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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45) 高华

335
   「泗阳案件」发生在1943 年10 月至1944 年2 月,在泗阳这个当时不到十万人口
   的县内,一连四次破获所谓「三青团县委」机关。短短五个月时间里,全县逼出一千四
   百多个「三青团员」,并逮捕了一百五十多人,范围涉及党政军民等各界和县区乡及部
   队连排班干部。1944 年2 月,案件进一步扩大,泗阳县委筹划大规模逮捕县武装干部。

   此案全由刑讯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听信口供,有些则凭主观臆测,毫无人证物证。
   在邓子恢主持下,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员在1944 年3 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
   案犯继续审查)。邓子恢并代表区党委向在这案件中蒙冤的干部群众道歉,淮北区党委
   还宣布改组泗阳县委,撤销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的职务,给予纪律处分。①
   新四军五师远离军部中心地区,1943 年11 月华中局和军部调郑位三前往五师所在
   的鄂豫边区担任华中局代表,起因是延安和华中局对五师师长李先念在政治上不信任,
   认为五师内部已有内奸打入。郑位三早年毕业于武汉甲种工业学校,是1928 年红安、
   黄麻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参与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后,曾担任过新四军二师政委。
   郑位三不仅革命资历雄厚,而且为人正直,处事十分谨慎。郑位三前往鄂豫边区后,没
   有公布中央两次任命他为鄂豫边区党委记兼五师政委的电令,「谨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
   出面工作」。郑位三甚至还私下提醒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郑经过调
   查,证明「内奸打入五师」一说完全不能成立。经过郑位三的工作,延安逐渐消除了对
   五师的「怀疑和误解」。郑位三、李先念在防止审干朝极左方面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边区党委从无线电通讯中收到延安转发的许多「抢救」经验和指明某某是特务的电报,
   但是郑位三等吸取了内战时期滥施肃反的教训,在五师及鄂豫边区,都没有搞「抢救」,
   「仅在黄冈的审干曾一度发生偏差」。②
   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内的审干、「抢救」虽在规模上小于延安,但是由于华中紧邻
   国民党区,党内清洗的激烈性和残酷性仍十分突出。多年来,华中和新四军内一直在进
   行日常性的锄奸、肃特、「肃托」工作,只是过去这类工作多由保卫部门秘密进行,「肃
   奸扩大化」一类事外人一般不得而知。还在「抢救」运动之前,1939—1942 年在淮北、
   淮南就先后以「托派」、「内奸」的罪名处决了戴季康、查化群、韦延安三位青年共产
   党员。
   戴季康,1918 年出生在四川省巴县一农民家庭,1934 年来到上海,进入陶行知创
   办的大场山山海工学团,1935 年秋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批准,戴通过上
   层社会关系的介绍,进入皖东北泗县县政府做统战工作,公开职务是县政府政训处副处
   长,并担任了国民党地方部队安徽第六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政训工作。1939 年11 月,戴
   以「托派」罪名在安徽泗县羊城镇(令属江苏省泗洪县)附近被杀。临刑前,呼喊「中
   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年仅二十一岁。③
   ①邓子恢:〈我的自传〉,载《革命史资料》(8)(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页13-14;另见《邓子恢传》编委会:《邓子恢
   传》,页297。
   ②《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页487-88、504、481;另见《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页213。
   ③ 1981 年中组部复查,确认「戴季康托派案」为错案,予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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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查化群以「托嫌」、「内奸」罪名被处死是在1942 年冬。查也是在苏皖边区从事
   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1938 年底,查化群经鄂豫皖区党委批准,前往国共合作的安徽
   怀宁县石牌区任区长。1939 年国共关系恶化,查退回根据地,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四
   旅任副官主任,并担任过旅的作战参谋。处决查化群之前,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劲夫曾表
   示不同意,但不起作用,几十年后张劲夫披露道,此「是更高层决心处决的」。① 张劲
   夫调四旅任政委后,对尚被怀疑为「托嫌」的旅政治部宣传科长余路尽力予以保护,使
   他未受牵连。查案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才由安徽省委平反。
   韦延安是广西学生军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受鄂豫皖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张劲夫单
   线领导,在苏皖桂系部队做统战、民运工作,1940 年调回新四军。韦延安在抗大四分
   校学习半年后,分配到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某团任连指导员,曾因作战英勇负伤,被提拔
   为营副教导员,1941 年也被无辜怀疑为「托派」,遭到处决。韦延安冤案在1981 年12
   月获平反。
   十 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在「抢救」风暴席卷延安及各大根据地之时,山东根据地却按照原有的部署,依然
   在进行看整风和审干运动,没有在军队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学校大抓「特务」。
   山东根据地未开展「抢救」的关键原因是主持山东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
   负责人罗荣桓反对在山东搞「抢救」,而罗荣桓作出这个决定又与山东整风的特殊性有
   着密切的关系。
   与其它根据地有所不同的是,山东根据地的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山东分局领
   导机关内部的意见分歧问题。在整风运动期间,在各大根据地中,只有山东调整了领导
   机构,撤换了第一把手,罗荣桓就是在这次人事变动中,取代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
   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最高领导。
   罗荣桓是1939年3月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主力团和师部机关进入山东的,在1943
   年以前,罗荣桓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朱瑞之下。罗荣桓与朱瑞是老熟人,江西时期曾经
   留学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朱瑞受到博古、周恩来等的重用。1932 年初,年仅二十
   七岁的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两年后被派往中央苏区,不久就被委之以红五军团政委的重
   任。当时,与朱瑞的情况类似的还有杨尚昆,他也是在抵达中央苏区不久就被任命为红
   三军团政委。在这个时期,有留苏经历。特别是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一般都受到特别
   的重视,多被派往担负最重要的军队领导工作。在1934 年初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上,朱瑞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紧接看朱瑞又在「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前夕,以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紧急调
   配干部,被誉为「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的朱瑞被调至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
   ①张劲夫:《怀念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页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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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就是罗荣桓。1937 年后,朱瑞被调离军队,在太原担任北方
   局军委书记,继而又任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主要从事对华北地
   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39 年6 月,朱瑞奉命随徐向前率一支百馀人的小部队自冀南
   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
   涛奉调返回延安,朱瑞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朱瑞入鲁之际,中共在山东已有两支武装,一支为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
   另一支为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和从延安先期调鲁的张经武建立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而太行
   八路军总部给徐向前、朱瑞的权限是以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名义,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山
   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但是八路军总部的这道命令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而是
   在无形中取消了。1940 年5 月,八路军第一纵队被撤销番号;同年6 月,徐向前奉命
   返回延安预备参加拟议中要召开的中共七大,朱瑞则失去了军队的任何职务,从此不再
   参与指挥军队。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惟取消八路军第
   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延安军委大部分领导成员都在华北
   敌后,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
   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
   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
   一一五师入鲁,就是奉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之命,而朱、彭则是依照延安毛泽东的
   指示发出这道命令的。当然,延安始终保有对华北、山东的直接指挥权,毛泽东可以直
   接给军队和地方发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对华北、山东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与领导,随看八路
   军总司令朱德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相继返回延安后,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延安对敌后的
   指导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无形撤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战争期
   间,军事第一,党的机关必须随军活动,最适当的安排就是实行一元化领导。晋察冀根
   据地自分局书记彭真于1941 年春返回延安后,党、政、军全盘工作皆由聂荣臻负责。
   在太行,北方局书记继杨尚昆后,先后由彭德怀、邓小平挂帅。聂、彭、邓都是率兵之
   人,同时兼任党的领导职务,因而晋察冀、太行各项工作的展开,都较为顺利。至于大
   战略区两职分开者,往往易生纠葛。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
   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一一五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
   战争环境的影响,山纵与一一五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
   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 年后曾作过努力,试图加以改变,
   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某种模糊性。1941 年8 月,中央和军委规定,山东分局为
   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由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
   @@@
   
   338
   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从字面上
   理解,朱瑞似乎应参与领导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但是朱瑞并不是由罗荣桓任书记的山
   东军政委员会成员,于是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 年后继续存在,一一五师与山东
   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朱瑞在山东最闪亮的时期是1939 至1940 年,1941 年后,侵华日军施用「拉网合
   围」、「铁壁合围」等残酷的手段频繁进攻根据地,致使山东根据地的面积急剧缩小,
   全省根据地的人口从1200 万锐减到730 万。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在牺牲者的
   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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