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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42) 高华

308
   作为重犯,从1943 年4 月至1944 年6 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①
   在《解放日报》社,除了编辑、记者遭「抢救」外,抢救也在印刷厂进行,一位总
   务科长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颈自杀。
   博古对于毛泽东、康生的这套红色恐怖手法极为熟悉,早在1931 年,博古就对远

   在江西的毛泽东「打AB 团」的行为有所怀疑。1942 年3 月,王震、贺龙曾就《解放日
   报》公开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发难,王震、贺
   龙或亲去清凉山博古的窑洞,或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严厉指责博古。时至1943—1944
   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万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为人人皆可唾责
   的对象,他已无法制止《解放日报》中的「抢救」极端行为。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所有单位均受到冲击,中央医院90%的医护勤杂人员受
   到怀疑,著名的马海德医生和他妻子苏菲也曾被「抢救」。对马海德提出的疑问是:「一
   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
   么?」由于马海德是边区急需的医生,因而对他还较为客气,只是劝其「坦白交待」,
   而未将其关押。②
   三 军直机关的「抢救」
   「抢救运动」对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也造成极大的冲击。设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
   是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重要机构,毛泽东也通过军委的电讯系统搜集各根据
   地的动态以及国统区的各项情报。进入1943 年后,原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已靠边站。
   自1941 年2 月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作战谋划、军事情报
   搜集等业务领域,对审干等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很小,实际上,军委系统的审干、抢救领
   导权,基本掌握在康生机关手中。
   在审干、「抢救」展开后不久,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的陶铸很快被「挖」
   出来。选择陶铸作为靶子,是因其在1933 至1937 年被国民党拘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被怀疑有「特务」嫌疑,当时陶铸还兼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打击陶铸也有暗打王稼祥
   的用意。
   陶铸被隔离审查后,情绪极为愤懑。当社会部干部李逸民前去探视他时,陶铸「暴
   跳如雷地在骂娘」。③陶铸落难迟于柯庆施,他曾在柯庆施被隔离后,前往软禁柯的窑
   洞探望过他。在延安审干、抢救中的这段遭遇,以后成了联络陶铸与柯庆施的感情纽带,
   柯庆施与陶铸这两位有过白区工作长期经历的干部与刘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而刘少奇
   在审干中,位居决策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柯庆施、陶铸的审查。当毛泽东对柯、陶
   伸出援手后,这两人就成了死命效忠毛的大将。1949 年后,柯庆施、陶铸皆获毛泽东
   ①李锐:〈清凉山的文宇生捱〉,载《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46。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
   忧与思》,页44。
   ②周森:《马海德》(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 年),页25-26。
   ③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载《革命史资料》,第3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年),页37。
   @@@
   
   309
   重用,六十年代初分任地位极显赫的中共华东局和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职位。1953 年陶
   铸还一度涉人当时高层领导人内部对刘少奇的批评议论(即「高岗事件」),也是因毛
   泽东的保护才未被打入「高饶反党集团」,事后继续获毛泽东的重用。1965 年柯庆施
   病逝,陶铸极为难过,曾在家中悲伤落泪。1966 年春夏,毛泽东调陶铸入中央,实指
   望利用陶铸与刘少奇的宿怨,向刘少奇开炮。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陶铸
   一下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谁知陶铸竟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不忍对刘少奇过份打击,
   在被多次提醒后仍无改变,终遭毛泽东的抛弃。柯庆施则因早逝,未卷入文革,但江青
   在六十年代初于上海策划反刘少奇的阴谋,得到了柯庆施的全力支持。1943 年在延安
   被整的柯庆施和陶铸,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日后对付刘少奇的两颗棋子。
   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抢救」中受到严重冲击,使日常业务工作几乎一度陷于停顿。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辖三个局:一局负责作战指挥,由伍修权任局长;二局负责情报收
   集与分析,由曹祥仁任局长;三局主管通讯,主要负责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络,负
   责人为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的王铮。由于军委所属三个局从事的工作极具机密性,工作
   人员都已经过严格的审查,他们需要与家庭断绝通信联系,出门要与人同行。①尽管如
   此,在「抢救」中还是揪出了大量「特务」。
   有关军委一局审干、「抢救」的详情至今仍缺乏资料,目前所知的仅是周秋野等受
   迫害的零星情况。在军委一局测绘科工作的周秋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任中国驻捷
   克斯洛伐克大使),在审干过程中,受到车轮战和逼供信的迫害。另据伍修权透露,一
   局的协理员张炽昌因为曾经在国统区做过兵运工作,也被关押起来,负责审查和看管他
   的人。「竟蓄意折磨他,在给他吃的饭里加了盐,又不给水喝」。张炽昌被迫上吊自杀,
   幸亏被人发现,才得以生还。②
   军委二局的审干、反奸与所有军委直属单位一样,受总学委和军直机关学分会领导,
   实际领导者仍是康生。当时年仅二十九岁、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作为军直系
   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也曾参与领导二局的审干、反奸。
   从1942 年12 月始,二局陆续发现「内奸特务分子」。在1943 年4 月1 日大逮捕
   被抓获人员中,其中有二局的四个人。康生很快将这四人放回二局,要他们作坦白示范。
   1943 年4 月15 日前后,胡耀邦主持二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提高警觉,「嗅奸」、「监
   奸」、「证奸」,同时也提醒不得冤枉好人。③会后,在很短时间内,二局共收到十馀
   万字的检举材料。二局还创造出一整套劝说坦白分子的办法:「善劝、亲劝、你劝、我
   劝、软劝、笔劝、硬劝」等,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攻下
   动摇分子,再对付顽固分子。④到5 月上旬,二局已有十人坦白,运动迅速走向热潮。
   在群众已充分发动的形势下,胡耀邦愈来愈趋向冷静,他在5 月6 日划出四条政策界限:
   一、严禁打入骂人;二、非经委员会批准,不得捆人;三、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
   ①《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71。
   ②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页195-96。
   ③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0、241-42。
   ④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0、2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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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四、严防自杀。对于二局的运动,社会部极为重视,①康生派出李克农前来二局亲临指
   导,要求进一步开展坦白运动,挽救陷于特务泥沼的失足者。李克农并表示,对已坦白
   者,党保证他们有光明的前途。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胡耀邦布置开展新一轮坦白运
   动;另一方面,他也不失时机地强调要注意政策。胡耀邦提出,应控制检举次数,以书
   面检举代替口头检举;自首分子也应「实事求是」。「有冤枉就说出来,不要害怕,负
   责审干的领导,应为受冤人员申冤辩解」。②这些情况都说明胡耀邦和那些利用审干、
   反奸、蓄意整人的干部有本质上的区别。
   军委三局是军委几个局中工作人员最多的一个局,有工作人员近千名,大多为抗战
   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审干、反奸中,三局电讯学校二百人中已有一百七十人
   被扣押,遭斗争。三局各科室大多数工作人员随后都被打成「叛徒」和「特务」,由于
   三局「特务成堆」,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已难以为继。由于三局所负
   责的工作极端重要,因此当1944 年元旦,王铮率三局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拜年时,毛向
   三局受审问者表示了歉意,首先解脱了他们。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前身是瑞金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
   年6 月易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 年春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抗
   日军政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再指示,抗大要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
   把抗大招生的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③在中共的感召下,大
   批外来知识青年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使抗大的规模不断扩大。1939 年6 月,因
   边区粮食困难,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总校转移到晋东南,1943 年春,延安又命令抗大
   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移驻绥德,并将延安军事学院、抗大两个分校等合并于抗大总校,
   任命徐向前为抗大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此时全校共有
   学员六千馀人。
   抗大的整风、审干开始于1943 年8 月,运动初期,在以徐向前为书记的抗大总学
   委的领导下,一切进展平稳,徐向前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醒大
   家头脑保持清醒。④但是随着中央社会部派出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到达抗大,
   形势迅速恶化。从1943 年10 月中旬到12 月下旬,全校开展了深挖「反革命」、「特
   务」的「全面突破」竞赛。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详细地描述了抗大「抢救」的场景: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
   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
   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
   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
   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
   ①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7、240-41。
   ②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41。
   ③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页241。
   ④《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页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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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①
   自从延安中社部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抗大总校后,徐向前事实上已被靠边站,在这种
   形势下,他已无事可做,只得于10 月下旬返回延安。
   徐向前经历过党内长期的残酷斗争,对极左的一套始终持有警惕的态度,返回延安
   后,他仍然经常过问抗大总校的运动情况,但他根本无法正面对抗这场由毛泽东、康生
   直接领导的运动。②和徐向前相比,抗大总校的其它领导人态度就不那么冷静了。韦君
   宜当时在绥德,亲耳听到杭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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