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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6)刘晓波

   我的1989(6)刘晓波

   
   我的1989(6)刘晓波
   
   刘晓波后来被官方媒体公开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并发表了批判他的长篇文章《刘晓波其人其事》,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今年4月,北京发生动乱后,刘晓波决定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讲学活动,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当月27日匆忙回到北京,直接插手学潮,极力煽动动乱。四、五月间,他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与该公司总裁万润南多次密谋策划,对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中共的许多官方文章,常常夸大其词,有的地方甚至要反其意而读之。“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其实是“偶尔有过来往”;“多次密谋策划”,其实是“有过一次谈话”;“对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其实是“为了使学运的和平结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以前我提到过,我和刘晓波初识是在1988年初,我们承包云南电子设备厂以后,四通管理学院在昆明开班,曾经邀请他来给我们讲“美学”。他讲话有点结巴,越是结巴的时候,往往言辞越见其精彩。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范儿,许多提法惊世骇俗,记得他讲到美国民主女神像手中的火炬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不雅的比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当时,他的妻妹陶宁,是我的英语翻译兼秘书。她原来是北大的英语老师,气质、风度、同声传译的水平,皆是一流。
   
   4月29日,刘晓波和吾尔开希联袂到四通来找我,地点是在我的办公室。晓波刚从美国回来,我说他是回来“趟浑水”的,那时候他意气风发,挽起了袖子,摆出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
   
   刘晓波在美国的访问工作本来要到1990年才结束,他提前回国的情况,贝岭在《别无选择——记1989年前后的刘晓波》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刘晓波在纽约给他打来电话,“说决心已下,后天就要启程返国,为了不让自己再犹豫,索性买了不能更改日期的机票。”
   
   “我放下电话,立即赶到他的住处,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晓波,我为你骄傲。你先走,我随后就到。’此时的他,一扫前些日子的迷惘,有一种罕有的平静,他有些结巴地说:‘贝岭,咱……咱们这时不……不能只待在纽约,我们此生不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吗?’”
   
   应该说,他有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第一次见到吾尔开希,感觉很好:阳光、帅气……而且有灵气。一开口,就和我套近乎:“万总,我以前就找过你,却让你的部下给挡住了……”
   
   “什么事情?”我有点好奇。
   
   “我们想组建一个北京高校联合的文工团,希望能够得到四通的赞助和支持。”
   
   “嗯,不错的想法。不过,先得等大家回到学校,回复正常秩序之后才有可能。”于是,我讲起了和陈东访谈时讲过的那些车轱辘话。在表示对学运的理解和支持之后,开始诉苦:“你看,你们一上街,交通就堵塞,顾客就上不了门,我们就做不了生意。我们的铺面是租来的,要付租金;资金是从银行借来的,要付利息;四通里里外外2000多员工,端的是泥饭碗,你们要考虑到我们的承受能力。”
   
   我说,我们原来预计过了“头七”,4月22日耀邦的追悼会开过以后,就可以消停。大家刚想偃旗息鼓,结果出来一个“4.26社论”,又把大家的火给拱了起来。昨天的大游行组织得很好,看来,大家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马上就是“五一”假期,接着又是“五四”70周年,估计要过了5月4日才能消停了。
   
   刘晓波当时就向吾尔开希建议,以后不要再搞这种大游行了。应该回到校园里,借这个机会把校园民主搞好。学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教师也可以成立教师联合会。或者教师和学生一起成立校园自治的民间组织,像北大的三角地那样,在师大的校园里也开辟一个类似的自由论坛园地。这个自治会主要是为了争取学生的权益,增加校务的公开性、透明性,学生和教师应该能参加校务管理。
   
   应该说,这些想法很务实,也很平和。我由衷地赞成。
   
   而且,我们对政府到目前为止的表现,除了4.26社论的定调离谱,其他方面的应对都持正面肯定的态度。例如对耀邦悼念活动的安排,对耀邦生平的评价,新闻媒体对学生游行的正面报导,在4.27大游行中警察的克制和容忍。特别是,政府已经开始和学生对话,这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是的,4月29日,政府和学生展开了第一次对话。政府方面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领衔,学生方面为首的是“对话团团长”项小吉。
   
   @
(2012/05/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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