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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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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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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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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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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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周末文刊》2012年第9期刊载了杜钧福的《严慰冰匿名信案是何时侦破的》一文。作者特地说明:“老马好;发给你一文,足以驳斥郭罗基关于严慰冰的谬论”。我在《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中,根本没有论列“何时侦破的”。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驳斥”我的“谬论”,完全是无的放矢。看到最后,全文并没有指名“郭罗基”,也找不到我的“谬论”,不知“驳斥”了什么。
   
    接着有一篇《读者来信》,引了王力和吴法宪回忆录中的两段话,然后说:“郭罗基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为严慰冰的所作所为强作辩护。严慰冰写这种无聊的匿名信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他人家庭和睦,败坏他人名誉,是一种极不道德且违法的事情,在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杜先生的文章与《读者来信》是什么关系?不清楚,编者也没有交待。这里的“读者”又是一位隐身人,我与隐身人打交道实在心烦。因为它紧跟在有名有姓的杜钧福先生之后,而杜先生说“驳斥”了我的“关于严慰冰的谬论”,这个“驳斥”就在《读者来信》中也未可知,故又不得不回应。
   
   
   
   是否看明白?

   
    说我“为严慰冰的所作所为强作辩护”,是对我的文章没有看明白。首先是有人为强加给严慰冰的“反革命”罪和“诽谤”罪强作辩护,我是反强作辩护。如果一定要说我是“强作辩护”,那不是“为严慰冰的所作所为”,而是另有所指:第一是为逻辑“强作辩护”,因为马悲鸣违反了逻辑;第二是为法律和法的精神“强作辩护”,因为判定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和“诽谤”罪的人们触犯了法律和法的精神。我的专业就是哲学和法学,这两下子正好撞在我的枪口上了。杜先生的文章和《读者来信》既没有逻辑,也不讲法律,可以说与我的“谬论”无关,更谈不上“驳斥”。倒是与我“驳斥”的“谬论”有关。
   
   
   
   我的追问没有得到回答

   
    “马评”说:“严慰冰的匿名信即使在西方法治社会也是定义严格的骚扰和诽谤”。我请“马评”回答:“能否详细说说西方法治社会有关匿名信的‘定义严格’的诽谤?能否举出一件发生在西方法治社会的判匿名信为诽谤的案例?或者,能否举出一件没有社会影响,没有产生贬损人格、破坏名誉的行为后果的诽谤案例?”我叙述了西方法治社会对诽谤立案的限制,特别指出对公众人物无诽谤可言,因而又请“马评”回答:“能否举出一件发生在西方法治社会的因诽谤副总统、副首相而受惩罚的案例?”“马评”继续搜罗了一些关于严慰冰的材料,曲线行走,就是回避对要害问题的回答。
   
    《读者来信》说:严慰冰写这种无聊的匿名信“在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似乎对“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都有研究,那么请你代为回答马悲鸣所回避的要害问题,并且具体说说:究竟在哪个“遵守法制的国家”因为写了无聊的匿名信而生前以“反革命”罪坐牢13年、死后还要追究“诽谤”罪?
   
    我料定你们无法回答。马悲鸣也没有认错的习惯。自以为了解“西方法治社会”,自以为了解“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其实是以传统的中国特色的思维去看世界;或者说,你们所谓的“西方法治社会”,所谓的“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只是用自己的传统思维所作的推论和想象。
   
   
   
   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是伦理和司法的混淆。历朝历代均以“不忠”、“不孝”、“不敬”、“不睦”等道德范畴为罪行,不乏以“不忠”、“不孝”行大刑的案例。
   
    道德和法律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但各自都有不同的适用范畴。道德领域的范畴是善与恶,法律领域的范畴是守法与违法,违法之中又有罪与非罪。为善者必定守法,守法者未必一定为善;犯罪为恶,是为罪恶,除了罪恶的恶,道德上的恶,不为罪,可以谴责,不能判刑。故道德范畴与法律范畴并非等同,不可替代。而中国的传统往往以道德上的恶,判为法律上的罪;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
   
    《周末文刊》第49期所刊载的丁凯文的《不容青史尽成灰》,是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的典型。丁先生说:“严慰冰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无论以什么方式为严作辩护都是苍白无力的,亦无法掩盖严的犯罪事实。”因而是“刑事犯罪”。“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是道德领域的问题,“刑事犯罪”是法律领域的问题,两者不可混淆。
   
    《读者来信》说,严慰冰写无聊的匿名信“是一种极不道德且违法的事情”。这里,也把“极不道德”和“违法”混为一谈了。吃一张交通罚单,就是违法,但不见得有罪,只有触犯刑律的行为才是犯罪。违法不等于犯罪,“极不道德”并非违法。对“极不道德”判刑是三级跳。说严慰冰“违法”,还要问:究竟违了什么法?什么行为(请特别注意“行为”二字)构成违法?我早就提出质问,持“违法”“犯罪”说者不作回答,却一再重复老调。
   
    马悲鸣再三引用邱会作提供的材料,说:连周恩来都大骂:“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么下流的手段!”周恩来是否确有此话,待考[1];但马悲鸣确有此意,无疑。马悲鸣认为,用了“下流的手段”就有罪。他又用自己的特色语言明白地讲了出来:“干匿名诽谤这种事确实无德;如不拿问,如何制止?”“无德”就要“拿问”,“拿问”必须坐牢。上述丁凯文先生和《读者来信》是将道德范畴和法律范畴混淆,马悲鸣又将道德手段和法律手段混淆。针对“无德”,只能用道德手段来解决,他却主张用法律手段来“拿问”,文雅的说法是越界,粗俗的说法是乱来。
   
   
   
   道德裁判是罪刑擅断主义

   
    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主要是根据思想言论、目的动机,而不是当事人行为的后果。丁凯文先生裁判的根据是严慰冰的“心态”。《读者来信》说:“严慰冰写这种无聊的匿名信的主要目的就是……”。“心态”和“目的”如何证明?只是由裁判者对匿名信作文字上的解释,没有以严慰冰的行为后果作为客观的依据。以匿名信作为定罪的依据,同样地,具名信、日记、笔记也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所以,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挖掘出多少“反革命”!以思想言论、目的动机论罪,没有量刑的标准,任由裁判者胡判,完全是罪刑擅断主义。法治的原则是罪刑法定,程序优先。根据什么样的“无德”的标准,“拿问”严慰冰必须坐牢13年?
   
    任何思想动机,即使是不良动机,如果没有产生相应的实际行动,不可能危害社会。只有违法犯罪的行为,没有违法犯罪的思想。凭思想动机判罪,制造思想犯、良心犯,是执法者违法。中国这一不良传统,在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条件下,更是变本加厉。
   
    中国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常有这样的说法:“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愤”的产生往往是起于恶感。衡量“民愤”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民愤”如何量化?“民愤大”,“民愤很大”,“民愤极大”怎样区分?没有客观的量化的标准,所谓“民愤极大”纯粹是法官的主观断语。
   
    九十年代,美国的辛普森案,家喻户晓,国人皆曰可杀。结果,法院判为当庭释放,因为证据不足。怪只怪检察机关的无能、失职。宁可放过一个嫌疑犯,也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才是法治。如果根据“民愤”来判决,慢慢地美国就变成中国了。
   
    一些人维护严慰冰的“反革命”罪和“诽谤”罪,就是以道德上的恶感所产生的“民愤”,来抵制和扭曲法律。
   
   
   
   道德裁判、语录裁判、宗教裁判都是反法治的

   
    汉朝的董仲舒发明“《春秋》断狱”。引用孔子删定的《春秋》的词句来断狱,这是语录裁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了公检法,以毛主席语录判案。这也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古已有之。
   
    欧洲的中世纪盛行基督教的宗教裁判。现在有些伊斯兰国家,用古兰经判案,也是宗教裁判。
   
    所有这些代替法律裁判的道德裁判、语录裁判、宗教裁判等等,都是反法治的,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行政权吞食司法权

   
    中国的传统还有一重混淆,那就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合二为一。行政长官县太爷同时是司法长官,主理审案断狱。包公是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他的政绩却来自审案,他的审案记录被编成《包公案》,千载传诵。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行政权吞食司法权。皇权是立法、行政、司法一把抓的全权统治。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皇帝管不着就由“土皇帝”来管。族长、乡绅等并不代表政府权力,但作为掌权的“土皇帝”,照样可以判决,把人打入水牢。
   
    在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中,也可以看到传统的基因,司法权被吞食了。中国的现行体制是,党权代替皇权,也是立法、行政、司法一把抓的全权统治;只有党治,没有法治。对严慰冰的判决,只是服从党的决定,实体法、程序法统统不起作用。严慰冰所享有的既不是法律上的有期徒刑,也不是无期徒刑,而是党产的没有刑期的徒刑。如果不是林彪覆灭、四人帮被捉,严慰冰和被株连的三个妹妹坐穿了牢底也不知是何刑期。
   
   
   
   开展新启蒙 走出旧传统

   
    严慰冰案是共和国历史上重大的错案、冤案。产生此种错案、冤案的根源就在于伦理和司法的混淆,党权吞食了司法权。[2]此种根源深植于中国的传统之中。此种中国的传统是顽强的惰性力量。严慰冰的个案虽然消失了,中国的传统依然在,正不断产生新的冤、假、错案。为严慰冰的“反革命”罪和“诽谤”罪强作辩护的人们,也是在鼓励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批评共产党的人,往往和共产党一样,同是旧传统的俘虏。即使推翻了共产党,由他们上台掌权,恐怕制造的冤、假、错案不会比共产党少。
   
    “五四”以来的启蒙是短暂的、断续的、不彻底的,中国人还没有从传统的阴影中走出来。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开展一场深入、持久的新启蒙运动。[3]像有些以传统思维谈论“西方法治社会”、谈论“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的人那样,许多人处于蒙昧而不自知。我受了别人的启蒙,又来启蒙别人。我也欢迎别人来“驳斥”我的“谬论”,互相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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