到社会部,另有一些人,嫌疑程度尚不足上报社会部,其材料则由各单位组织部
   门自行掌握。
   从1940至1941年上半年,社会部会同各机关、学校的组织部门和保卫委员会,对
   集中在社会部的嫌疑分子材料进行鉴别,并展开对这些嫌疑分子的秘密侦察。
   然而,确定「嫌疑对象」并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对大多数嫌疑分子的怀疑,主
   要依据的是他们本人所填写的各种表格,而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大多是「剥削
   阶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一类。以及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
   当时,这批已被内定为「嫌疑分子」的人员大多是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的
   学员,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是在国统区自行报考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在国统区刊
   登过招生广告),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各地中共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推荐介绍
   ①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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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党龄较长的老干部。可是他们依据事实填写的各
   种表格竟成为将他们定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据,他们将由此被长期秘密审查,一「挂」
   就是几年,非党员的不得入党,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线。
   林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副处长,1940年秋在审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
   务委员会免去职务,将其调往由张琴秋担任处长的教务处,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
   一概不予宣布。林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连,因而受到党的怀疑,被认为
   是「嫌疑分子」。林纳与其夫都是留苏干部,抗战爆发后,夫妇俩奉命返国,但在临行
   前,其夫被苏联格伯乌逮捕,林纳一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女
   大的审干由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之妻)和政治处干部科科长叶群负责,但立案审查
   林纳,是中央社会部的决定。为了让林纳「坦白交待」问题,叶群经常找林纳谈话,对
   其施加种种心理压力,有时「拍桌子,瞪眼睛」,有时又显出「很怜悯林纳的样子」。
   每一次谈话后,林纳总要「大哭一场」(其实在这时,叶群自己也因历史上的问题受到
   审查)。以后,中组部也参与对林纳的调查,经过反复研究,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
   才作出了「林纳无问题」的结论。①
   在社会部调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萧军也榜上有名。萧军来延安后,长
   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兰家坪招待所,成为一个闲散人员。萧军性格粗犷,初来
   延安时对纪律严明、等级井然的新秩序颇难适应。由于没有工作在身,萧军经常到桥儿
   沟鲁艺找朋友聊天,言谈中对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骚之语。某次,中央文委负责人艾思奇
   奉命与肃军谈话,由于话不投机,萧军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萧军的言行立即引起
   上级的警惕,「一些领导干部」要求社会部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确定萧军究竟
   「是友是敌」,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社会部从快对萧军作出处理。②
   包括肃军在内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会部等待鉴别,这项工作量大繁
   重,而主持调查的社会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员陈龙(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
   长)系东北抗联出身,曾在苏联学习,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对排查「嫌疑分
   子」的简单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见。陈龙征得治安科科长汪金祥(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
   的同意,两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变「反革命嫌疑分子」确定方法的意见。此时正值中央
   书记处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陈龙等的建议,将此作为他重
   视开展调查研究的一项政绩。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
   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经「堆积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没有切实审查」,
   是因为「各地侦察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则「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观夸
   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谓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审定原
   有的嫌疑分子时,必须做到「详细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
   ①参见谢燕:《张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 年),页184-86。建国后,林纳在齐齐哈尔特殊钢厂工作,文革期间,
   康生、叶群公开点林纳的名,最后林纳惨遭迫害而死。
   ②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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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把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不好或组
   织关系与历史不清等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分别清楚」。①
   1941年春夏,中社部已全面开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尽快对萧军作出结论,是
   清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陈龙此时已升任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
   丰韵装扮成从其它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住进兰家坪招待所邻近箫军的塞洞里,就近观
   察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慕丰韵发现萧军喜爱京剧,正好慕会拉京胡,就以操京
   胡伴箫军清唱与箫交上了朋友。萧军毫无城府,「不出几天就对慕丰韵无话不谈」,慕
   丰韵将所了解到的萧军的思想动态向陈龙和社会部领导汇报后,最终才解除了对萧军政
   治上的怀疑。②1941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萧军,与他进行了颇为友好的交谈,萧军当然
   不知道,在此之前社会部已对他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侦察活动和甄别工作。
   萧军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别关照,由中社部直接经手对萧军的甄别
   工作也进行得比帆利,但对于那些已有工作单位的其它「嫌疑分子」,这项工作的开展
   就并非一帆风顺。
   延安各机关、学校对于中社部提出重新审查嫌疑分子的决定,反应并不一致,有
   的予以配合,有的则以各种借口加以推诿,甚至认为,保留嫌疑分子没什么不好,「清
   不清没什么必要」。③ 在陈龙、汪金祥的努力下,决定以中社部的名义再发一个文件。
   1941年8月2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号,文件分析
   了各单位清理工作开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组织中个别未查清或未解决的个别问
   题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二、把通常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反革命
   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三、把各种不良现象或倾向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四、
   把一般不满言论和牢骚与有意制造破坏混淆起来;五、甚至还有把出于正义感的某些批
   评与恶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来」。「总之,……是把现象当本质,把可能当作事实,把
   推测附会当作具体事实,不分内外,不分性质,自造了一批所谓的嫌疑分子……」。④
   从中央社会部1941年4月和8月两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
   —、中社部确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皆高的干部,他们因广泛接触各方面情
   况,视野较为开阔,有的干部对过左的审干方法持有异议。例如,陈龙曾力主排除对萧
   军的怀疑。在党内形势比较正常的气候下,这些干部会从自己的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
   向上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
   二、中社部负责人康生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兴风作浪。在较为正常的大气候下,康
   生也会接受下属的建议,提出慎重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一类的意见,尽管他抱有私心,一
   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属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两份中社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说,「要
   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既然是
   ①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②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③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④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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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附会、传说自造,就不能再视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语措词方面
   的模糊,在实际贯彻中不可避免将向过左的方面倾斜,从而影响纠偏的进行。
   与以后的历次审干运动相比,1940年的审干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稳妥的,其最
   重要的一点是在审干方法上没有渗人强制的因素。社会部虽然全面渗人审干,但社会部
   并不直接主持审干,社会部在这一时期甚至还起着某种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会部的主
   导下,1941年春夏开始进行对嫌疑分子的甄别工作,解脱了一批干部。1940年的审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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