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浴火重生的周扬]
郭罗基作品选编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浴火重生的周扬


   
   
   
    周扬,昔日的“文艺沙皇”,后来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旗手。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在监狱里面壁九年,大彻大悟。另一个在监狱里大彻大悟的共产党老干部是陆定一。有几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为什么周扬、陆定一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浴火重生?同样经过“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更多的共产党老干部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有人坐了共产党的监狱,痛感法制不健全了;当他们再度上台,又颁布压制人民的法律来了。有人失去了权力,求助于人民的保护;一旦恢复了权力,又调动军队向人民开枪。而大彻大悟的周扬、陆定一,为什么在共产党内总是郁郁不得志?

   
    我忆周扬,就是为了想一想这些问题。
   
   
   
   (一)反修中顶风批教条主义

   
    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六十年代的“主旋律”是批修正主义,这次会议的调子却是批教条主义。差不多同时,刘少奇也批评了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教条主义”。而之前不久,毛泽东批评文艺界的各个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还勒令文艺界的负责人周扬下乡改造:“周扬不下乡,派一个班的士兵押送。”这些都是不寻常的信号,表明上面出现了紧张。
   
    教育部组织大批人马编写了六本中学的政治课教材,初中三本:初一《思想品德教育》,初二《中国革命史常识》,初三《社会发展史常识》;高中三本:高一《科学社会主义常识》,高二《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三《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因大学和中学的政治课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受到批评,这六本书没有出版。
   
    我从北大借调到教育部,担任《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编写组组长。我负责编的书虽然没有被采用,对于批教条主义却暗自叫好。我对会议敢于顶风批教条主义感到很吃惊,更为吃惊的是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周扬和部长陆定一在会上的讲话。他们讲话的主要部分不记得了,只有几句话牢记不忘。
   
    周扬在讲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说:“活着不让人家批评,你死了还能阻止批评?”谁能“不让人家批评”?当然是大大小小的“霸王”,最大的“霸王”就是毛泽东。我当时的思想已经很“反动”,一下子听出了周扬的弦外之音,但不敢与人议论,点破玄机。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要说批评,连议论一下都不行,那都是“恶毒攻击”;“恶毒攻击”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得坐牢以至杀头。果然,毛泽东一死,谁能阻止批评?“反革命”也平反了。
   
    陆定一的讲话更为露骨。他不知怎么说到京剧《打金枝》,讲了一个故事。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娶代宗皇帝的女儿升平公主,当了驸马。郭子仪七十大寿,傲慢的公主不去祝寿,郭暧打了她。她就向皇帝老子告状。皇帝说:不向公公祝寿,是你不对。公主说:他还骂你皇上呢!问:在什么情况下骂的?公主说:在床上骂的。皇帝说:不算,不算,床上骂的不算数。陆定一评论道:“你看,皇帝还有个政策,床上骂皇帝是不算数的!”下面的话,只能让听众去意会了。
   
    小时候听老人说,姓郭的我们这一支是郭子仪第六个儿子、驸马爷郭暧的后代。有关老祖宗的故事,我来了兴趣,到中文系求借各种版本的京剧《打金枝》。仔细阅读,就是没有找到床上骂皇帝不算数的“政策”。我想,这是陆定一的借题发挥。
   
    陆定一和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作为“阎王殿”的“大阎王”、“二阎王”被打倒,不足为怪了。[1]
   
   
   
   (二)文革中被揪掉了耳朵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有一句重复了千万次的套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发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这熊熊烈火烧向的对象叫做“黑帮分子”。有一天,聂元梓手里拿着一摞纸,对我说:“这是黑帮分子揭发周扬的两个材料,内容差不多,麻烦你把两个综合成一个。”我在哲学系好像是公共秘书,有什么舞文弄墨的事都来找我。要我干活,就奉承我:“你笔头快。”其实,不见得。主要是我好说话,来者不拒。
   
    聂元梓交给我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副系主任冯瑞芳所写,一个是系秘书汤一介所写。他们都是一九六一年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会议的参加者,揭发的内容不过是周扬在会上的公开讲话。汤一介的材料比较系统,题目是《揭发周扬毒化大学文科的罪行》。我以汤一介的材料为主,以冯瑞芳的材料作补充,综合成一个材料,交还给聂元梓。 过了几天,《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清算周扬毒化大学文科的罪行》,署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郭罗基”。我很奇怪,我没有投稿呀。一看,文章的基本骨架就是经我的手综合而成的冯瑞芳、汤一介的揭发材料,加上一些“清算”,不知何人所写。我问聂元梓:“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假借我的名义发表文章?”她说:“我也不知道哇,那是工作组搞的。”当时是工作组统治学校。我很恼火,但我知道,同工作组是说不通的,《光明日报》也不会更正。特别是“清算”中说周扬“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我内心非常抵触。“文化大革命”前,我对周扬有好感;“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把他打倒,我极为同情。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特地向周扬说明,并表示歉意。我说:“以我的名义伤害了你,十多年来我一直过意不去。”他说:“那时我因肺癌动了手术,外界的事情一概不知,对我来说等于不存在,也无所谓伤害。”他还反过来安慰我:“你不必放在心上。你的名字被人盗用,你也是受害者。” 在《光明日报》发表《清算》这篇文章之前,《红旗》杂志发表了阮铭、阮若瑛夫妇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是为点名批判周扬之始。后来又发表了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些,确实构成了对周扬的伤害。所谓“颠倒历史”,是关于《鲁迅全集》第六卷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解释,这个解释也不是周扬所写。据阮铭说,文章起初并未指向周扬,是陈伯达按上了这个标题,又经中央文革讨论,根据标题修改内容。“暗箭”变成“明枪”。阮铭本来在门头沟“监督劳动”,一下子成了“革命左派”。阮铭、阮若瑛当上了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除了中央文革,全国只有两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是北京大学)。文革后,他们向周扬登门道歉。周扬只是淡淡地说:“在当时的情景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八二年,王震到中央党校当校长,整“胡耀邦的班子” ,首先拿阮铭开刀。按照王震的意图,文革前中宣部的副部长熊复、张盘石、林默涵、刘祖春等都写了阮铭的黑材料。有人估计周扬不会就范,邓力群的班子捏造了一份“周扬谈阮铭”。周扬得知后,非常生气,随即另写了一份,交中央党校。所有这些材料,只有周扬为阮铭讲了好话,以德报怨。
   
    文革中,周扬在监狱里深自反省。出狱后,他到处向人赔礼道歉。有人还批评他过头了,说:“许多事情是中央决定的,你无权赔礼道歉。”他自己所受的苦难,却很少提起。我发现他的左耳朵有点异样,问怎么回事?他说,被专案人员揪掉了一块。别人坐牢都失眠,他却睡得很香,以至专案人员提审时还打瞌睡。周扬说:“他们要我承认是叛徒。我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无话可说,还不打瞌睡?”一打瞌睡,就上来揪耳朵,揪来揪去,少了一块。他像谈别人的事情那样轻描淡写。我想知道得更多,他挥挥手说:“过去了,过去了。”
   
    陆定一也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告诉我:“定一在里面被吊起来打。”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陆定一才被放出来,“脚上连袜子都没有”。陆定一本人从来不对人说。
   
   
    据我观察,周扬、陆定一的心态是将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当作文革前自己给别人制造苦难的应得惩罚,默默承受,于心稍安。另一些人,将自己所受的苦难视为极大的不公,着力渲染;而自己给别人制造的苦难,又是理所应当,从来不提。
   

(三)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

   
    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市委书记吴德的日子不好过。他在镇压“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清场之前,躲在汽车里发表广播演说,绕场一周。他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之一。而后他又标榜自己一贯抵制“四人帮”。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给吴德画像:“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个风向标。”北京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吴老转”。当时盛传陈景润解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西单民主墙贴出一份求解“吴德巴赫猜想”的大字报:“左倒+右倒=不倒,谁能证明?”一九七七年,北京市召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看样子吴德决心要开成民主的大会,以扭转自己的声誉。
   
    历来,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分小组进行的,实际上是人民代表小会,在大会上发言的都是各部门的长官。这一次,大会发言史无前例地向普通代表开放,可以自由报名。我报了名。我发言的题目是《从北大的运动看北京市的领导》,从八个方面批评了北京市领导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捂盖子”的错误指导思想。来自基层的人民代表在大会上批评领导,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的发言被代表们的掌声打断达十来次之多,还有人跑上台来同我握手。 吴德的民主弄巧成拙。他急忙向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汇报郭罗基的发言。华国锋指示:“一定要把他压下去!”吴德违反大会的程序,强行将大会延长五天,名曰“讨论郭罗基代表的发言”。背后召集各区委、县委书记(他们都是各代表团团长),组织批判围攻。据说,我的发言“搞乱了思想”,需要“澄清”。形势急转直下。小组讨论发了大量的简报,说:“郭罗基的发言是放毒”,“把矛头指向市委,和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差不多。”海淀区各大学代表、特别是北大代表和郭罗基本人的反驳,却不登简报。会议结束后,北京市纷纷传达:“北大的右派郭罗基跳出来攻击市委。” 还连累到北大,说:“北大就是出右派的地方。”闹得满城风雨。邓小平正运筹帷幄,向华国锋夺取最高权力。这时的郭罗基对于逮“凡是”派老鼠有用,就是“好猫”。所以他针对华国锋的“一定要把他压下去”,翘着大拇指说:“郭罗基是好样的!”周扬尚未恢复工作,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闻讯邓小平此言,托人来向我要发言稿。他看完后对人说:“郭罗基确实是好样的!这才是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周扬常有妙语。这就是说,也有不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恐怕还是多数。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