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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政治理念之争就是既得利益之争

   非常时期,政治理念之争就是既得利益之争
   
   每次我揭示胡锦涛的斯大林牌本质、辨析中南海诸寡头的政治理念时,总有人跳出来喋喋不休地说:政治理念无关紧要,还不都是为了既得利益?这类人世故地说:换了谁都一样,谁上台都一样,都是为了既得利益。不假辨析、疏于鉴别、混账笼统,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麻将思维,这种人看似洞明世事,实则愚不可及,是代表性的愚民思维。这种人,以某团体或亲某团体分子居多,盖因某团体或亲某团体人群,受糟粕文化影响较深之故。
   
   人都追求利益不假,但理念与利益就没有关系吗?谁都想搞钱,有人勤学苦练,习得正当职业专长,求取正经工作以谋高薪;有人则厌恶诚实劳动,专事坑蒙拐骗、蝇营狗盗之事以取“捷径”,两者难道一样?诚实者,必然认为为坑蒙拐骗行当不符合自己利益,竭力避而远之;而烂货无赖一天不偷摸盗扒、欺宰诓骗、假冒掺毒...就浑身发痒,四肢无力?何以故?因为他们觉得诚实劳动太辛苦、不划算。当共同选择赚钱的方式时,这两种理念的冲突,难道不是利益的冲突?


   再比如,性满足是绝大多数男人的必需,但如何获取性满足?有人明媒正娶,有人浪漫猎艳,有人包二奶,有人找小三,有人“桑拿按摩”,有人迷奸强暴...在这里,理念的冲突难道不是利益的冲突?你若鼓动明媒正娶观念的人去通奸,他必以为你在害他;你若拉事实上一夫多妻的富人去守夜强奸,人家不仅以为你在害人,而且觉得你是神经病。因此,在寻求性满足方面,当几个不同取向的男人聚在一起共同行动时,他们之间的理念冲突,就是利益冲突。
   
   政治理念冲突等同利益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
   王安石认为只有变法,中国(宋帝国)才能富国强兵,扭转对北方游猎蛮族被动防御的局面;司马光却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损害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联盟关系,危及统治基础,当然也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而竭力反对之。
   “甲午”战败后,爱新觉罗家族权威扫地,康有为认为唯有实施君主立宪才能复兴清国,唯有实施君主立宪,“康圣人”才能加官晋爵,则是不便明言的潜台词,而荣禄、刚毅、奕欣、奕譞等满洲贵族却认为:施行君宪制度会使清朝亡于汉人之手,所谓“汉人强,满人亡”,于是颟顸反对之。这种理念之争,就是典型的利益之争。
   中共流窜陕北时,正值倭寇大举入关,中共头子王明和毛贼东之间爆发了严重的理念冲突,王明信奉斯大林的教导,认为只有联蒋抗日,中共才有前途(自己才有前途),毛贼东却认为抗日是自杀,反蒋才是正途,一心要玩“三国志”,反正自己有枪——有枪便是草头王,毛贼东这等流氓汉奸本性,连周恩来都看不过眼,一度就要追随王明而去。后来在苏联逼迫下,老毛心生一计,以假抗日真反蒋对付蒋介石和斯大林,终于把王明排挤出局。毛泽东和王明的理念之争,同时也是典型的利益之争。
   红朝建立不满十年后,毛泽东疯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把四千万国民搞成饿殍,刘少奇害怕毛泽东这样乱搞下去,会危及红色江山(当然包括他自己的富贵),终于按奈不住,与老毛爆发了严重的理念冲突,没想到老毛如此刻薄寡恩,把老刘活活整死不算,还要挫骨扬灰。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理念冲突,背后也是利益冲突。
   
   当然,并不是任何情况下,政治理念的冲突都会变成利益冲突。当不同的政治理念无实施的可能、或者实施的后果不会马上显现的情况下,政治理念的冲突就较少带有利益冲突的性质。
   “六四”屠杀后的两年间,国内一片愤懑,整个氛围好像等待烈火的干柴,但邓小平九二年“南巡”打开市场经济闸门后,整个九十年代,干部经商,国民“下海”,经济飞长,歌舞升平,知识分子好了伤疤忘了痛——国内一片“不去赚钱,还去操闲心搞政治,那不是神经病吗?”的市侩氛围。在这种氛围当中,中南海各家族不仅“闷声大发财”,而且统治空前稳固,愚民空前满意。所以,陈云、宋平、邓力群之流,尽管仍然对邓走资看不顺眼,但也乐得安享富贵、颐养天年,而且,在邓小平的强势影响下,陈云一伙也没有实践自己理念的可能。因此,邓江时期,中南海内的左右派理念冲突,就较少带有理念冲突性质。
   
   现在,只要不是瞎子和脑残,都能看出:邓小平路线走不下去了,国家“未富先老”,“计生”的
   恶果已经显现、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空前、房地产大泡沫、制造业大滑坡、土地财政也走到尽头...胡锦涛的北韩化维稳路线也走不下去了,现在“维稳”开支已超过军费,“群体性事件”仍有增无减,你还能把居委会、街道办都纳入“国保”编制?中南海这艘破船,面临何去何从的大问题。
   江泽民认为:只有用新加坡模式才能“软着陆”。新加坡跻身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行列,人家李光耀不是照样高踞“资政”九五之尊?
   胡锦涛认为:管理社会必须向朝鲜学习,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朝鲜饿死两百万人没有发生“六四”,最近又胜利地完成交接班,中国经济形势这样好还群体性事件不断,整个社会思想混乱...这难道不证明了朝鲜一贯正确。无论如何,斯大林、毛泽东这两把刀子不能丢!
   对此,江泽民认为:向朝鲜学习死路一条,中国不是朝鲜;胡锦涛批曰:学新加坡会给国内反华势力可乘之机,招致亡党亡国的后果。
   薄熙来、周永康认为:“和谐社会”不是管出来的,没有吸引人的意识形态,光靠军警是压不服老百姓的,不回归毛泽东意识形态,政权迟早崩溃。
   对此,胡锦涛批曰:毛主席搞“文革”是错误的,“文革”造成的管治缝隙,会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文革”还从反面引发了“改革开放”,酿成了“六四”事件...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一定要汲取 ;因此,只能学习斯大林同志、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以特务治国,决不能再搞群众运动。
   温家宝认为:中国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中国既不同于朝鲜,也不同于新加坡,早晚得改旗易帜,与其让别人来改,不如自己改——潜台词是,现在我温某人距万乘之尊仅半步之遥,这个改天换地、名利双收、彪炳史册的政改果子与其让别人来摘,不如我温某人来摘取。
   因为事关何去何从、前途命运乃至身家性命的大事,因此现在中南海众寡头的理念之争,是十足的利益之争。
   这种理念冲突,迟早会演变成刀剑冲突。当年毛泽东手弄乾坤并不单靠暴力 ,老毛还有充分的个人魅力和很厉害的一套迷魂法术,胡锦涛既没有邓小平打天下的虎威,也不如温家宝长袖善舞,更毫无个人魅力,稍能服人的精神产品,他半片都造不出,在现在红朝败象尽显的情况下,他拿什么来号令诸公“不争论”?
   摄政王载沣得享善终,得自于自知之明,能够急流勇退。胡锦涛这样一个僵尸蜡像般的庸人,现在还在发了疯地谋求太上皇之位,除了引发中南海爆炸性的大内讧外,还会有什么结果?
   
   曾节明(中国社会民主党成员) 写于2012年四月六日下午于纽约州家中
(2012/04/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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