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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金银滩之痛

尹曙生:金银滩之痛
   
   
   到青海省旅游,海晏县的金银滩是首选之地。那是因为王洛宾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经典民歌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想象着能看到草原那美丽的风光和婀娜多姿的牧羊女,怎能不想到此一游呢!不过现在到这里旅游,更重要的理由是想看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地方是个啥样子。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金银滩建立起来的占地1170平方公里,由18个厂区、4个生活区组成的总建筑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的代号为221厂(对外称“青海省综合机械厂”),研究、制造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使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221厂过去对外绝对保密,以致这个厂所在地的“金银滩”的地名,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从报纸杂志上消失了,电影《金银滩》拍摄完成只放映了几个月,就被禁止。现在解禁了,大家都想去看看这块过去想看而不能看、想说而不能说的神秘地方。 
   
   
   这可是真正值得一看的地方啊。它的故事多着呢!1959年前,中苏关系良好,苏联答应帮助中国,提供技术资料、样品,培养中国科技人员,帮助中国研究、制造原子弹,221厂选址在金银滩,得到了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苏联专家的认可。从建厂初期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从空中通过U-2侦察机不断进行侦察,和台湾情报机构合作,多次向青海空投特务,窃取情报。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专家、带走技术资料,但是,当它通过间谍和各种渠道得知我们研究、制造的进展后,十分惊讶。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战争阴云密布,苏联曾经设想采取外科手术式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来摧毁我们的研究制造基地。 
   
   
   我们国家对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保卫、保密工作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保卫、保密措施,以确保万无一失。青海省公安厅专门成立一个处,调配专门人员,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安全保卫和反间谍侦查工作;221厂还单独设立一个公安局,名字叫“矿区公安局”,具体负责厂内安全保卫、保密工作,受省公安厅和上级保卫部门双重领导,可是外面没有人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个公安局存在。在221厂工作的人员,受过严格的保密教育,单位与单位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人与人之间,都不得打听彼此的工作情况;就是上班走路,不同工种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路线,不得进入别的厂区;只有少数专家和领导配发特别证件,能随意在厂区内走动。每个厂房,每个部位都有卫兵把守,没有通行证,休想通过。在这里工作的人和外面的通信联络都通过专门保密信箱传递。为“两弹一星”贡献出青春和智慧的职工们,可能还不一定都知道,他们的来往信件,有时被严格检查,方能发出和收到。对发现在通信中有泄密行为的(往往是无意的)轻则批评教育,调离工作岗位;重则开除,劳动教养,甚至刑事处罚。221厂工作人员的亲属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哪里工作,是干什么的。围绕金银滩,还有大量武装警察和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高炮部队,在外围担负保卫任务,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这样严格的保卫、保密措施,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试验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间谍卫星,发现中国将试爆原子弹,并率先在我试爆前发布消息,令世界震惊。可221厂的多数职工和科技人员,竟然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是什么。221厂在完成了它的神圣使命之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撤销;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向世界宣布“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完全退役”;2005年11月国务院命名中国原子城(221厂)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此成了青海省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笔者曾经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对221厂并不陌生。在时隔40多年后,重游青海,陪友人到此游览(说实话和当初的221厂比,已经是面目全非)。在游览过程中,对讲解员的讲解我没有认真听,因为对它的历史我一清二楚。我脑海里翻腾着40多年前初到这里的情景。回到安徽后,我翻阅日记和保存的资料,觉得有必要整理成文,让人们知道,在金银滩这美丽、辉煌的背后,曾经还有过巨大的伤害。
   
   
   1963年5月18日,青海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李谦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们不断接到公安部、监察部、民政部转来的申诉信,反映海晏县1958年镇反和移民问题。前两年中央有关部门、西北局和省里派人去检查过,也处理了一些个案,可是申诉信、来访仍然不断。省委指示,由公安厅牵头,民政厅派人参加,组织联合调查组,再进行一次调查。省厅一处、二处各派一个人,民政厅派一个人,连你共4个人。这次调查报告得要你写,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们此行的任务就是了解情况,把1958年海宴镇反和移民写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至于是对、是错,不要乱表态,调查报告由厅领导研究后报省委。
   
   
   接受了李主任的任务,我就预感到,我们这次去调查,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四个人,组长是一处的马科长,其他三个人两个科员,一个办事员。前两年到海宴镇调查的领队都是厅(局)级、处级干部,他们没能解决问题,我们能干什么?尤其是当年知道海晏县镇反和移民没有错,为确保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5月19日,我们四个人开会讨论如何完成这次调查任务。马科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到海晏县调查,完成任务不难,不就是写一个调查报告吗?写调查报告理所当然由小尹承担,你是大学生嘛。我们三个人给你找资料、找档案、找人开座谈会,你负责记录,然后整理写一个报告,就万事大吉了,我看有十天半月,准能完成任务。
   
   
   正如马科长说的,我们此去只用了15天时间,其中有5天时间是到移民最多的祁连县、刚察县,想实地去看看移民安置点,了解移民到底生活得怎么样,结果都被婉拒,理由是中央和省里来调查了好几次,都有报告,我们找来看看就行了,没有人陪你们下去。我们无话可说。
   
   
   调查工作接受结束后,我很快写好调查报告,在调查组集体讨论报告时,对报告上写的1958年至1959年海晏县的镇反和移民情况,完全赞成,没有修改意见。但是,对报告最后一部分我擅自加进去的“时间”是在“大跃进”背景下发生的,他们三个人都坚决主张删掉,说这不是我们调查的内容。我只好服从。
   
   
   今天我写这篇回忆文章,就不能不先写发生“事件”的大背景。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以后,中央青海省委积极响应,提出在青海省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并作一步走”的口号,用两三年时间,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当时青海省的农业区已经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牧业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少地方还保留着部落社会形态,没有合作化。省委要求在牧区立即成立牧业生产合作社,把牧民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牧场和牛、羊、马交给合作社,牧民成为合作社社员。这样做,牧民的私有财产被完全剥夺,自己无处置权;吃肉、喝奶、吃素有糌粑,都要向牧业合作社领取,牧民居住十分分散,邻居之间动辄几十公里,成立牧民生产合作社是一个疯狂的做法,不仅广大牧民强烈反对,就是党员、团员、基层干部也坚决抵制,当然也遭到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强烈反对,一度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恐慌。省委不反思自己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盲目蛮干,用专政的手段、高压的方式来解决。他们认为,在青海只要把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控制起来,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牧民是听他们的。于是,省委在1958年4月14日给各个洲、县委发出通知,为了加快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要求“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不让他们和牧民接触、和外界接触;不让他们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根据省委的指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委,将副县长、温都寺高僧(常年在温都寺念经)、当过班禅额尔德尼经师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以到县城开会为名,软禁起来,使他们和外面失去联系。而温都寺所在地的循化县刚察乡,县里派出的工作组正在那里开展牧业合作化运动,遭到包括党员、团员在内的牧民群总强烈抵制,加乃化仁波切被软禁后,使矛盾更加激化,成了闹事的直接导火索。牧民群总和政府多次交涉,要求让他回温都寺念经,交涉无效,激起信教群众愤怒,在少数人的煽动下,将乡长扣押,打死工作组组长,破坏通信电缆,该乡首先叛乱。叛乱群众向县城进发,和不满意农业合作化的广大撒拉族群众一起,共4000多人,于1958年4月24日将循化县城包围,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等人;要求不搞牧业合作化,解散农业合作社,将牛、羊归还牧民。兰州军区紧急调动部队平叛,4月25日叛乱平息,造成了319人死亡(其中被击毙435人),俘虏2999人,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普通群众;平叛部队伤亡17人,损失财产90万元,200间民房受损。此次叛乱中,循化县有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有156名党员和26名共青团员参加了攻打县城的行动。
   
   
   循化叛乱虽然被迅速平息,但是很快蔓延到5个州、24个县、240个部落、307座寺庙,共有近10万人参加。毛泽东在中共青海省委关于循化叛乱的报告中批示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其实,由农、牧业合作化运动所引发的叛乱,参加者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不仅没有解放,而且陷入了深渊。
   
   
   1958年4月28日,省委书记高锋在省委书记处会议研究平息叛乱的措施时说:“叛乱好嘛!为我们打击敌人找到了借口。谁是坏人,地方、部队都要事先了解,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战斗中将他们解决掉,要有人专门管这件事。现在的斗争比1949年还严重,战线非常广泛。公安机关要在三年内把青海搞成铁板一块。”6月16日,高锋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这一次决心把封建主义盖子连锅端掉,两个革命一齐完成,对那些绊脚石,能在战场上打死的就打死;牧区揭封建主义盖子,主要靠打仗,把他们的头子抓住了,就完成了任务50%;枪毙了没有,枪毙了就完成了100%的任务。”6月28诶,高峰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牧区还有一个好形势,就是我们已经捉了7000个反革命(指省委部署的公安工作捕人计划牧区的捕人数,1958年全省全年逮捕人数4.9万多人,见笔者《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1期),这种好形势是叛乱给我们带来的。在这个大好的形势面前,最大的阻力是我们一些领导思想赶不上形势,有右倾情绪,贵南一个县一次打死敌人42个,要通报表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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