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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一章2


   (50)
   
   春秋时代是启蒙的、艺术的时代,战国则是理性精神逐渐凝成的时代。
   

   在新一轮的周期中,隋唐是启蒙的、艺术的时代,两宋(包括其他周边列国)则是理性精神逐渐凝成的时代。
   
   我们在秦两汉时代与元明清时代之间发现了某些类似之处。
   
   元代是明清的准备时代,它是文化发达的唐宋时代到政治稳定的明清时代的中继站和转捩点;因此,元的文化政策是出了名的残暴之至。元与虎狼之秦有惊人的相似。秦,是从春秋战国的文化时代向西汉政治时代过渡的桥梁。秦与元一样矫枉过正,在许多方面比两汉政治走得还要远,还要深。正如明清的许多特征,也是在元那里形成的,甚至明清的首都也承袭了元;正如汉承秦制,而且首都也在同一位置。
   
   元与明清和秦与两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随着高级文化活动的逐渐岑寂,民间宗教大量渗进了“上层建筑”。于是出现了民间宗教与官方哲学暗暗合流的奇异景观。而且,元与秦一样,执行的都是“反文化”政策。
   
   秦汉时代,这种合流的最后结果是东汉谶纬神学的出现。在元明清,则是各种民间道教的出现。二者同样默不作声地浸入上层社会的文化,在“儒学”的表层下,鼓荡的却是迷信心灵的久久振动……
   
   这种合流有其强烈的预兆,就秦汉时代而言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中已露端倪。秦朝排斥这种学说;汉朝也没有真正接受它。秦汉之际,它只在民间和一些“人民知识分子”中悄然流传。
   
   假设秦汉统治者接受了这种学说,作为官方哲学或宗教,那“秦”朝、“汉”朝这些以皇室发祥地来命名朝代的办法,也许就改变了。
   
   本来,夏、商、周都是民族而兼地域的称号,秦也是如此。可是当以夏、商、周、秦等封建时代一去不返时,这种状况就应结束了。可惜,继承这个局面的是那个毫无创新精神、缺乏想象力的市井之辈──刘邦。他一成不变地承袭前代做法,但却“画虎类犬”。试想,这个刘邦本人并非“汉人”(他是沛人,距陕西的汉地甚远)人,他的统治势力和群众基础也不在“汉”地,而“汉”作为一个民族早就不存在了──也许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可是他却笨拙地把别人赐给他的“汉”字招牌“一成不变”地承袭下来,进而作为王朝名称,冠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头上。
   
   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后来魏、晋、隋、唐、宋都以各自的方式“重复了”这一拙劣的“成例”。其实,这是王国时代的遗迹,本不该成为帝国时代的主流。
   
   就长期稳定的全国意义上说,是蒙古人首先改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蒙古人被称为“骚鞑子”,他们是些没有根基的人,他们因此也对中国文化怀有一种敌视与轻蔑。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流浪狗”既然无法自称某地之“人”,也就无法用中国某个地域来命名自己的皇朝。但同时为了避嫌,为了掩盖自己的来源,蒙古人又不能直用“蒙古”一名(就像后来的满洲人不能直接叫做满洲而必须叫做“清”),因此,他们便用了富于道教色彩的一个字:“元”。
   
   用意义而不是地名来命名朝代,最初的创造者其实也并不是蒙古人,而是作为改革家而篡位失败的王莽。他用“新”字来命名自己的战利品。“新”字缺乏道教渊源,但作为想象力丰富的改革者,王莽一定意识到“汉”朝命名的不合理性。所以,他一改地域命名法,而采取了意义命名法(顺便说一句,中国的人名上也有类似的演变过程)。但随着王氏的惨败、汉朝的“中兴”,以后的历朝统治者再也不愿自讨晦气地维持这项伟大的创举了了。意义命名法,重新退回到了地狱命名法。
   
   后来的女真人,一反五胡与辽人的惯例,不复盗用中国式的地域部落朝代名字,而采取了富于道教色彩的“金”字,以思想寓意来命名朝代,随着熟女真(金人)统治势力扩展到整个北中国,作为原先的臣服者的蒙古人也就自然承袭了他们,在“金”的基础上继续做下去,就号称了“元”。
   
   而蒙古称元的成例,统一了中国本部及周边的各个附庸国家,无疑给予明清统治者以直接影响。
   
   明先称“吴”,清先称“满洲”,都还是以地域命名的王朝;但后来都转到新、金、元的路子上,从而永远结束了刘邦的错误。
   
   “新、金、元、明、清”──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它表明,在白热化的理性时代终结之后,宗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它首先是民间宗教,而后或被升为国家宗教,或依然故我。在中国,民间宗教首先是民间道教。甚至王莽,也是深受那个时代谶纬神话的影响的,和民间宗教的联系千丝万缕。
   
   从高级文化的角度看,民间宗教也许不足称道。但对历史研究者和对现实政治家来说,却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紧迫的需要:估量民间宗教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份量。对于后者而言,怎样对待这一份量,乃是一个关系到自身存亡的严峻任务。
   
   (51)
   
   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善于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风俗、以及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达成某种妥协。当然,他不能无止境地让步;他充满斗志,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人民生活里面去……但是,他必须懂得妥协。懂得去发掘和利用那些收藏在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之中的深刻力量;而不是一味压制它。
   
   他不必说:“人民生活的种种恶臭和不和状态使我恶心。我真憎恶自己──为什么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本来,人民生活应该充满愚蠢的快乐和琐屑的平和;伟大的战争和痛苦的智慧──这些重任应由少数“特种兵”毅然承担起来才对。压制人欲是简单不过的。只要不惜蛮力,谁都会来那一套。但那不是政治,那是暴虐。那是最可怕的浪费和最沉寂的下坡路。妥协是难的。有利的妥协更是一种高超技巧的结果。但它的远景却是诱人的,它不压制已成的力量而是巧妙地把这些力量引到有利于国家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方向去。任何压制,都会消费或挥霍掉另一方面的宝贵力量。
   
   他要对自己说:“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沉沦命运的主宰者饿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献上我们的筋肉;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破落命运的主宰者渴了──我们责无旁贷地献上我们的鲜血……”为此,他要与人民一体。
   
   移风易俗,是每一朝代的统治者都做过的事。但历史也同样表明,没有一次成功的移风易俗,是通过政策压制或禁令取缔来实现的。成功的移风易俗,必须通过“上行下效”的方式,通过“改变价值观”来实现。毛泽东号召“斗私批修”,但他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纵欲败德,结果他的反修防修运动不得不失败了,而且留下了邓小平时代的纵欲后遗症。
   
   为了创造新的文明,必须拿出合乎国情民情的替代品来!
   
   (52)
   
   “国家”的本质,并不是像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欧洲人所设想的,仅仅是个“统治权”问题。
   
   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叛乱势力和割剧势力──尽管手持强大的统治权并拥有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延续了几十年之久并占领了广袤的领地:却难以被承认为“国家”。人们只能用“政权”(“共产党政权”即是一例)一词来称呼它们。可见,“统治权”只是“国家”的一个基础;并非“国家”的“本质特征”。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法律。国家是高度发展的文明有机体。古代中国文明认为:国家的成败兴衰不仅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保持并维护其统治的权力;还在于它能否完成“议礼、制度、考文”的百年大计。中国文明认为:一个未能完成“议礼、制度、考文”至上事业(它甚至高于政权本身)的政权──即使将其统治权扩张到全国大部地区甚至全部地区(如秦、隋等朝廷):也不能算作一个完全成熟的国家。它们只是作为暴政或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记在失败的典册上。除非一代巨臂如汉唐诸帝那样起而补救──否则暴政的末日总是迅疾而至的。
   
   “国家”的本质在于产生一种心理统一基础;再去获得并保持所谓的“统治权”。这并不仅仅是“神权国家”或“政教合一型国家”的特征;而是一切类型国家的特征,这是所有国家存在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只要翻一下史籍就会明白这个论断的真确性。若是丧失了这一前提──“统治权”只是由旧国家向新国家过渡的“改造型政权”而已。若然,则一旦完成了它改造旧国家的使命,它自己就会被历史给遗弃掉。这就是秦、隋的下场,也是中共的未来。
   
   中国文明对于“国家本质”的最高理解和最后解释──凝聚在“天命”一辞之中。在中国文明看来:承受天命者必能承受地土;丧失天命者必将丧失地土。可见:统治权和“心理统一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个先是体现着天命、而后获取了统治权的象征人物身上──既闪现着新宗教、新理想、新观念、甚至新学说的耀眼光辉;又预示着新国家的精神威力和心理倾向。而这一切,当然也是有其时间性的。
   
   国家和文明是真命天子(文化创造者)的孪生子,文明和天子是互相依存的。马基雅维利他们矫枉过正──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历史表明他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巨大错误,只知道统治权,就不知道统治权。统治权是需要理由的,统治权是需要满足某种“保护文明”的功能的。历史还将表明:二十一世纪会是“纠正”这个历史错误的时候。
   
   
   (53)
   
   政治制度虽与文化结构、意识形态、社会风气、民族心理等有关,但毕竟是直接由社会的动静变化中,择要总结而成的。政治制度是从实际的历史沿革出发,而不是从纸上谈兵的理想出发:所以我们的理想只有参考作用,现实需要与历史的沿革结合起来,才有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尽管秦、隋是那样不得人心。
   
   在理想的背面,权术也并不是万能的。耍花招有助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政治问题不可能靠耍花招来获得解决。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政治诈骗可以瞒天过海,但终究无法长治久安。
   
   (54)
   
   国家是信用: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普遍表现!
   
   我们不是十九世纪欧洲的乐观主义者,我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主义者。
   
   (55)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不稳定──表明了它内在秩序的混乱。个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一个“国家”在整整一代乃至两代人、三代人的时间里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无能也无法建立一个国家所必不可缺的制度、法律程序以及伦理规范、国家宪法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其实就没有合法性和生命力,它的“国家”只不过是武装暴政、军事管制的一块遮盖布,是蒙面大盗的黑色面罩──但决不是整个民族的精华所荟萃的政治结晶。摧毁这样一个“国家形式”是无上的善举;而不构成对民族的冒犯。甚至要由暴力革命来推翻这一不成体统的“秩序”的时候──爱国者也只能连声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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