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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是怎样被毛泽东毁灭的?【5】

中国精英是怎样被毛泽东毁灭的?【5】
   第5单元 文科名师
   
   1、潘光旦:著名社会学家惨死于文革
   

   潘光旦(1899—1967年)字仲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于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另有译着《性心理学》等。
   
   (《性心理学》原著作者英国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是与弗洛伊德齐名的性心理学泰斗。)
   回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他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潘光旦先生一生学问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中共政权下,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于中共当局的无知和粗暴,竟然荒谬地撤消社会系学科。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改行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必须首先着重研究潘光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之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著名教育家。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相结合最早的成功范例。潘光旦一生都在极力倡导的‘通才教育’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当我们走过了近50年专业化教育的弯路,目睹这一弯路造成国民人文素质严重滑坡的时候,重温这位集科学家的睿智和文学家的文采于一身的教育家的思想,对正在呼唤通才教育和人文关怀的当代中国教育界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潘光旦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必须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为最终目的。教育就是为了促进个性发展,让受教育者完善“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专业教育必须在完成人的教育之后,在成为完整的“人”的意义上,才谈得到进一步专业化,否则只能是‘优良的工具’而已。当我们深入了解潘先生的全面教育思想以后,很自然地就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近代中国教育会背离对人的全面培养这一根本原则?为什么会出现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工具化等等不良倾向?
   根据潘教授的长期观察和思考,在专制主义政体的国家里,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是很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就是因为专制主义政体要求‘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政治’、‘政治统帅一切,当然包括教育在内’。这就是祸根,就是所有扭曲现象的源头。5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非常坦率地公开说:清华大学培养目标首先是要听话,其次还要有用。‘听话’和‘有用’四个字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中共政权对教育事业的最终目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潘先生的教育思想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视为‘异端’也就不足为怪了。
   潘先生还十分准确地使用3个S来概括中共政权下知识分子的命运:Surrender、Submit、Survive。头两个S是:“屈服”和“投降”。第三个S则是活命。这三个S既是事实的概括,又具有震撼人心的意义:只有“屈服”和“投降”,才可能“活命”;要想活命,就必须投降和屈服。事实正是如此。当一个政权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包括经济和职业的资源,甚至粮食,再由这个政权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知识分子和所有普通人就只有“屈服”和“投降”,没有别的活路。
   托洛茨基曾经批评斯大林把“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法则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里曾引用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所有大学里也是如此。更具体地说,就是“不检讨者不得食”、“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从分配者不得食”。在对每个人的控制手段上,从50年代开始,逐步收紧,逐步严密、细化。最后甚至深入到每个家庭、每个月只能消费几两油、几斤米,都得听命于‘上级’和领导。
   早在封建时代里,还允许某个人遁迹山林,不食周粟、耕读为生。可是在中共统治下,这种可能也没有了。如果不听话、不检讨,就只有饿死一条路。中共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这也许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过去敢于‘横眉冷对’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共政权下却一个个乖乖地低眉俯首、夹紧尾巴的主要原因吧?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本领高,实在是高!他实现了历朝历代皇帝所梦寐以求而未能做到的梦想:控制一切,包括思想、语言在内。每个臣民如何思考、如何说话都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和模式;否则就不给饭吃,让你饿死。
   潘光旦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和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等被称为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五大右派’。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
   1966年8月,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开始,学生红卫兵控制了各个学校。到处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队”,又称“劳改队”或者“专政队”。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铁定进入“劳改队”的人物。潘光旦又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伤而截肢,平时走路要撑双拐。当时潘光旦已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在夏天赤日炎炎下暴晒,就是一种很严厉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牛鬼蛇神”天天、时时刻刻地‘示众’,以便来来往往的革命群众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蹲不下,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竟然不准许。于是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过往路人,目睹此景,不胜唏嘘!潘光旦的家被抄了,所有的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受潮湿,以致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又得不到应有的医疗。
   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10个月后,潘光旦去世。6月10日的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救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潘光旦停止呼吸。
   临终时,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才有了‘四个S’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使用前三个S的对策: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为的是活命,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彻底的毁灭的命运,也就是最后一个S(Succumb)。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另一个女儿嫁给北京大学的程贤策,这个女婿在遭受三个月的“批斗”后,于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夫妇俩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夫妇间的悄悄话)。这个女婿就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胡寿文。据胡寿文晚年的回忆: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里开始了大规模暴力“斗争”,斗“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因此,几乎窒息昏死过去。幸亏急中生智,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到学生们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乃是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被“批斗”。“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坚持不住而倒下,则遭毒打。
   和潘先生同样著名、也是社会学家的吴景超(1901—1968年),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章罗联盟”的谋士。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折磨后,于1968年死于肝癌。
   像吴景超、费孝通、储安平、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钱端升等等,他们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于新时代的到来充满幻想,可是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自己整个人生的信念,最终产生了莫大的悲剧。这显然不仅仅是某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大悲剧。而制造这个大悲剧的罪魁祸首今天仍然在被人们顶礼膜拜,其高大的头像仍然高高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这实在是对全中国人民莫大的侮辱和讽刺。他几乎毁灭了整个国家,当然也差一点毁灭了整个党。但令人莫解的是这个党依然奉为至尊,是耶,非耶?智乎,愚乎?
   
   【补白】
   伽利略被烧死了,但地球还是在绕着太阳转。
   ——1910年出生的水利专家黄万里
   
   关于选举:有备选叫人家选,这是尊重;没有备选叫人家选,这叫侮辱。
   ——著名学者陈四益《读书》2011年1期
   
   
   2、陈梦家: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不堪凌辱愤而自缢
   
   陈梦家(1911~1966年)笔名陈慢哉,出生于南京,祖籍浙江省上虞县。他最初爱好文学,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后来改行成为古文字学家,最后又改而从事考古学研究。
   
   陈梦家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1932年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1934年改攻古文字学,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37年在西南联大、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同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
   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年1月,年仅19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7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公开宣告自己关于诗歌创作方面整套的艺术主张:
   首先,诗就其本质来说“是美的文学”,“诗应当是可以观赏的、歌咏的、思味的文学”,因此,“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
   其次,诗的成分“简要的可从其性质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韵律”“一是内在的精神,就是诗感”。在诗的形式上,他主张“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便因美观的格式与和谐的音韵所生出的美感,衬托诗的灵魂”。同时他又指出:“诗的灵魂--就是诗的精神--应当较之外形的修饰更为切要。”诗在内容上“不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与感慨,更要有哲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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