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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草、藏药与西藏的全球化


   东赛按语:
   
   虽然本主持人不认同此文的部分阐述,但是,冬虫夏草方面显得比较珍贵,因为,现今没有冬虫夏草,藏人中80%已经沦为强盗或小偷以及奴隶或乞丐。这并非制造为人耸听,而是,目前牧人集中营里边失窃“炒面箱子”(藏人的主要食物)的现象层出不穷,除了大跃进,这就属于七,八十年代,听都没有听过的事情,因此,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现在正好,又是藏人挖冬虫夏草的季节,除了各村分地的争执,更为严重的是当地政府设立的无数搜查站,他们任意在没收,罚款,加税等。
   
   ————
   
   梁雅茜:虫草、藏药与西藏的全球化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作者:梁雅茜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二期)
   
   
   
   [文章导读]近年来藏区频发的社会冲突,让民族问题重新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视域。若细剖之,民族问题包括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外交与国家安全等多个面向;这使得对此问题的讨论,总难切中实质。梁雅茜从西藏的经济发展问题入手, 指出全球范围内对西藏的异域想象,加之中国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发展主义,二者共同造就了西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双重边缘化。在表面的GDP高增长外,西藏并未能建立起一套良性的经济秩序,这是今日西藏地区民族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
   
   
   
   
   
   2007年8月 一个和煦的下午,我和几位村民在草地上喝着拉萨啤酒聊天,享受高寒那曲难得的和暖。冬虫夏草的采收季节到此已基本结束,村子复归平静。但这种平静下却弥漫着火药味:为了争夺虫草资源,这个村子与邻村在划分村界的问题上争持不下,于是这两个有着长期通婚关系的村子积极准备武装械斗。达瓦,一位三十多岁的藏族 汉子,呷了一口酒,问我:“你们广东人为什么这么爱吃这个虫子(bu)?这么贵?”作为有吃冬虫夏 草习惯的广东人,我却回答不出来,或者说,我之前压根没想过。其实藏人自己不怎么吃这个独产于青藏高原的“神药”。“估计你们‘低人’吃才有用,我们‘高人’吃没用。” 达瓦最后用不大灵光的汉语笑着总结道。
   
   
   
   冬虫夏草,这个被喻为“青藏珍宝”但西藏人却不怎么吃的“虫子”,已经成为西藏农牧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德国学者Winkler Daniel根 据其2010年的田野研究指出,保守估计,虫草收入已占西藏整个农牧地区现金收入的40%,在主产区这个比例更高达70%~90%。但虫草 所带来的不只是可观的经济收益,伴随而来的还有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富悬殊、城乡分化、族群矛盾激化等社会问题。虫草经济看似特殊,但撇开其天价,它实则反映了西藏在现代转型中所产生的各种深刻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背后,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过程所面临的危机。
   
   
   
   因此,讨论虫草经济的意义还在于它提供了检视西藏问题的新视角。一直以来,有关西藏问题的争议大部分集中于西藏在历史上的政治定位。不少学者已经指出过这种讨论的时空错乱:王力雄强调以现代的政治和法律标准去衡量 前现代的汉藏关系是不妥当的;汪晖也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进行过批判性的分析。此种过度政治化和本质化的论述,将西藏问题特殊化(Tibetan exceptionalism),而忽视了所谓的民族问题下深层的全球性变迁。在现代化过程 中,西藏不仅是被改造的对象,也是积极实现自身转型的主体。
   
   
   
   西藏长期被认为深藏于世界屋脊、与世隔绝,其实西藏与外界接触的历史至少长达1500年,与汉族地区和南亚地区更是长期保持密切的通商和交流。自90年代开始的越来越火的虫草,其贸易史早于500年前 就已用于交换汉族的茶、盐和丝。但经过过去3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市场经济改革,西藏正以一种全 新的方式和强度,日益紧密地镶嵌于全球化的版图中。像达瓦这样居住在海拔三千多米以上的边远山区的农牧民,或许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广东人,但因为虫草,他们被市场经济的洪流卷进一条跨越民族边界甚至国境的漫长商品链中。这条商品链从源头“世界屋脊”流出,顺着地势自西向东奔流,在全球化的洋流下漂洋过海,一 直流到日本、韩国甚至洛杉矶。而虫草只不过是这一大潮流中的一支,各种藏药、藏传佛教用品、旅游业等商品将西藏整合到全球网络中。这些进程重组着整个社会——不仅是西藏,还包括中国以及整个当代世界。
   
   
   
   因此, 西藏问题应该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全球化过程。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经常被狭义地理解为一套宏观经济原则,但它实则包括了各种复杂且辩证的文化和社会过程。这个过程并非绝对的施与受。全球化的宏观话语对地方社会的形塑必需通过国家转译和地方实践来完成双重的在地化。这些过程对不同地方的施力并不均匀,不同地方 的应激也会截然不同。但当我们笼统地谈论“西藏”、“现代化”和“全球化”时,我们选取的通常是最表层的截面。这一过程所造成的愈往基层愈是明显的差异,却往往在宏大的政治论述中被抹平了。例如农牧民在西藏问题的论述中往往成为看不见的一群,而他们的发展问题又经常被化约为宏观经济数据。我们不得不反思, 我们在说西藏时,说的是谁的西藏?我们在谈论发展时,又在谈论怎样的发展?
   
   要明晰西藏问题的多层次过程,我们必需思考:是怎样的全球化过程 冲击着西藏?它如何影响了西藏的民族-国家关系?在全球化和国家的双重权威下,西藏要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走出自己的道路?
   
   
   
   想象的政治:全球化中西藏的双重边缘化
   
   
   
   想象,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它挣脱过去的束缚,运作于当下日常生活的逻辑中。但这种想象并非个体漫无边界的遐想,它时刻被政治力量形塑,逃脱不了权威话语设定的思考模式。这种相对微妙的 规训,越发成为现代权力运作的机制。
   
   
   
   这个特征在西藏问题上尤为突出。西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各个政治主体对于西藏话语权的争夺。各方围绕历史和文化这个核心,建立起零和关系的不同话语。这些话语已不仅是国际政治的口水仗,它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深深 地渗透到社会的日常生活想象中,从而决定了西藏的社会位置以及它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
   
   
   
   对西藏形象的建构,一方面是80年代以来无所不在的“西藏好莱坞化”(Tibet’sHollywoodization)。这种好莱坞化实则是西方文化霸权对西藏的定义和表征的垄断,其内容 根源于西方的东方主义知识传统。出于对现代性的焦虑,西方长期存在着一种“人造的怀旧”(ersatz nostalgia),想象那些在现代性中“遗失”了的过去——尽管这种“过去”可能从未存在过。遥远而隐秘的西藏自然成为西方自我投射的绝佳对象。西方希望从这濒临“遗失”的他者文化中,找到关于自身主体性的知识。
   
   
   
   但这种建构并不能笼统地归咎为西方直接的、单向的东方化。它通过多方利益主体的持续实践得以再生产,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主体包括了达赖集团、流亡藏人、国际上支持藏独的人士、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拥护者、企业家以及作为消费者存在的普罗大众。达赖集团的自我东方化则是 当今这股“西藏好莱坞化”潮流的直接来源。为了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他们将1950年以前的西藏塑 造成超脱现实的净土香格里拉,而藏人是虔诚的精神守护者。这种自我东方化的核心是将西藏化约为一种理想化的藏传佛教。其本质化程度之高,令西藏的其他信仰和文化传统被完全抹杀——如苯教以及佛教进入西藏之前的其他本土文化。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策略并非一种新创造,它深深植根于藏传佛教的供-施(mchod-yon)传统。藏传佛教在历史上一直利用这个策略来免受外来者的侵扰。在现代媒体的帮助下,越来 越多的西方名人“供主”,如演员理查·基尔、音乐人Bono,让西藏好莱坞化越演越烈。在这股浪潮 的激励下,老一批流亡藏人也渐渐将此政治宣传内化到其身份认同中。
   
   
   
   反讽的是,对于西藏这种超脱现实的神性想象,恰恰造成了西藏的商品化。大部分非政治主体通过大众消费的形式,以消费者或商家的身份参与到西藏的建构中。一方面,脱离了语境和社会关系的“西藏文化”更易被物化、加工成 各类标准化商品。对西藏的符号式消费实则伴随着对西藏文化脉络的消解。以藏药为例,西藏本土药材被单独从藏医学的认识论和宇宙观中抽取出来,成为消费者可以自行选购的商品。像虫草这样一般在藏医学中复方使用的药材,往往被拆解为更能“对症下药”的单方,并被轻易地嫁接到其他医疗体系中。正是因为这种“亲和 力”,藏药在美国与本土的新纪元浪潮一拍即合,收获了一群热情的拥护者。但藏药很少用于取代西方生物医药,它更多地作为后者的补充,吻合了东方主义关于他者的逻辑。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性想象生产了消费西藏的欲望。现代性中对“遗失”之物的想象,使得个体产生强烈的缺失感,而消费成为填充这个想象的空缺最方 便快捷的途径。在新纪元运动的推波助澜下,与西藏相关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涌现,出口唐卡、佛像等西藏艺术品成为利润极高的生意。与这条商品链相对的,是大量溯流而上的外国旅客涌进西藏。
   
   
   
   在这种全球商品关系中,真实的西藏被进一步压扁为商品和符号“原材料”的产地,并且不得不迎合这种想象而踏上自我东方化的道路。云南藏区的中甸改名为香格里拉就是最好的例子。通过全球资讯流通,西方对于西藏的想象 更被贩售到中国市场,在新兴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中成为展示品位的时髦商品。颠覆性的意识形态就这样通过大众消费的再包装,被重新整合到主流文化的框架中。通过市场这一强大机制,想象部分地建构了真实。
   
   
   
   但这种国际想象并不能直接决定西藏的经济形态,它需与本地的具体政策共同运作。中国的西藏政策源于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现代性话语,并糅合了马克思和斯大林对民族关系的论述。它实则是各种全球进程在中国的在地化表现: 其中一极内含了中国对于现代化和西方的想象,而另一极则是对于其内部“他者”的构建。这一意识形态生产出一套有别于西方的西藏想象,并更直接地作用于西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市场效率为根本目标的发展模式给西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需要放到中国民族政策和历史中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研究中,中国根据单线社会进化论对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水平作了阶段划分,西藏被放置于整个梯队的最末端,被贴上农奴-封建社会的标签,是重点帮扶对象。因此,西藏在发展道路上要赶上“大部队”——尤其是汉族“老大哥”的压力尤为沉重。随后的市 场改革更加深了这种焦虑。20世纪50年代 至80年代,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变革上;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硬道理。自80年代起,国家为西藏制定了高标准的增长目标:1993年到1999年间西藏GDP平均达到每年9.3%的增幅,在2002年后增长更是超过10%,但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逐渐增多的外来援助实现的。这种急躁而笼统的做法,反倒使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市场效率优先的价值观下显得十分尴尬,并成为民族误解的来源之一,比如有人 就抱怨:与其把资金“浪费”在西藏,不如投资到更有回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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