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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46)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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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罗荣桓在山东抵制「抢救」时,延安的「抢救」早已结束,山东由于未与延安同步开
   展「抢救」,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已开始「甄别」工作之际,毛泽东实在不能也不便让山
   东「补课」。毛为了显示自己与「抢救」错误毫无关系,1944 年5月13 日还以中共中
   央的名义发出〈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向全党通报山东整风的经

   验。1963 年,毛在小范围谈话中。又表扬罗荣桓正确开展整风,「以领导开始,以检
   查领导结束」。抵制了「抢救」运动。①正是源于上述种种因素,山东根据地成为唯一
   未开展「抢救」的「特区」。中共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但毛在运用这些纪律驾驭全党
   的时候却是大有区别,十分讲究的。因此对于罗荣桓在整风中「另搞一套」,毛不仅未
   予追究,相反,罗荣桓还长期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
   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一 「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1943 年春夏之际,「审干」逐步转入「反奸」、「抢救」,延安三万多党、政、
   军干部全被卷入进去,「特务」、「叛徒」、「内奸」,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人心浮
   荡,个个自危,一片肃杀气氛弥漫于各机关、学校。高压下的人们普遍感到惶恐,不知
   运动将往何处发展,个人的命运将有何变化。
   7 月1 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问题。毛说,
   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
   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
   是:「逼、供、信」。②此即是所谓「审干九条方针」的首次表述。毛的这段指示长期
   被认为是毛反对审干、肃奸极左倾向的有力依据,可是在这之后,延安的「抢救」反而
   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抢救」正处于高峰之时,康生动了开杀戒的念头,他提出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
   公审枪毙人犯。在这紧急关头,林伯渠立即将这一最新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否决
   了康生的提议,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部残杀的惨剧。③1943 年7 月30 日,毛
   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④
   1943 年8 月15 日,中共总学委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一道指示,要求有
   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决定自8 月16 日至8 月31 日这半个月中,
   ①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
   页94。
   ②毛泽东:〈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943 年7 月1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4 期。
   ③《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286-87。
   ④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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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并宣布「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
   肃清内奸的九条方针,这是在全党范围内第一次公布「审干九条方针」。该决定宣称,
   此次审干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并将「逼供信」称之为「主观
   主义方针与方法」。
   同日,毛泽东在康生提交的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
   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来,延安的「抢救」应该停止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多次发话,并对「逼供信」
   提出了批评。但事实上延安的「抢救」丝毫没有降温,反而在8 月15 日审干决定颁布
   后,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时,运动已易名为「自救」运动,但内
   容、实质与「抢救」别无二致。9 月21、22 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延安县
   开展防奸活动〉和〈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
   将所谓参加了「复兴社」的十四岁小女孩刘锦楣和特务暗杀组织「石头队」的「负责人」、
   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的坦白交待经验推向社会。10 月6 日,延安市在边区参议会会
   场召开反汉奸特务大会,议期五天,①「抢救」的邪火越烧越旺。
   难道毛泽东已失去对延安的控制力?难道毛泽东的话不再一言九鼎?难道康生胆
   大妄为、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泽东一分钟也没失去
   权力,他只是采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评一下「抢救」的「过火」行为,而实际上
   继续将「抢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1943 年初,毛泽东搬入了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设在枣园的中央社会部机关,
   中社部并在通往枣园的要道小砭沟开办了一家小杂货铺,用以监视一切过往的「可疑人
   员」。毛泽东住进枣园后,与康生的联系更加方便,更加频繁,毛泽东每天起床的第一
   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审干、抢救的汇报。②在枣园,他虽然多次看到由交际处呈交的关
   于钱来苏动态的报告——交际处向毛泽东不断报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话,好解脱钱
   来苏——报告详细反映钱来苏的焦虑、不安、惶恐以及钱来苏反复陈述白己不是汉奸、
   特务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就是不明确表示态度,致使钱来苏长期不得解脱。
   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毛泽东不是已经批评「逼供信」了吗?他在和一些负责干部
   的个别谈话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搞肉刑,为什么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
   是一套?
   确实,毛泽东隐蔽的思想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许多负责干部只看到毛批评过火行
   为的一些词语,而忽略了他这些话后面的更深涵义,毛泽东所强调的恰恰不是纠偏,而
   是将运动进一步搞深搞透。
   毛泽东的这套谋略,充分反映在被许多干部视为是纠偏文件的1943年8月15日〈关
   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
   ①《谢觉哉日记》,上,页543。
   ②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页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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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五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毛泽东鉴于内战时期「肃AB 团」
   等极左肃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当年他自己所作所为的
   真正动机是什么,只是现在毛泽东的身分、地位已不同于当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
   西时期的情况可比。眼下,主客观条件均不允许再重演「肃AB 团」的一幕,因此毛明
   智地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此所谓「过一不过二」也。但是这个新方针的基本
   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务混入革命队伍,文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
   题」,指出,认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确方针。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提」,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
   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
   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
   占有问题人员的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
   学院反省机关;另有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
   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
   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
   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
   行戒严」。①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②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
   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
   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
   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
   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
   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
   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
   适时纠正为原则」。③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
   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
   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
   「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
   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
   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
   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 一1944),第14 册,页89-96。
   ②在师哲的回忆中,对毛泽东的精细有很生动的描述。其中有一段写道:当胡宗南军队攻占延安前夕,毛泽东亲自监督师哲销毁与莫
   斯科来往的文电密码及记录,毛最后还用小棍翻播灰烬,待确定已燃尽后,才放心离开。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页201-202。在延安时代与毛交往较多的萧三也认为毛做事很细。参见《谢觉哉日记》,下,页681。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 一1944),第14 册,页89-96。
   @@@
   
   347
   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
   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
   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
   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
   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①——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
   「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
   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
   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
   干部」。
   1943 年8 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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