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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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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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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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的周扬


   
   
   
    周扬,昔日的“文艺沙皇”,后来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旗手。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在监狱里面壁九年,大彻大悟。另一个在监狱里大彻大悟的共产党老干部是陆定一。有几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为什么周扬、陆定一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浴火重生?同样经过“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更多的共产党老干部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有人坐了共产党的监狱,痛感法制不健全了;当他们再度上台,又颁布压制人民的法律来了。有人失去了权力,求助于人民的保护;一旦恢复了权力,又调动军队向人民开枪。而大彻大悟的周扬、陆定一,为什么在共产党内总是郁郁不得志?

   
    我忆周扬,就是为了想一想这些问题。
   
   
   
   (一)反修中顶风批教条主义

   
    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六十年代的“主旋律”是批修正主义,这次会议的调子却是批教条主义。差不多同时,刘少奇也批评了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教条主义”。而之前不久,毛泽东批评文艺界的各个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还勒令文艺界的负责人周扬下乡改造:“周扬不下乡,派一个班的士兵押送。”这些都是不寻常的信号,表明上面出现了紧张。
   
    教育部组织大批人马编写了六本中学的政治课教材,初中三本:初一《思想品德教育》,初二《中国革命史常识》,初三《社会发展史常识》;高中三本:高一《科学社会主义常识》,高二《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三《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因大学和中学的政治课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受到批评,这六本书没有出版。
   
    我从北大借调到教育部,担任《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编写组组长。我负责编的书虽然没有被采用,对于批教条主义却暗自叫好。我对会议敢于顶风批教条主义感到很吃惊,更为吃惊的是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周扬和部长陆定一在会上的讲话。他们讲话的主要部分不记得了,只有几句话牢记不忘。
   
    周扬在讲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说:“活着不让人家批评,你死了还能阻止批评?”谁能“不让人家批评”?当然是大大小小的“霸王”,最大的“霸王”就是毛泽东。我当时的思想已经很“反动”,一下子听出了周扬的弦外之音,但不敢与人议论,点破玄机。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要说批评,连议论一下都不行,那都是“恶毒攻击”;“恶毒攻击”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得坐牢以至杀头。果然,毛泽东一死,谁能阻止批评?“反革命”也平反了。
   
    陆定一的讲话更为露骨。他不知怎么说到京剧《打金枝》,讲了一个故事。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娶代宗皇帝的女儿升平公主,当了驸马。郭子仪七十大寿,傲慢的公主不去祝寿,郭暧打了她。她就向皇帝老子告状。皇帝说:不向公公祝寿,是你不对。公主说:他还骂你皇上呢!问:在什么情况下骂的?公主说:在床上骂的。皇帝说:不算,不算,床上骂的不算数。陆定一评论道:“你看,皇帝还有个政策,床上骂皇帝是不算数的!”下面的话,只能让听众去意会了。
   
    小时候听老人说,姓郭的我们这一支是郭子仪第六个儿子、驸马爷郭暧的后代。有关老祖宗的故事,我来了兴趣,到中文系求借各种版本的京剧《打金枝》。仔细阅读,就是没有找到床上骂皇帝不算数的“政策”。我想,这是陆定一的借题发挥。
   
    陆定一和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作为“阎王殿”的“大阎王”、“二阎王”被打倒,不足为怪了。[1]
   
   
   
   (二)文革中被揪掉了耳朵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有一句重复了千万次的套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发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这熊熊烈火烧向的对象叫做“黑帮分子”。有一天,聂元梓手里拿着一摞纸,对我说:“这是黑帮分子揭发周扬的两个材料,内容差不多,麻烦你把两个综合成一个。”我在哲学系好像是公共秘书,有什么舞文弄墨的事都来找我。要我干活,就奉承我:“你笔头快。”其实,不见得。主要是我好说话,来者不拒。
   
    聂元梓交给我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副系主任冯瑞芳所写,一个是系秘书汤一介所写。他们都是一九六一年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会议的参加者,揭发的内容不过是周扬在会上的公开讲话。汤一介的材料比较系统,题目是《揭发周扬毒化大学文科的罪行》。我以汤一介的材料为主,以冯瑞芳的材料作补充,综合成一个材料,交还给聂元梓。 过了几天,《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清算周扬毒化大学文科的罪行》,署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郭罗基”。我很奇怪,我没有投稿呀。一看,文章的基本骨架就是经我的手综合而成的冯瑞芳、汤一介的揭发材料,加上一些“清算”,不知何人所写。我问聂元梓:“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假借我的名义发表文章?”她说:“我也不知道哇,那是工作组搞的。”当时是工作组统治学校。我很恼火,但我知道,同工作组是说不通的,《光明日报》也不会更正。特别是“清算”中说周扬“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我内心非常抵触。“文化大革命”前,我对周扬有好感;“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把他打倒,我极为同情。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特地向周扬说明,并表示歉意。我说:“以我的名义伤害了你,十多年来我一直过意不去。”他说:“那时我因肺癌动了手术,外界的事情一概不知,对我来说等于不存在,也无所谓伤害。”他还反过来安慰我:“你不必放在心上。你的名字被人盗用,你也是受害者。” 在《光明日报》发表《清算》这篇文章之前,《红旗》杂志发表了阮铭、阮若瑛夫妇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是为点名批判周扬之始。后来又发表了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些,确实构成了对周扬的伤害。所谓“颠倒历史”,是关于《鲁迅全集》第六卷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解释,这个解释也不是周扬所写。据阮铭说,文章起初并未指向周扬,是陈伯达按上了这个标题,又经中央文革讨论,根据标题修改内容。“暗箭”变成“明枪”。阮铭本来在门头沟“监督劳动”,一下子成了“革命左派”。阮铭、阮若瑛当上了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除了中央文革,全国只有两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是北京大学)。文革后,他们向周扬登门道歉。周扬只是淡淡地说:“在当时的情景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八二年,王震到中央党校当校长,整“胡耀邦的班子” ,首先拿阮铭开刀。按照王震的意图,文革前中宣部的副部长熊复、张盘石、林默涵、刘祖春等都写了阮铭的黑材料。有人估计周扬不会就范,邓力群的班子捏造了一份“周扬谈阮铭”。周扬得知后,非常生气,随即另写了一份,交中央党校。所有这些材料,只有周扬为阮铭讲了好话,以德报怨。
   
    文革中,周扬在监狱里深自反省。出狱后,他到处向人赔礼道歉。有人还批评他过头了,说:“许多事情是中央决定的,你无权赔礼道歉。”他自己所受的苦难,却很少提起。我发现他的左耳朵有点异样,问怎么回事?他说,被专案人员揪掉了一块。别人坐牢都失眠,他却睡得很香,以至专案人员提审时还打瞌睡。周扬说:“他们要我承认是叛徒。我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无话可说,还不打瞌睡?”一打瞌睡,就上来揪耳朵,揪来揪去,少了一块。他像谈别人的事情那样轻描淡写。我想知道得更多,他挥挥手说:“过去了,过去了。”
   
    陆定一也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告诉我:“定一在里面被吊起来打。”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陆定一才被放出来,“脚上连袜子都没有”。陆定一本人从来不对人说。
   
   
    据我观察,周扬、陆定一的心态是将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当作文革前自己给别人制造苦难的应得惩罚,默默承受,于心稍安。另一些人,将自己所受的苦难视为极大的不公,着力渲染;而自己给别人制造的苦难,又是理所应当,从来不提。
   

(三)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

   
    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市委书记吴德的日子不好过。他在镇压“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清场之前,躲在汽车里发表广播演说,绕场一周。他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之一。而后他又标榜自己一贯抵制“四人帮”。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给吴德画像:“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个风向标。”北京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吴老转”。当时盛传陈景润解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西单民主墙贴出一份求解“吴德巴赫猜想”的大字报:“左倒+右倒=不倒,谁能证明?”一九七七年,北京市召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看样子吴德决心要开成民主的大会,以扭转自己的声誉。
   
    历来,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分小组进行的,实际上是人民代表小会,在大会上发言的都是各部门的长官。这一次,大会发言史无前例地向普通代表开放,可以自由报名。我报了名。我发言的题目是《从北大的运动看北京市的领导》,从八个方面批评了北京市领导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捂盖子”的错误指导思想。来自基层的人民代表在大会上批评领导,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的发言被代表们的掌声打断达十来次之多,还有人跑上台来同我握手。 吴德的民主弄巧成拙。他急忙向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汇报郭罗基的发言。华国锋指示:“一定要把他压下去!”吴德违反大会的程序,强行将大会延长五天,名曰“讨论郭罗基代表的发言”。背后召集各区委、县委书记(他们都是各代表团团长),组织批判围攻。据说,我的发言“搞乱了思想”,需要“澄清”。形势急转直下。小组讨论发了大量的简报,说:“郭罗基的发言是放毒”,“把矛头指向市委,和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差不多。”海淀区各大学代表、特别是北大代表和郭罗基本人的反驳,却不登简报。会议结束后,北京市纷纷传达:“北大的右派郭罗基跳出来攻击市委。” 还连累到北大,说:“北大就是出右派的地方。”闹得满城风雨。邓小平正运筹帷幄,向华国锋夺取最高权力。这时的郭罗基对于逮“凡是”派老鼠有用,就是“好猫”。所以他针对华国锋的“一定要把他压下去”,翘着大拇指说:“郭罗基是好样的!”周扬尚未恢复工作,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闻讯邓小平此言,托人来向我要发言稿。他看完后对人说:“郭罗基确实是好样的!这才是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周扬常有妙语。这就是说,也有不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恐怕还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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