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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2)血要热、头脑要冷

   
我的1989(12)血要热、头脑要冷

   
   我的1989(12)血要热、头脑要冷
   
   回顾1989年的那场风暴,感觉学潮就像是一辆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越野车,不停有人去猛踩油门,却没有刹车功能。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车毁人亡。


   到海外后,我曾经与胡平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为什么学运总是以失败告终?”
   
   他的回答很哲学:“因为他们不失败不结束。”
   
   对胡平提出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所谓策略,我认为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更加蜂拥而上。
   
   是后面有“黑手”操纵吗?我不认为有。因为我就是被指控的“黑手”之一,但我真的不是。我相信其他的所谓“黑手”也是徒有虚名。
   
   我非但不是“黑手”,而且比当时许多热血沸腾的朋友都要“冷”。因为我认为学潮早该结束了,第一个刹车点是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第二个刹车点是4.27大游行之后,因为对离谱的4.26社论成功地说了“不”;第三个刹车点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因为中央已经实际上改变了4.26的定性。学生要求对话,举办各种对话了,袁木固然“扯”,但阎明复被大家公认是十分诚恳、非常善意,但对话依然无效。学生要求直播,CCTV直播了,当时的媒体对学潮的报导非常正面,难得的宽松……
   
   而且,我们捧的是泥饭碗,我们的承受能力有限,四月份已经亏损了,五月份,还看不到转机。我已经罗列了我从5月1日以来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忙家务事:拓展业务、迎来送往,没有一件和学运有关。
   
   最近听到有一位当年一条街上一位同行,说我在1989年的时候“头脑膨胀”,我不敢苟同。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位老兄比我热血沸腾得多,他当时挂上了标语,带着自己公司的游行队伍上了街,他走在最前头。
   
   就在他上街的时候,我在公司明确宣布三条:不介入、不组织,上班时间不准上街。
   
   5月18日,有39位四通的员工向我上书,批评我置身事外:
   
   “天安门广场的形势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绝食六天来,学生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中央和政府的冷漠态度已经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集团、各阶层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态度,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民族危急!国家危急!学生危急!”
   
   “作为全国最大的民办企业的四通公司,在这场举世震惊的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悲壮运动中的态度,正在极大的危害公司几年来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昨天,有少数学生对公司送支援物资的人员高喊:万润南来了吗?你们早该来了!”
   
   “这几天,公司许多同人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以各种形式声援绝食学生。许多同人遵照公司决议,不得不含着热泪不披露公司名称,不敢说出“四通”这一人民渴望听到的声音。我们认为,公司不应该再沉默。我们恳请公司领导,立即向中央、向政府、向社会各界发表声明,表明四通声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敦促党中央、国务院及早做出答复。同时,组织员工赴天安门广场游行请愿,声援绝食学生。希望公司领导尽快做出明确答复!“
   
   “没有人民,就没有四通!”
   
   “万总,是您一贯教导我们,要先做人,后经商!”
   
   领衔签名的是一位公司的高层主管,他在给我递信的时候,就举邻家公司的老总为例,说明我已经落伍了。
   
   当天晚上5点,我在公司咖啡厅召开干部会,说明我的立场。下面是讲话的录音记录。
   
   最近形势发展很快,牵动了大家的心。公司39名职工联名上书给我,我理解大家的情绪,讲几点看法:
   
   首先,公司在对待学运这件事情上,我们从一开始态度就不暧昧。四月份,学运一开始,我们就肯定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认为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会有积极的作用。但我也讲了,要有角色分工。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要清楚自己的角色,要保持一种分寸感。怎样做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香港的报纸说:四通是学生运动的后台。在公安部的内部录像资料里,有我们的人在给学生发钱,并且有解说:“这是四通公司的副经理”。
   
   昨天社会各界支持学生的大游行,虽然我说了“不介入、不组织,上班时间不准上街。”,但还是有四通人自己去了。我看到报纸上的报导,大标题是《敢有歌吟动地哀,5.17首都各界大游行目睹记》,其中有这样一段:“四通公司自发地组织了数百人的队伍,他们说我们都很支持学生,四通的发展是沾改革的光,不是沾腐败的光。我们这几天都没上班。几天的工资算什么?跟良心比,钱是次要的。我们公司有人把一个月的钱都捐给学生了。说真的,国家没了,公司也就没了。”还有一位四通人说:“面对绝食学生这种状态,良心告诉我们,不能再沉默了!”
   
   其次,我们从5月15日开始,就通过北大、清华的学生组织,给广场上的绝食学生送一些药品和水等物资,每天大约要花一万多块钱。
   
   另外,我们公司有两位同仁,周舵和曹思源,他们受阎明复的委托,正在政府和学生之间斡旋。他们参与安排了阎明复同志到天安门广场和学生直接对话。昨天晚上,他们联络了十二名学者代表,九名学生代表(包括绝食学生和“对话团”学生的代表),共同提出了四点建议,提出了让政府和中央下台阶的方案。
   
   今天,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也起草了一个东西,呼吁大家对这次爱国民主运动给予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电台对此进行了报道。
   
   我想告诉大家:四通公司并没有旁观。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国际联络,我们也做了桥梁,例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全体留学生和学者联谊会,“敬请四通公司同人代转北大游行学生、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几封信,就是我们代转的。
   
   所以,我们不是态度暧昧,不是态度冷漠,不是没有做工作。但是,我要讲,我们做事情要有分寸感,在这一点上,你们要相信我的判断。一定要有角色分工,如果说我们也和学生一样,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不就是学生了吗?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的方位在哪里?我们的利益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做?大家要有清醒的头脑。我们的血要热,但头脑要冷!
   
   这些天,学生提出的要求在“不是动乱”和“实质对话”的基础上又加了第三条,叫做“社会各界全体人民,应保持理智、冷静、克制与秩序”。学生很有水平嘛,我们不能连学生的水准都没有。有人说“国家完了,公司也完了”,说得有道理,但我怕是国家没有完,公司倒先挂了。我们要生存,就必须保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
   
   有人说:“现在是考虑得分的时候”,我严重地不同意,因为这是政治投机。有人认为四通在一条街上总是最冒尖的,所以在这件事上,也应该最冒尖。我要说,我们不冒这个尖。你们应当有这种认识:企业家是不干这个的。政治活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我们是搞经济的,政治与经济是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两件事。在这一点上,公司的干部要有共识。统一了认识,我们的事情才能做好。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大家不要以为民主一下子就能到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就会有新的局面。学生运动的意义确实非常大,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但新时代的开始要伴随着阵痛和许多牺牲。我作为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要考虑在这样一个动荡阶段,一个将来有希望的“潜结构”,不要受到根本性的摧毁。我们既要维护真理、坚持正义,又要在未来可能出现各种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非常混乱、十分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
   
   我们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过来人,大家都知道,群众运动是不能控制的。当阎明复与学生代表谈话之后,学生代表热泪盈眶,非常感动,接受了阎明复的条件。但当学生代表回到广场,根本就讲不通。学生代表讲“你们骂我们是叛徒也好,学贼也好,但请让我们把话说完”,可广场上群情激昂,根本不让他们把话说完。
   
   而且,政府答应了学生的两条,事情就完了吗?如果承认了“不是动乱”,那下一个问题就会提出来:“到底是谁说我们搞动乱?”邓小平就要退位,李鹏就要下台,北京的陈希同、李锡铭就要承担责任。还有上海,开除钦本立算怎么一回事?江泽民还呆得住吗?这样会变成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干部的动乱。
   
   反过来,如果学运被镇压了,也是一大批干部下台。人家可以说:是阎明复在前台,赵紫阳在后台,操纵学生运动。说这次运动是台湾特务指挥的,有确凿证据,有录像、有照片、有录音,铁证如山!你们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丧失原则、立场,想利用这次动乱给党和国家施加压力,分裂党和国家,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只看到一步两步,不看到后面几步,我们就是不清醒。我们不能跟着群众的情绪走。要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要准备出现最坏的可能。今后的日子,我们会比别人更难过。说对学生不秋后算账,并没说对我们不秋后算账。如果秋后算起账来,我们也只好“听天命,尽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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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2年05月1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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