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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一章3

(56)
   
   谈到武装暴政和军事管制的时候,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人类战争的五种形态:
   
   1、个人之间的力量比试、街头斗殴。

   
   2、抢劫团伙等有组织的社会犯罪。
   
   3、村落械斗、部落战争。
   
   4、国家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反过来侵略”。
   
   5、国家联盟之间的斗争,世界走向统一。
   
   现代的正确思想认为:
   
   1、参与前三种战争的双方均属犯罪。
   
   2、参与后两种战争的双方只有战败的一方才算是犯罪。
   
   总之,文明对战争作出的限制日益增多了。但是战争却是人类的本能,例如第一种战争就是人类在组织社会时,排列社会秩序的最初级的方法:从原始社会的比武,到现代社会的儿童打架,都是在“列队”、“举行分列式”、“选出部落英雄”、“选出孩子王”等等。
   
   (57)
   
   我们承认:军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有效部分,我们甚至承认:军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但是,这并不等于承认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暴政和军事管制。
   
   我们的原则是,军队应受国家与法律牢牢支配,而不是受到个人与党派的绝对领导。服从与勇敢是军人的最高美德,但军队不该使人民感到恐惧与憎恨!只有使人民爱戴并为之骄傲的军队,才能成为保护民族的“公民部队”,而不仅仅是用于阶级斗争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那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部队,即使不算汉奸,也还是为外国势力效劳的,例如,为苏联的世界革命效劳的。
   
   为了缔造一支能够复兴中国的公民部队,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军队完全退出国内政治生活,只成为抵御外侮与扩张民族权力的工具,即使国家元首也无权命令军队介入国内政治。
   
   2、国内治安与镇压叛乱的任务应交由警察与公民自卫队去完成。这样,就能在危机发生时,避免国家陷入全面内战。假使内战已经不幸出现,军队需要根据有关法律和自己的责任去镇压叛乱──那么在执行完成任务之后,也必须立即回到军营,回归保卫国家的岗位,严禁军队盘踞在政治舞台上,更不得以“军事管制”的名义帮助窃国大盗在大街上杀人放火、像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那样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这样,才不会在中国再度出现内战。而局部的叛乱与暴动,基本上被视为治安事件,不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应由多数通过选举协商决定,而不走这条合法道路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个人野心家的叛乱。对叛乱必须镇压,而作出该项决定的也不是军事领袖,而是合法的政府及其遵循的法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不能再度成为法律,否则还会有上亿人民再度遭到屠杀。
   
   不要“人民军队”而要“国家军队”;不是“还乡团”而是“国防军”;不要“阶级斗争”而要“文化战”!不要兼并称雄而要为天下一体而牺牲自己!
   
   (58)
   
   核子武器的发展以及各种毁灭性武器的极大破坏潜力,使得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年)以来的欧洲兵学理论变得殊为可疑,同时,使孙吴表率的中国兵学理论及其战略复兴获得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照奸、却敌、图强、治世:这是中国心略、军略、经略、政略复兴的步骤。
   
   (59)
   
   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了两个命题:
   
   1、中国必须有一个超脱于机构、党派、地区、民族、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之上的最终裁决者。
   
   2、由于中国的广大与复杂,不可能持久有效地施行军事独裁而避免地方割据,因此,这个裁决者必须是由法理认可的,而不能是由暴力建立的。
   
   为此,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哲学!
   
   (60)
   
   中国式的全国大选,长的几百年一次,那就是改朝换代。故《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是就其极限而言。中国式的全国大选,短的几十年就有一次,其或是宫廷政变,或是“朝代更迭”。
   
   中国式的“中期选举”数年、十数年或数十年才有一次,这就是独裁者的灭亡与独裁者的继位。有作为的“新皇上”必改掉“老皇上”的规范,因为他不如此,则不足以显示独创的能力和运筹的能力。
   
   中国式的选举比欧洲式的选举,更“合乎自然状态”。他有自己的人为限制和“法律规定”。中国式的选举还是双向的:不仅是选民对主宰的选择,也是主宰对选民的选择。所以,许多“站错了队”的选民,只有人头落地,永远只有一次的选举机会。
   
   在任何一个社会“数人头”都是发生在“砍人头”之后。
   
   (61)
   
   中国式的全国大选即“改朝换代”:不仅是政治过程,也是生态过程,那是“除旧布新”,世界上不仅只有中国人懂得这个词汇的血腥含义,它的意思和“斩草除根”是相差不远的。
   
   (62)
   
   中国朝代更迭的社会力量是什么?
   
   是旧结构和旧王朝秩序下的失业者,是游民大众,是越聚越多的无根基的“盲流”也就是“盲目流动的人民”;而不是任何欧洲意义上的“阶级”。
   
   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社会涌现了三种失业者:
   
   1、被迫的完全失业者,即规范意义的失业者。
   
   2、被迫的半失业者,即无法充分就业的人。
   
   3、自愿失业者,即心理上的隐士、流放者、自我放逐者。
   
   这三种人士的增加,是对中国社会主流结构的基本威胁,因为这三种人士的存在本身,即已构成了“动乱因素”。当然,这三种人士的出现本身,也是国家机能业已丧失的证明。
   
   (63)
   
   历史上每一个下层出身的王朝的奠基者及其核心仆从,都是自愿的失业者。所谓“破产不为家”以及“结交江湖豪杰”已成为他们引以自豪的生存特性。这种典型的“流氓性”,足以摧毁旧国家、建立新国家。
   
   西汉、刘宋、萧齐、陈、宋、明,都是这样的。
   
   东汉、晋、隋、唐、清,表面上不是这样。但即使其开国者不这样出身于下层,也只有在游离于社会的主构之外,然后才能“举大业”。
   
   所谓“江湖”,即脱离了社会主构的、“藏龙卧虎”的宝地,其任务是冶炼失业大军,从中提取真金,也就是“真命天子”。不是这种经历了充分煎熬的“真金流氓”,便无从建立流氓大亨的新王朝。
   
   (64)
   
   诊断中国的社会病、卜算王朝的寿命时,一定要从探索其“失业大军”的角度着手。尤其要关注那种“自愿失业”、“隐性失业”、“心理失业”的社会活动分子。他们的脱离主构,不仅将削弱主构的凝聚力(即消灭了潜在的“治世之能臣”),还增强了对于主构的消解力与破坏力,从而大大扩充了“乱世之枭雄”的队伍。
   
   实际上,新王朝的核心谋士,多从旧王朝的著名隐士之中来。如范增、诸葛亮、王猛等等。
   
   (65)
   
   每一次“党锢之祸”,都在知识阶层中制造了一大批失业人员,其中也同样包括三个层次:
   
   1、被迫的、显性的失业人员,即被罢黜、开除、禁锢、监禁的人们。
   
   2、被迫的、隐性的失业人员,他们受到辱没和压力后不再愿意“效命”,不愿再像以往那样埋头于主构内(体制内)的工作。
   
   3、自愿退出主流结构的人员,即看到惨状而有所悟的人们。
   
   要知道,这些知识界的失业者──而不是整个知识界──将成为向新体制过渡的桥梁。
   
   “两个百分之五”,失业者的人数一旦超过总量的百分之五,即将产生核裂变式的连锁反应。
   
   据此,我们该对“流氓性”作出一些新的估量了。所谓“流氓性”,即是新社会、新王朝所依托的基本力量──形形色色的游民、失业大军──所拥有的一种“乱世的适应性”。
   
   如,有的游民出身于军界却不安于行伍,另些游民出身于教育界却不好好教书。于是,他们各以各的方式开辟了一个王朝,当然,是不怎么稳定的王朝。
   
   
   (66)
   
   中国式的“流氓领袖”决不等于西方甚至俄国意义的“职业革命家”。因为,在他们从事真正的革命活动许久之前,就已是不安于室的江湖豪杰了。他们有的是土豪如刘邦、董卓,有的是私盐贩子如黄巢,有的是鹰犬如张献忠、李自成,有的是梦想功名的私塾学生如洪秀全、毛泽东等。
   
   是“豪杰亡秦”而不是“农民起义”:豪杰不是“有形式”(“有法治”)的西方甚至俄国社会的革命使徒,而是“无形式”、“无法活”的中国社会的混世魔王。
   
   中国式的“江湖”与“魏阙”的对立,几近于欧洲式的“在野党”与“执政党”,但又不同。所谓“江湖”,是法统之外的半壁天,故又近于“黑社会”。说古代中国的“反对党即黑社会”,决非虚夸;中国社会不容合法的另种声音、不容“忠诚的反对党”。
   
   (67)
   
   1982年2月3日的《痛言》:
   
   “支那人”是不同于“中国人”的一种“亡国奴”。支那人什么时候才能抛弃自己的虚伪、怯懦、假冒为善、矫揉造作、攀比依附、逃避现实以及猥琐的自卑感?
   
   我的理解──凡是能够发挥上述的“抛弃”的,就还有残余的道德热忱 ,就再度成为“中国人”。这种道德热忱,使得“中国的保护者”得以出现。反之,凡是不能发挥这一热忱生命的高贵闪光:就属于“支那人”,就属于“中国的被保护者”。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统一的中国民族”。至少就未来若干年而言,情形依然大抵如此。
   
   起来吧!中国的保护者,至于被保护者们,敬请服从。
   
   敬请服从──这是新贵族主义的有力口号,它礼貌而客气地对待服从者;但要求“劣质的服从优质的”。
   
   当然,这不是一种意志,这是许多美德的综合,并且配备了文武周公那样的命运──像秦汉人和罗马人那样获得天命。让自己的对象充满希望,同时又让他们变得顺从。
   
   (68)
   
   1975年,当我尝试写作《老子注》的时候,我就想写一篇《君主的美德──理想的颛顼》,用以阐释老子那种“功成弗居”、“功成身退”的君王理想。伟大的明君是“感时救弊”的创造性天才,他是奉天承运的受命者,不是传子传孙、牺牲国家社会的篡位者。理想的颛顼总结了《礼记》所说的“君民同治”的理想!
   
   (69)
   
   世上最强的自然力都是暴力,但是,当人们的暴力不够的时候,其他种种口号、权谋、驾驭……等等“元首的美德”就开始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是历史过程、程序正义!
   
   “君主的美德”首先不是教条,甚至不是“教君主照着去行的规则”;而是明君的为人、明君的本能,只有这样的明君,才是受命者。
   
   (70)
   
   伟大的创造者,功成身退,一个人完成一件历史使命而已。
   
   伟大的开国者,中国的创造者──
   
   请定国本。
   
   请定民族之本。
   
   请定文化道德之本。
   
   一个国家失去自己的根本精神,则必乱,如现在的“中国”。
   
   一种文化系统和道德系统若脱离了自己的根本精神,则必枯死、毁灭,如三百年以来的中国。
   
   (1983年9月16日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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