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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6)张福森深夜相劝

   我的1989(16)张福森深夜相劝

   我的1989(16)张福森深夜相劝
   
   5月23日,为了二十所高校联署的《倡议书》,我们几乎忙了一整天。这一回,我们是把学生代表请到中关村的四通饭店。当时,四通饭店刚落成,还没有对外营业,没想到我们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就是从天安门广场上请来的绝食学生。
   


   所有的组织安排、学生接送,总指挥是崔铭山。与学生切磋讨论、落实文稿的,是曹务奇。如果说周舵和曹思源是四通“介入”学运的前锋大将,那么崔铭山和曹务奇就是四通“操纵”学运的中军大将。
   
   记得当时有一位学生对曹务奇说:“我们有一种被操纵的感觉……”
   
   曹务奇回答:“这就对啦!”
   
   是啊,我们就是想在一辆失控的越野车眼看就要冲下悬崖之前安上刹车,可惜为时已晚。
   
   当天,有一大批记者在四通的咖啡厅等待《倡议书》的出笼,等他们拿到最后文本后准备发稿时,正赶上短暂的新闻宽松时期结束。“有关部门”明令该《倡议书》和所有的学运消息不能见报。很奇怪,一份呼吁撤出广场的倡议不能发声,只能理解,现在有人希望学生留在广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居心叵测”。
   
   当晚回家时,已明显地感觉到已经被有关部门“盯”上了。
   
   我的住所在西三环北路的厂洼街,那里有一片四季青和五金矿产合盖的宿舍楼,我住的是最小的一室一厅大约只有30平方米的最小的单元。当时,四通的许多干部都搬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万泉河路的大单元,我没有给自己分一间,仍住在四季青当初分给我的小房子里。据说,后来戒严部队来抄家时,被我家里的简陋震惊了、也感动了。
   
   我在那个大院里有一位邻居,也是清华校友,当时他担任海淀区的区委书记,他就是张福森。
   
   那天深夜,大约已经是5月24日的凌晨两点,我的这位邻居登门来访。这个时刻登门,一定有非常重要的非常之事。只见他一脸严肃、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
   
   “万啊……”在我的姓之前既不加“老”,也不加“小”,只有张福森这样称呼我。
   
   “如果……邓和赵之间……”他斟字酌句:“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
   
   我一向是邓大人的坚定支持者。记得在这场风暴之前,有外国记者问我:“你认为邓小平是站在你一边的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因为我是站在他一边的。”
   
   但这一回,我没办法站在他一边,我做不到。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我向张福森报告了我这两天同学生接触的情况,我说,说服学生尽快从广场撤出来,避免发生流血冲突,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目的。“一旦真的发生了流血……那就毁了邓大人一生的英名啊!”
   
   他默然。
   
   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这一段往事,但没有点名。我说:“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为官的准则,但却不是做人的准则。那位学长六四后果然官符如火,先后做到一方大员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处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对我说那番话,他完全是善意。后来他在自己的位子上,为保护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尽心竭力,默默做了许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在1989年的时候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等等说辞时,我都一笑置之。我万润南再愚钝,有张学长这样的高人指点迷津,不至于如此不明事理、不懂利害、梗顽不化吧。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头版头条报导了一件大事:《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我当年出手做的第二件事情,负责实际操作的,是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
   
   @
(2012/05/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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