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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7) 高华

264
   里。与张醒同时被捕的两位妇女从此失踪,下落不明。不久,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
   安处要张醒,覆电是:延安无此人。很快,负责审理张醒一案的保安处侦察部部长陈湖
   生被投人监狱,险遭杀害。后在滕代远等人的保护下,陈湖生虽免一死,但仍长期坐牢。
   1944年2月,时任边区参议会党团书记,并参加边区司法领导的谢觉哉调阅陈湖生案卷,

   认为陈湖生「所犯罪尚无反革命嫌疑,因某种顾虑致久羁抑殊有不妥」。 ①谢觉哉日记
   所言「某种顾虑」即陈湖生触犯康生事也,直至1944年6月,陈湖生在坐牢七年后才被
   释放。②1937年后,在延安类似张醒这样的托派嫌疑分子被秘密处决的事件,并非个别。
   据司马璐回忆,1938年初,曾经在边区医院住院的张抱平(1935年温济泽曾和张抱平同
   囚于苏州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镇江左翼青年李明、边区剧团演员林萍均因被怀疑为
   托派而遭秘密逮捕,从此永久失踪。③另据陶晶孙④之于陶坊资披露,陶晶孙的两个妹妹
   1937年奔赴延安,其中之一的陶凯孙,「被康生打成反革命,在1939年被秘密杀害」。
   ⑤
   康生认为中共广西党已被「托派」破坏,将在延安的一批广西籍干部秘密关押,
   其中有广西工委书记陈岸(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和刘毅生(八十年代任
   广西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陈岸被关押了两年半。⑥
   二、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
   顾顺平,上海人,1935年底随张浩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后作为重犯,长期被戴
   上脚镣秘密关押,与陈湖生同监。在关押期间,顾顺平曾在某夜偷锯脚镣企图逃跑,因
   陈湖生告发而事败。⑦顾顺平以后的下落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败后被秘密处决。
   三、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于「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
   据陈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
   保卫机关秘密杀害。⑧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因与张国焘有较
   多的工作关系,遭到了与李特、黄超同样悲惨的命运。陈湖生之说是否属实?如果是假
   话,为何没有人出面澄清?如果属实,在延安被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干部究竟有多少?至
   今仍不详。这悲惨的一页,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军领导人都不忍重新揭开,直至去
   ①《谢觉哉日记》,上,页575。
   ②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页21-28。按照共产党内一
   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
   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 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 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
   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 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
   ③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页52、56、60-62。
   ④陶晶孙在三十年代曾参加「左联」,1937 年后,奉潘汉年之命加入南京汪精卫政权组织的「中国文化协会」。
   ⑤陶坊资:〈回忆父亲〉;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载《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4 期,页167、162。
   ⑥〈广西部分老同志座谈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载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 年合订本)
   (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 年),页133。
   ⑦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
   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
   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 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 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
   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 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页35、28。
   ⑧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
   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
   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 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 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
   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 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
   @@@
   
   265
   世都未泄露一字。①
   西路军干部被秘密处决,究竟是康生私自所为,抑或是奉旨行事,迄今仍无第一
   手档案资料证明,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1938年的康生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前,似
   乎还无胆量向红军干部动刀。1937年后,返延的原西路军高级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张琴秋、李先念一直处于受压状态,毛决不放心让徐向前等执掌大战略区领导权。1939
   年,毛委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头衔,让其带领一支小队伍前往冀南和山东,
   仅仅一年后,毛又以参加七大为由,将徐向前召回延安。陈昌浩则于1939年前往苏联,
   张琴秋被安排在延安中国女于大学作教务处长。李先念运气稍好一些。毛让李赤手空拳
   返回鄂豫地区,使李获得了重建功业的机会。在此种形势下,徐向前等绝无能力保护自
   己的部下。
   「肃托」的罪恶尤其体现在非人道的审讯方式方面,在早期红军粗糙的战时审讯
   方法的基础上,康生又系统输人苏联格伯乌惩罚经验,使「逼供信」成了审讯业务中根
   深蒂固的传统。
   中共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形成于国共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从中共革命的角度来
   看,在面临生存巨大危险的非常时期,运用红色恐怖手段,用快速和极简单的程序处置
   敌对分子,本是天经地义。但是。这种依赖于暴力惩戒和单纯口供的审讯方法在执行中
   极易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审讯者一般惧于肉刑而乱咬口供,而主持肃反机关的某些
   品质不良的领导者则有意利用虚假的口供向上邀功,这样,在革命队伍内部就不可避免
   发生持续性的自相残杀的惨剧。1932年周恩来抵达瑞金后,虽然基本纠正了保卫机关受
   毛泽东影响而处于肃反狂热的极端行为,使肃反机关的矛头重新对外。②然而,由于周
   恩来等忌惮于毛泽东可能产生的过份反应,对毛多有退让,既未正面批评毛在肃反问题
   上的错误,也未建立起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审讯制度。结果,这种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在
   康生接管社会部后,不仅重又萌发,而且和苏联格伯乌「先进经验」迅速融合,甚至被
   视作中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经验结合的产物被逐渐固定化,从而成为中共审讯工作的基本
   方法。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
   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然而对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许已不能
   满足其虐杀心理的需要,他还需要更尖端的虐杀才能填补其灵魂的空虚。也正是在康生
   的主持下,延安「肃托」演出了令人发指的一幕。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
   哲揭发: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
   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
   「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
   ①李先念在「文革」后仍不愿谈有关西路军的历史,直至九十年代初,他才向其传记写作组人员谈了西路军的若干情况。徐向前逝世
   后,《炎黄春秋》杂志公布了他在1982 年与廖盖隆等人的谈话,澄清了一些有关西路军历史的真相。徐向前坦承过去他为了与中央口径保
   持一致,写的一些文章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已公布的徐向前与廖盖隆的谈话仍未涉及延安处决西路军干部事。参见廖盖隆:〈徐向
   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载《炎黄春秋》,1993 年第1 期。
   ②据李一氓回忆,1932 至1934 年,江西瑞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情况比较平稳」,「肃AB 团」、「肃社会民主党」等事件均已过
   去。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泯回忆录》,页159。
   @@@
   
   266
   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
   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①
   和这种处置方法相比,对于监禁的犯人采取特殊的着装与蓄发制度,就是小巫见
   大巫了。1937年10月2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曾为此发出通知:「……为防止犯人逃
   跑及易于辨认起见,特令犯人穿看半红半蓝的衫裤,发蓄在头之左右方,头顶及前后部
   之发,一律剃光」。②1939年这种制度曾经在一部分刑事犯中停止执行,但在政治犯中
   间仍然继续推行,因触犯康生而被秘密关押的原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陈湖生,就穿著这
   种「以胸背的中线为界,左边红,右边黑」的对襟衣服,头上留着「一条不宽不窄的『马
   路』」,戴看手铐脚镣,在延安过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带镣生活」(卸镣后又押了一年
   零七个月)。
   在1939年秘密「肃托」的同时,康生还一手制造了三起著名的假案:
   一、「钱惟人案」。钱惟人系当时的边区公路局局长,曾负责与边区交界处的国
   民党地方当局商谈修路事宜,却被康生无端诬蔑为「内奸」,并利用钱的妻子对钱进行
   侦察。钱惟人在延安被关押长达七年。
   二、「王尊极案」。十九岁的王尊极陷入冤案系由她的家庭背景所致,由于王是
   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就被康生凭空定为「日特」和「国特」。王尊极于1939年被捕人
   狱,受到三天三夜的车轮战,「搞得她两腿粗肿」,最后被迫招供。
   三、「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前来延安,只因「走路像日本
   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就被逮捕入狱。李凝最后下落不明。③
   以上三个案件当时在延安都曾被康生作为自己的反特「政绩」在一定范围内予以
   公开,这和「肃托」的隐蔽化大不一样。
   延安的「肃托」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基本由康生领导的中社部负责执行,主管干部
   审查和管理的中组部并不能广泛与闻有关「肃托」的详细过程。有资料显示,当时任中
   组部部长的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曾经保护过被指称有「托派嫌
   疑」的同志。1938年秋,曾参加过平津同学会南下宣传团的丁秀(1949年后曾任中共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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