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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洞生:赵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给我们的启示【15--4】**

【15--4】**《往事微痕》电子版杂志第15期第4篇,张洞生论文选专辑。
   
   张洞生:从赵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谈起
   ==兼谈以‘思想、理论、主义’为党国指导思想的严重危害性==
   

   【前言】。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赵普为宋太祖出谋划策,发动兵变,拥立宋太祖赵匡胤,后被任命为宰相。趙普為官前后長達三十年。年輕時只是專心為吏,而讀書不多。為相之後,太祖經常勸他讀書。趙普到了晚年手不釋卷,常常一回家,關上門拿出書籍讀書一整天。到第二天面對公務時,處理起來果斷利落。宋太祖死后,赵匡义当皇帝,别人认为赵普一生只读《论语》,不学无术,当宰相不恰当。赵匡义问是不是,赵普说我是以半部《论语》帮助治天下的。臨死時對宋太宗道,臣有《論語》一冊,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治太平。後人說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趙普去世後,家裡人打開書箱一看,原來是《論語》二十篇。
   
   【一】。赵普对宋太宗道,他以半部論語助君治天下,究竟暗含些什么意思?。
   《1-1》。 赵普死后,他的书箱内有整部论语,可见,他对论语可能是‘深究不懈’,而运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为什么他要说論語‘一半可打天下’, ‘一半可治天下’?‘半’字的学问在哪里!对赵普的用意可以作以下几种推测。
    趙普本人为人为官并非论语中所描述的‘正人君子’,在太宗时,也因專權、貪財爲很多大臣所忌,並被人抓住把柄,結果趙普被罷相。他还可能参与太宗传位的许多伤天害理的阴谋。因此,他对论语之‘得心应手’,并非要借太宗之手,实行孔子的仁政而治天下。可能是借用孔子对人性和‘为政之道’的解析,反其道而行之,用于揣摩圣意,玩弄权谋权术、和帮太宗排忧解烦而已。
    第一种可能性;赵普是在故作谦虚憨厚,以弱示强,装作正宗的论语信徒。他标榜自己所学不多,学问不大,只学了半部論語。故作‘宰相肚里能撑船’状,谁说我‘不学无术’,认为自己学问大,能耐大,只要皇上乐意,自己可走人。
    第二种可能性;遇事拿孔夫子的论语中的教导装门面、表正统、假仁假义、堵人口实、为皇帝寻找冠冕堂皇的处事治国的依据,帮太宗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可能因宋太宗作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伤天害理的夺位传位事情,不安心,不能服众,赵普不过是挖空心思地从论语上找出孔子的话,使皇帝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为某些不耻行为找些合理的依据而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即吓唬别人,又掩饰和保护自己,还可安慰皇上,使皇上作坏事时心安理得。
    第三种可能性;赵普认为孔夫子在论语中的教导并非‘句句是真理’。其中,有无法应用的,有不合时宜的,有前后不吻合的。更有甚者,论语中还有许多正邪不两立、无法正话反用的。比如,当然赵普可以给太宗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道理。但是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等,赵普能给宋太宗讲这些、用这些教导吗?因此,赵普只能挑选论语中合用的部分语句和章节在朝廷和皇帝面前予以运用而已。赵普是在以此炫耀自己的聪明出众。
    赵普表面上说他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不过是在故弄玄虚、钓名沽誉而已。宋朝由于从宋太祖起,就重文轻武,因此,赵普也可能用过几条论语帮太宗实行了几条仁政。就是说,赵普真正帮太宗‘治天下’所用论语也许只有1/N(=论语的全部节数)。
   
   《1-2》。至于赵普临死时对太宗说,论语的 ‘一半可用來助太祖打天下’,多半是赵普在向皇帝表功、忽悠皇帝而已。这话是不能当真的。
    试问,赵普所谓‘治天下’和‘打天下’ 的‘半部论语’是相同的呢,还是完全不相同,还是部分相同部分不相同?古人云,‘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纵观中国历史,儒家像粮店,和平时期治国可以用一些。「而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1] 请看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等等,哪个不是脸厚心黑,谁是实行孔子的‘仁政’打天下、得天下的?赵普帮赵匡胤打天下是用论语吗?可见,赵普死前对太宗的话,或者是对论语运用入迷后的胡话;或者是马屁话或是自己‘得意忘形’而自吹表功的话,以求太宗好好地为他善后而已。
   
   《1-3》。结论。 然而,值得肯定的是,赵普的高明骗术之处在于,他明知道整部论语是无法治天下的。只能选择其中适用的部分为他所用。所以他不是‘本本主义者’,而是古代的‘活学活用’论语者。所以他在学习论语后,第二天處理公务果斷利落。赵普的经验告诉人们,即使对经过约1500年时间考验的圣贤书--论语,也要‘褒贬参半’、‘去粗取精’、‘半信半疑’、作选择性、批判性的吸收和运用。特别是对非原创者的后继鼓吹者们的观点,人们更应作理性的分析和严厉的批判态度。
   
   《1-4》。 赵普在年轻帮宋太祖打天下和为相时,读书不多,所以宋太祖要他多读书。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靈感」就是受了趙普的啟發。赵普曾劝太祖提防赵匡义,当赵匡义当了皇帝成为宋太宗后,他又怕太宗疏远和迫害自己,就为太宗編造「金匱之盟」,使其皇位合法化。因此,实际上趙普是以「奸智」玩轉官場的,靠的是善于揣摩圣意以为皇帝避讳园谎遮丑除烦消灾;在封建官場弄權謀、耍手腕、使奸詐,相互傾軋;这豈是半部《論語》就能應付自如的?趙普半部《論語》之說,实是一個拙劣的彌天大謊。因此,赵普实际上是一个打着行孔子之道的‘假道学家’‘厚黑学家’。任何时代,都有口念真经的假信徒。从古至今,帝王将相和现在专制独裁的掌权者们,哪一个不是在‘拉大旗作虎皮’,把自己装扮成某‘圣贤、宗教、主义’的信徒,以吓唬别人,而保自己的权位?
    现在中国官场的大小赵普遍地都是,打着毛旗号邓旗号者都在招摇撞骗,‘闷声发大财’,欺压民众。美其名曰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当以某去世人的‘思想、理论、主义’成为群体或党国的指导思想后,就变成为信仰和准宗教,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往往在一阵辉煌之后,成为黑帮,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灾乱。
    用什么正确的态度和作风对待和运用圣哲、先贤、大师、理论家们的‘言论、教导、思想、观点、理论、主义’等,这对每个人的‘为人处事处世’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只有站在先哲巨人的肩膀上,善于利用先人们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才可能在学问和事业上取得新的巨大成就。没有哥白尼和刻卜勒,就不可能出现牛顿。
   
   《2-1》。上面《1-1》中表明赵普学用论语的3种可能用意,不管赵普是哪一种用意,或者3种用意都有。现在已不重要,我们看重的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吸收先人们的有益的思想和知识遗产。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不管赵普的话是真还是假,如果论语真能用于治天下的话,是只能用全部论语、还是半部论语、还是1/N部论语?可以肯定的回答是:无法用全部论语治天下。任何一个先人的的‘思想、言论、观点、理论、主义’,都不可能全部、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总会有缺陷、片面或者错误,都有一定的时空和条件的限制,甚至有可能自相矛盾。还有可能作大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理解和运用。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孔子说,‘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因此,后人对任何先人们的思想遗产只有在通过实践的检验后,对其作选择性的、批判性的择优去劣的吸收,才能不犯‘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才能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才能超越前人而改革创新,提出新观点,解决新问题。
   
   《2-2》。自从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和理论被鼓吹之为“马克思主义”之后,在信奉马克思的人、特别是有权威的人成为或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带给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灾乱。以后的“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等莫不如此。这是现代国家和民众必须吸取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
    因为当将某种‘言论、思想、观点、理论’被提升到‘主义’高度的地位之后,主义的创始者就被神化了,就变成为‘准宗教’。该‘主义’往往给不满现实的人们,描绘出某种未来虚假的美好前途和美丽幢憬。而且,当该主义附体在一个国家的政权或政党上而成为指导和统治思想时,创始人就变成为该国或该党的教主,其子民或党员就自觉或被迫、被诱惑成为该教的信徒。该国或该党就无形的变为‘政教合一’的邪教式的政体或政党或黑帮,对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内具有极强的迫胁性。而信仰化后的‘理论或主义’是‘非理性的和排他性的’,会成为许多人‘盲目的’信念和感情。普通的信徒是无能力用或懒得用‘理性’去思考主义的对错的,只有创始人或者高层才对主义有解释权。少数个人可能由于遭受到许多失败和挫折、悲观失望、或亲友的死亡、或顿悟而导致信仰改变或破灭。但多数人的信仰固定后是‘难得回头’的。这是思想感情的巨大‘惰性即惯性’造成的。因此,当许多人群陷入某种‘信仰’ 的泥潭中时,他们往往是盲目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后果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巨大的灾乱。当某种信仰或主义能给某部分人带来利益时,危害就更大了。
    更可怕的是,同一主义中的不同派系之争、争正统、争主导,是最残酷的斗争,如伊斯兰教中的叶什派和逊尼派的斗争一样,从前各国共产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中国和前苏联的派系之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以前中共内部自己互相残杀的人数,比国民党所杀的共产党的人数要多得多。
   
   《2-3》。对‘思想、理论、主义’的不同解释和派别之争的危害性,最典型历史事例。
    在(1918年10—11月)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马上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写了一本书《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严厉批判考茨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列宁说,考茨基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证明他 “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说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下面简单的介绍他们3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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