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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主转型”呢还是“告别革命”?——GT郭国汀《访宪政学者王天成 谈民

是“民主转型”呢还是“告别革命”?
    ——GT郭国汀《访宪政学者王天成 谈民主转型关键问题》
   
   郭国汀 发表于 5/11/2012 10:53 改变中国的时间到了——--访宪政学者王天成谈民主转型关键问题……
   

    黑匣子主义认为,宪政学者王天成的研究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无的放矢”。
    首先,“中国”早已名存而实亡了。他所称的“中国”,应该是指中国大陆,即“大陆中国”,或曰“红色中国”,亦即毛共匪帮首领毛泽东凭借枪杆子劫持与统治着以作为其进一步赤化全世界及奴役全人类的红色根据地。
    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这大陆中国,或曰红色中国,或曰毛共匪帮首领毛泽东凭借枪杆子劫持与统治着以作为其进一步赤化全世界及奴役全人类的红色根据地,实则“国”既不“国”,“党”亦不“党”,“政”乃“伪政”,“法”即“非法”,根本无“型”可“转”;除却民主革命,别无它途。
    总之,宪政学者王天成之“民主转型”说,无异于某些人的“告别革命”说也!
   (详见http://bbs.wolfax.com/thread-22455-1-1.html)
   
   
   个人标签:

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附件】

访宪政学者王天成 谈民主转型关键问题


   
    小乔:你的专著《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这几天已经在香港出版发行,知道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这本书是你最近几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等机构专门研究民主转型的一个产物,是汉语界第一本在大量案例基础上系统讨论中国民主转型路径与制度设计的书。一些章节去年曾在《中国人权双周刊》连载,国内不少人翻墙出来阅读,非常喜爱,我相信他们也在期待这本书的完整版的出版。
    最近几年,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与过去明显有所不同的阶段。温家宝谈政革,吴邦国“五不搞”,“茉莉花革命”,乌坎抗议,以及最近的薄熙来事件, “平反六四”的传言,等等,等等。眼花缭乱,猜测、流言满天飞。当此“非常”时刻,想请你根据你的研究,谈一谈对中国民主转型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首先,可否请你谈谈民主转型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王天成:你知道,从70年代中期,也就是比中国的“改革开放”略早一点开始,到90年代末,全世界有约70个国家民主化。这一浪潮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就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崩溃的。基于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转型专家们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民主转型的发生以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为前提。
    我在研究了一些转型案例后发现,分裂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决策层分裂,分化出主张停止强硬路线、进行政治开放的温和派。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末,匈牙利共产党内分化出了波斯茨凯(Poszgay)为首的改革派,波斯茨凯1988取代了卡达尔担任了国务部长职务。1989年1月,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是,他与内政部长一起提出辞职,走出了会议室。只有到这一刻,其他人才认识到应该改变了。
    我们中国人对于政治决策层的分裂也不陌生,1989年,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与邓小平为首的强硬派分裂了。
    另一种分裂形式是军队与政治领导人分裂。军队不愿意执行镇压。这样的案例也相当多,去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的革命就属于这种情况。2011年1月13日,突尼斯的独裁者本•阿里下令镇压,遭到参谋总长拉奇德•埃马尔(RachidAmmar)的拒绝,结果本•阿里第二天就出逃了。埃及军队在进驻开罗后,不久就发表声明表示不会进行暴力镇压。2012年2月10日,军方又发表声明表示将采取措施满足示威民众的要求,发出了要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在声明发表前,参谋总长深入到示威民众中去,说:“你们的要求今天晚上就会得到满足”。第二天,穆巴拉克离开了开罗。
    突尼斯、埃及的军队这次表现出很高的职业化水准,为自己赢得了尊严和荣誉。1989年,中国的军人则玷污了自己的荣誉。在未来,他们应该挽回自己的荣誉。
    小乔:你提到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等待他们分裂了呢?什么时候统治集团内部会发生分裂呢?
    王天成:上面强调了统治精英内部的分裂对于民主转型发生的重要性,还没有来得及说明公民社会的抗争的作用。精英人物的选择对于民主转型至关重要,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坐等统治精英发生分裂。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统治集团内部也许会经常出现分歧,会有不同的派系,但并不会轻易发生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它内部的“团结”需要从外部去打破。简言之,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是民主转型发生的前提,外部的压力则是内部分裂的前提。在统治集团没有面临足够强的外部压力之前,它会认为自己非常成功、自鸣得意,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改革。当它陷入困境,被迫要在改还是不改、镇压还是不镇压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才有可能发生。
    民主转型可以分为常序性和非常序性两大类型。每一大类还可以进一步分为若干子类。常序性转型是政府正常全力秩序没有被打乱的情况下发生的转型。它既可能是长期掌权的老独裁者放弃强硬路线而启动的,例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台湾的蒋经国,也可能是新上任的人背离前任的路线而启动的,例如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苏联的戈尔巴乔夫。
    非常序性转型也可称为“突发性转型”。它是在民众抗议下——偶尔也包括军事政变,例如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导致最高统治者下台而发生的转型。取代最高统治者的既可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人,也可能是反对派领袖,而以内部取代最常见。
    我在《大转型》中对过去数十年发生在南欧、拉美、亚洲、东欧、非洲的具有代表性的转型案例做过一个统计,其中非常序性转型的比例是57%,常序性转型的比例是43%,比前者低14个百分点。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统计。不过,我认为,它仍然是意味深长的。
    需要注意的是,民众抗争在非常序性转型中的作用自不必说,在常序性转型中也是重要的。例如,韩国的转型是常序性的,但却是民众抗议直接导致的。1987年6月,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迫使军政府接受了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提出修改宪法和直选总统等要求。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蒋经国在晚年主动推行了向台湾的民主转型。实际上,这样的蒋经国在台湾是不存在的。1986年9 月,民进党在台湾园山饭店成立,一些与会者甚至写下了遗嘱,等待警察的抓捕,但是,出他们的意外,警察没有来,这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也就说,蒋经国并没有主动开启民主转型,他只是没有镇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在国民党内部讨论是否要镇压的时候,蒋经国表示:世界上并没有永远在台上执政的万年政党。
    从过去的历史看,绝大部分民主转型都发生在统治集团正在失去控制或已经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只有当社会控制的成本变得难以承受、对于保持控制失去信心的时候,统治精英内部才有可能发生分裂。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是在明显没有强大的社会反叛压力下选择政治开放的。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而且,还要看到,当时苏联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
    小乔:从目前的情况看,你认为统治集团发生分裂的可能性有多大?换言之,中国民主转型的时机是否来临?特别是,你对温家宝最近多次谈论政改如何看?统治集团目前是否已经发生了分裂?
    王天成: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时机正在来临。尽管历史常常有曲折反复,但人们对于尊严、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挡的。
    过去30余年,中国只进行了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公权力的不受监督、制约导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大家都能看到,这里不想一一列举。
    想特别提到的是,在种种严重问题的背景之下,近些年来,中国公民社会获得了显著的成长。互联网的出现为公民社会提供了神奇的工具,它已经从交流的平台发展到了兼具动员功能的平台。为了突破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的封杀,人们逐渐发展出了“散步”、“围观”这样富有弹性的社会运动方式。较大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社会又重新骚动起来。
    这里还要谈谈经济危机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哈格(StephenHaggard)和罗伯特•考夫曼(RobertR.Kaufman)曾研究过27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发现其中有18个国家在转型前发生过经济危机、21个国家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在过去数十年中,每次经济危机都一批独裁国家倒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导致世界性经济衰退。第三波民主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开始的。苏联、波兰等共产国家在80年代末也陷入了经济困境或危机。突尼斯、埃及的革命也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2008年开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威权政体的首先反应是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或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是在1985年经济整顿失败后,才提出以公开性为先导的政治改革的。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是在其1987年的经济改革计划得不到人们支持后,才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的。
    重要的是,经济危机给人们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水准带来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邓小平在70年代末推动的经济改革迅速取得了成效,这加强了他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抑制经济危机努力的失败会削弱政治精英中一些人对威权统治能力的信心。尤其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通货膨胀也出现了。尽管最近通胀有所缓和,但经济增长速度是否短期内能回升、保持过去相当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依然成为严重疑问。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威权政府(应当是极权流氓暴政,至少是专制暴政!)已经风光不再。它能挺过已经在发生的经济危机或者说困境吗?这不仅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办法扭转困境,更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态度和努力。
    温家宝总理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发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这或许可以认为他对重新骚动起来的中国社会和目前在中国出现的经济困境的一个反应。他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说他是在演戏,有人说是真诚的,并据此推断高层已出现了裂痕。在此,我并不打算做这种那种推测,尽管我也非常关注。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假定温家宝是温和派、高层已经出现20余年不见的重大分歧,他的力量也太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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