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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父亲是权力狂不能决定儿子也是权力狂。在重大事件刺激下,在家庭影响下形成的性格雏形可能发生转折。遗憾的是,薄一波全力把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因而“能干大事”的儿子薄熙来推上了争夺最高权力之路。据我的一位好友(干部子弟,著名民运人士)说,在邓小平决定“每家只允许一个子女从政”的约定(“潜规则”)之后,薄一波曾召开家庭会议,议决“全家保熙来”。即已从政者转而经商,任何批条子、收回扣等易于被政敌抓住的腐败情事不许与薄熙来有沾染,以保持清白之身。(现在看来,薄熙来没有做到。这既是中国“法制”的悲哀,也真是人性的悲哀!)——这仍然不算数。对于政治家来说,有大企图心不算罪过。问题在于手段。如果没有主政重庆所表现出来的“唱红打黑”,他的人完成就缺乏了关键的一环。(事属凑巧,薄家父子主要活动于山西、北京、重庆,恰好与我的人生轨迹重合。我出生于重庆,那是我的故乡。少年赴京求学,经历文革,至插队离京共20年。山西生活20年,是我文学的故乡,在那里我了解中国,并走上文学之路。因此之故,我不可能对我生命中这三处生养之地漠不关心。虽然多年不再写政论文章,但风吹草动总令人牵挂。)
   当我回首往事之际,更加确信目下流布于坊间的未加证实的“传言”大抵属实。发表于香港《开放》月刊的苏仁彦的文章写道:
   薄熙来和这些红二代结盟的第一个共识是他们强烈的”江山意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他们的父兄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是继承江山的真命天子,即文革时一度盛行的”老子革命儿接班”的血统论。薄熙来的狂妄和野心即来自于此。据一位曾与薄熙来面对面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记者说,薄熙来充满承继中共江山舍我其谁的自信,并把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的平民子弟领袖轻蔑地视为暂时代共产党管理江山的家奴,认为最终权力应该交回到中共红二代手中。
   这种视平民子弟为“家奴”的“血统论”我们早就领教过。下面引文出自我1989年写于逃亡途中,1993年出版于香港的回忆录《历史的一部分》:
   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某日,插队前夕。
   两位青年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迎风远眺。苍劲的北风揉乱了他们的黑发。眼底那自由起伏的群山,如波涛般扩展向四面八方的地平线。这简洁而辽阔壮美的景观,每每使炎黄子孙们肃然无语。心口发烫,剎那间念及“祖国”与“历史”……
   那一天正是这样,两个青年分属对立的两派,但此时此刻,他们从心里想谈谈共同的东西。
   高个子宽肩膀的青年倜傥风流,高视阔步。他环视着粗犷的一派北国风光,爽朗地说︰
   “将来,你们就替我们来建设这个国家吧!”
   戴眼镜的青年宽厚而内向。他似乎马上就明白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之含义,但还是抬眼瞅了高个子青年一眼,透过高度近视镜片,投去一个”为什么”的眼神。
   在四目相视的一瞬,两个人的心里甚么都明白了。但高个子青年还想把问题说得更有条理,更有说服力。他气派大方地拍拍朋友的肩膀,说︰
   “中间派们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我看你们四三派的行。你们很聪明,有才华,但你们的出身一般是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巿民家庭,你们离权力太远。而我们老兵呢?我们也很有魄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离权力很近,我们和权力有天然的联系。所以只能是这样了:将来,由我们来执掌这个国家的权力,你们来给我们好好建设!……别不服气,老羊,不信再过二十年咱们看看!”
   这是我的两位私交颇好的同班同学。这是下农村前他们之间的一段推心置腹的“临别赠语”。高个子青年叫袁××(其父为大军区政委),清华附中老兵核心战斗组“齐向东”骨干,随后走后门当了兵,很快就升了上去。戴眼镜青年是清华附中井冈山主力“百万工农”战斗组“黑高参”,后到白洋淀插队,又上了大学,走了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他叫宋××,“老羊”是他的外号,因为他虽聪明绝顶,但性格软弱随和,与世无争却又总挨整,实在像只驯顺的羔羊……
   ——这是一段极富于典型意义的谈话。它深刻地预示了我们一生将经历的种种斗争和命运。
   ……显然,我们再次重逢,还要等二十年。因此,“二十年后见”,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和宣战。
   二十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权力是在人民手中,还是“子继父业”,成了他们世袭的私有财产?
   二十年后见!一定要再一次打垮他们!一定要让权力真正回到人民手中!
   ……
   两派的骨干们,在分手时那最后一瞥中,说的绝非“永别”而是“再见”。无论我们今日如何分道扬镳,离散天涯,但二十年后的那场政治大决战中,我们必然再度重逢!
   
   二十年过去,“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呼唤自由民主,“他们”在叔伯阿姨的客厅里鼓动镇压。
   又二十年过去,他们中的少数已登上中国政治权力的高地,个别人物试图从边缘突破,复辟毛泽东时代,酝酿杀人立威,嫌六四杀人太少,嫌胡温等“家奴”不够狠毒,且阻挡了他们的世袭之路。
   他们之中最有权力意志、最敢下手的代表性人物薄熙来雄心万丈地走上了问鼎之路。
   在这场角逐中,人民是失败者。我们至今尚未看到明确的自由曙光。但我们满怀信心: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理想是不可阻挡的。苏东波、茉莉花等和平起义不是已经胜利了吗?有时候,人民压抑已久的意志会爆发为惊天动地的革命,有时候,这种意志会通过某些特定的权势人物曲折而顽强地实现。
   八九民运中,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共识,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把矛头对准任何个人。背后的意思是,不卷入高层权力之争(吸取文革教训),反抗专制极权总是没错的。绝食后期,经过痛苦思索,我决心打破不与上层接触的理想主义原则,尽快与十年改革的推动者邓小平接触,申诉此次运动意在推进改革,并无打倒他之意图,以期他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结束绝食,走出危机。数次找友人向邓朴方—邓小平传话。但邓家人已找不到了。再找赵紫阳,十九日凌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的泪光,使我感到再不能迟疑延宕。我代表知识界与学生领袖商量,立即与赵达成妥协:给赵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他对学运表个说得过去的态度,给我们一分,以结束绝食,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得到学生领袖赞同后,我即找人火速与赵联系。结果传回的消息是:赵紫阳刚下台!政治局决定:镇压!各种途径都证实了这一消息。那一刻,我记得是在金水桥头首都知识界联络站,大家怔怔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早就预感到的最坏结局终于来临……这一情节在拙作《历史的一部分》中有详细记述。
   回忆起这些往事,是想说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换一个角度:共产党是可以分析的吗?用毛式提法即:是“铁板一块”吗?可以说,在没有介入政治操作前,我倾向于从本质看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铁板一块”。遇到具体危机时则开始倾向于并非“铁板一块”,要支持开明派改革派,注重个人的作用,“历史唯心主义”。
   戒严军队受阻于北京民众之后,运动进入新高潮。赵紫阳等被贬谪了,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主运动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同情,万里委员长在国外发表了与邓小平相左的谈话。我与张郎郎等极少数人讨论了从首都机场至人大会堂百万市民夹道欢迎万里归国的可行性,想运用“议会”的权力来扭转局势。这一信息无误地传达给了万里,但邓棋高一着,把万里扣在上海,我们又落空了。
   事隔二十多年再来反省,共产党绝不是教条式的“本质论”式的“铁板一块”,每一领袖人物都是个人,除了共同的“党性”,还有各自不同的人格、个性、道德。很简单,试想一下,如果胡耀邦没有下台,如果赵紫阳那晚留在广场不走,如果万里设法直接回到北京,如果三十八军徐勤先将军和二十八军何燕然张明春将军有更多一分勇气……谁能肯定八九民运不会有另一种结局呢?
   近日看到了贺卫方文章《缅怀胡耀邦》:
   他(布热津斯基)谈到他印像很深的是与胡耀邦在北京的一次晚餐谈话,地点是马克西姆餐厅:“那次晚餐令我如此震惊的不是菜单,不是菜的式样,而是胡耀邦对我说的话。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成功预示着加速政治改革的紧迫的必要性,我问他,他的政治改革意味着什么,他异乎寻常的直截了当。他谈到了必需的、非常明确的一种多党体系,一种真诚的多党体系,一种存在竞争的多党体系。他还阐述了政权必须真诚而广泛地从属于法律的管制,官僚体系也要从属于法律的管制,这是一种绝对的必要,这一切,反过来又必需一个真正的宪法体系,而这种宪法则要由民众授权,各种思想的互相竞争的内容要融合成为一体。他所说的这一切,令我彻底震惊了,我非常赞赏他竟然看到了那么深远。”
   我与布热津斯基一样感到震惊。完全没有想到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有如此彻底的思想。我认为他不过是共产党中较有同情心,较真诚,较善良,较葆有天真童心的一个人,哪里知道他心目中的政治改革超出了我最大胆的设想。布热津斯基的这个演讲是在他亲自走过泸定桥之后。——为何这位对共产党有深刻洞悉的西方政治家要亲自走一走泸定桥?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想分析、理解共产党,换言之,他不认为共产党就是一群十恶不赦的魔鬼。他要亲自进入早期共产党所经历过的种种情景,从人性的角度进行再剖析。这个猜测我以为大致不错。26年前,我在调查发生于文革期间广西人吃人大惨剧时,也同样在凶手们作案现场和拖着罹难者行走过的街道、河滩上久久徜徉,试图寻求答案。当我从自身的红色教育背景以及斗争哲学中找到类似结构之后,再不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在这里我又一次谈到个人。我们当如何理解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们呢?
   历史已经来到一个大转折的关头。敏感的中国人感到了地火的隆隆运行,天空中乌云聚集,雷声已然开始滚动。无论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都意识到这种制度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最佳的前途就是改革,改正冤狱,昭雪亡灵,化解弥漫于上下的暴戾之气,召开圆桌会议,逐步解除报禁党禁,最终走向民主宪政。相应地,反对派则不苛求一步到位,保证实行特赦、放弃政治清算……等等。即便发生革命或大规模暴力事件,我也祷求较少流血,防止街头“群众专政”。——没有宽容、饶恕,历史就不会脱出冤冤相报的循环。
   已经写得太长了,本打算写一个比较散漫自由的随感。请读者原谅,我多年不写这种政论性文章,此后也不打算再写。我要写生态和文学。而且这篇文章也不过是漫谈,没有逻辑,也不是政治宣言,不值得严加批判。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喝阶级斗争的狼奶长大的。记得中学时代读雨果《九三年》时的困惑:其核心情节是,反革命叛军首领(一位老贵族)战败后顾不得逃跑,从烈火中救出几个孩子。革命军司令郭文深受感动,将其私自释放,等于放虎归山。革命军事法庭因之判处郭文死刑。主持死刑判决的法官是郭文的恩师、义父和心灵导师、世界上最爱郭文的人。当郭文的头颅从断头台铡刀下滚落时,一声枪响,这位坚持革命原则的老法官把子弹射进自己的心脏。在这部世界名著里,雨果首先热情地肯定了革命的正义性,承认了流血之不可避免,但又对其戕害人性的残酷性提出了道义谴责。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最后,雨果从自己的心灵出发,倾向于更高的正义——人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我的青年时代,雨果这句话罪莫大焉,成了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箭靶。只是在几十年后,当我一口口吐出狼奶之后,才惭愧地为时已晚地读懂了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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