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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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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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建君:拒绝政改与制造政敌——满清从戊戌政变到宣告退位的灭亡之路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 黎建君
   
   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看起来只是一帮书生面对国难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它也很快被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在慈禧们看来,谭嗣同们只不过是一群无足轻重的草根,他们的鲜血绝对淹没不了大清的万里江山。但慈禧们永远也不会明白的是,正因为谭嗣同们的草根性,使他们真正了解万里江山里所有草根们的愿望和渴求,他们的背后是亿万民众,他们根相连,血相通。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不知现在那些身居高位的当权者能否以史为鉴?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1898年9月28日,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被满清政府砍头,光绪皇帝自1898年6月11日开始的维新运动宣告失败,这也意味着保守的慈禧彻底关上了政改的大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面对国难而力求救亡图存的愿望在1898年9月28日后化为泡影。而慈禧发动宫廷政变的原因在时人王小航眼里竟然只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自1898年9月21日戊戌维新变法失败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期间不过短短的13年。这13年里,满清王朝为了既得利益集团一己之私利,多次拒绝来自民间和体制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不断为自己制造政治上的劲敌,最终落得王朝灭亡的下场。而十余年里,满清在民间制造的政敌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为代表,在体制内制造的政敌则以北洋派领袖袁世凯为代表,正是在这多种力量的合击之下,大清王朝迅速走向灭亡。
   
   梁启超成了满清的头号掘墓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难用文字准确描述的人物应该就是梁启超了,而有趣的是,在北京香山公园梁启超墓前,就耸立着两块巨大的无字碑。也许连梁启超自己都无法准确地评价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因为即使在今天,梁启超超过一千六百万字的作品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而梁启超去世后,中国历史恰恰又进入五千年历史中最为动荡和血腥的时期,以致于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客观地对梁启超的一生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
   
   尽管如此,对于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中国宪政运动中的作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大致上以民国建立为界,可以把梁启超的活动时间分为二个部分,清末他主要致力于鼓吹宪政,而民初则主要致力于捍卫宪政。
   
   自1896年7月任《时务报》撰述起,至1912年2月12日满清皇帝下诏退位时止,梁启超从最初的为报馆写文章到最后自己开设报馆,十多年时间,他向国人大声疾呼的就是中国要走宪政之路。而主张实行宪政与当时满清王朝的专制政权显然是直接对立的。经过梁启超十多年的鼓与呼,不仅中国民间形成了势力强大的立宪派,满清王朝体制内也有大批梁启超思想的追随者,也正是在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下,清末才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满清王朝也在这种强大的时代潮流冲下土崩瓦解,从这个角度来看,梁启超是满清王朝的一号掘墓人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不同的是,梁启超对满清王朝的态度更多的是批判和否定,因而在思想上表现的也更为激进。
   
   1896年7月梁启超进入时务报馆,并通过《时务报》发表了自己最初的政治主张: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通议》)也正是在时务报馆期间,梁启超结识了自己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黄遵宪。黄遵宪,字公度,是梁启超的广东同乡。1897年,黄公度出任湖南按察使,他与巡抚陈宝箴在湖南大力推行维新。同年秋,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等人在长沙开设时务学堂。他们一致决定由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梁启超还在与汪康年一起办时务报,谭嗣同怕汪康年不同意梁启超来湘,曾书信一封致汪康年,力言必须放梁启超入湘:......我公如更不肯,将不惜与公迕而豪夺以去。嗣同窃计,遽用霸道,似乎使公太难堪,今为公计,不如自劝两公往湘,则尚不失自主之权,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嗣同为乡人所迫,万分无可如何,兹先与公婉商,不遽作赴沪之举,所以为公地,使此事若出于公自己情愿者,可作一完全之人情也。公即不令卓如往湘,渠亦必往西湖,宁能终绊之耶?这封信既可看出谭嗣同求贤若渴的心情,也可看出谭对梁才能绝对的信认。梁启超的到来也使湖南时务学堂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对于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的内容,狄葆贤在其所著《任公先生事略》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矩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然湘中诸学子经此启发,风气为之一变。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最大贡献有二,一是在思想界开全国政改之先声,二是为当时的中国培育了一批宝贵的人才。梁启超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里曾回忆了湖南时务学堂时的那段经历: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异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
   
   1898年9月21日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当晚就避往日本公使馆,并得到日本方面的帮助,很快逃往日本。对于救梁启超的过程,日本公使林权助在其回忆录《我的七十年》里有非常详尽的记载。梁启超跑到日本使馆是想要日本能出面保证光绪皇帝以及自己的老师康有为的安全,而他自己已抱定必死之心。林权助不仅答应了他救人的要求,也明确告诉梁启超他也不必去死:我(指林权助)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伊藤公(指伊藤博文),伊藤公说: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也就是到日本后,梁启超开始以文章为号召,公开宣扬中国必须走宪政之路,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要时不惜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以推翻满清王朝。从那时起,梁启超成为了满清王朝的职业掘墓人。
   
   死不绝的那群湖南异数
   
   湖南人杨度在其《湖南少年歌》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在湖南长沙的岳麓山,长眠着52位为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而献身的辛亥时期英烈,他们当中的黄兴、蔡锷、陈天华、蒋翊武、焦达峰等人都是中华民国开国时代的不朽先贤。而湖南人为宪政民主抛洒热血的第一人则是戊戌维新运动时的谭嗣同。
   
   对于谭嗣同的死,谭的好友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中曾有记述: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余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梁启超年谱长编》100页)
   
   谭嗣同之死对于当时的湖南影响深远。就连谭嗣同的父亲,极端保守的官僚谭继洵在谭嗣同死后写的挽联中也表达了对满清王朝的愤懑之情: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谭嗣同死后,谭的妻子李闰悲痛异常,终日以泪洗面。谭继洵为了劝儿媳节哀,曾要李闰不必太过悲伤,他说谭嗣同以后的名声要远远超过自己。由此可见连谭继洵都认为谭嗣同所从事的无疑是伟大的事业。
   
   谭嗣同之死使清王朝把湖南时务学堂的那群学生变成了自己的死敌,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谭时务学堂时的同事,几十年的刎颈之交唐才常。1895年秋天,梁启超与谭嗣同结识时,曾问及谭嗣同的好友,谭嗣同向梁启超介绍到,自己二十年来最信任的朋友,不过唐才常一人而已。
   
   唐才常后来也成为梁启超的生死之交,1900年,唐才常与梁启超等人欲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发起勤王起义,事败后唐才常为张之洞杀害。
   
   唐才常,湖南浏阳人,1886年(光绪十二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1891年至1893年间,为了开阔自己眼界,青年唐才常来到四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1894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的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1897年,他进入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学校湖南时务学堂。在这里,他与维新运动的巨匠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一道为中国的宪政运动播下星星火种。
   
   1898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在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他的思想也日渐激进。与改良派不同的是,他强力推介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而他心中最倾慕的对象,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乡隆盛。
   
   1898年8月,人在北京的谭嗣同为了增强臂膀力量,电召唐才常赴京,想让这位好友参与新政的推广。
   
   岂料,风云突变,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消息传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经被满清王朝杀害于北京菜市口。
   
   得知生死知己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谭嗣同: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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