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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导论4

   (034)
   
   “毛时代的舵手”自诩为秦始皇,其实他连忽必烈都不如,因为毛只是“第二蒙古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仆从,而不是主人。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可以与之相比的,不过是吴三桂;连石敬瑭都算不上,因为石敬瑭毕竟不是汉人,只是一个沙陀。除非,我们把毛泽东算作苗人,否则绝对不能原谅他的叛卖行为。
   
   比较一下毛泽东与忽必烈,就会发现“后来者不见得就能居上”:


   1、毛在种族上是汉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委任代表;而忽必烈则不同,他是由蒙古人的大本营的核心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嫡系。
   
   2、二十世纪具有文明大扩散、民族大解放这一背景,因此连法西斯轴心国甚至欧洲老一辈殖民国家都必须培植各国的代理政权及其“领袖”,斯大林当然也无法脱离这一背景,所以他培养了毛,所以毛管斯大林叫父亲,比吴三桂叫满洲人还要肉麻。
   
   3、毛的“阶级斗争的居委会”,比忽必烈的“民族压迫的保甲制”,更注重文攻,即洗脑、宣传技巧、思想改造;但在武斗上即虐待、酷刑、监禁、处决上,也毫不逊色。
   
   4、毛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比忽必烈对中国社会的摧残,所造成的破坏与解构作用更大,如把知识分子定为“老九”,就明显是毛从忽必烈的“八娼九儒十丐”那里学来的;但一贯到底的农奴制(人民公社)、工奴制(单位所有制),则比蒙古人还要凶残。所以,明朝复国比较简单,而未来第三中国则需要“重建”,较之“复国”远为困难。
   
   5、自忽必烈的第一蒙古帝国(元朝)摧残中国以来,汉人已经异化了,并逐渐习惯外来统治,所以有满清二百六十七年的“稳定”,和第二蒙古帝国(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国际阵营)来自东北地区的顺利接管。也因为这种对外来统治的习惯,人们就可以把毛当作“斯大林的替身”来崇拜,以致毛死之后,甚至苏联灭亡之后,中国的群氓还是浑浑噩噩地延续了对于“替身的替身”的屈从。
   
   以下几个细节是研究者们不得不予以考虑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具有明显的外来性质,从易北河到朝鲜越南的“第二蒙古帝国──苏联”的卫星国们,都使用“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这些奴化的称号,就像牲口身上的烙印一样。
   
   2、这群“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的仆从国家的治国方式,是“权”不是“法”,是“初一与十五不一样的政策与运动”,而不是“有制度的国家生活”……这是因为,这些政权都是“外生型的”、听命于苏联的“傀儡统治”。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杀俘虏(镇反)、宰肥鹅(三反五反)、整肃同路人(肃反反胡风)、杀鸡取蛋(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集体化)、全民表态(反右不同于古代文字狱)、全民献丑(文革忠字舞)、对本国首都的军事征服(八九民运)、国家财产的私相授受(国企改革),无一属于中国传统(“所谓封建”)的,而是明显移植的斯大林主义模式,是外来的“毒瘤爆裂发作”。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继承方式,也是在苏联式的木乃伊(毛泽东)旁边完成的,全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甚至那个伪称“中华民国”的木乃伊政权也是在孙中山的木乃伊旁边表演其合法性的。
   
   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扩大版,是在苏联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训练的有计划的支持下,展开的一场“红色割据”,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分裂国家而不是统一国家。
   
   5、“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惟一“不是外来的”,似乎就是那种依据中国农村的迷信特点,发展出来类似黄巾军和太平军的那种“宗教军事统治”。这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五十年也无法形成内在的制度,任何现代的军事独裁和专制制度,都只有在限制了“无限权力”和“政策治国”之后,才能逐渐走上“民主”和“法治”的轨道,逐渐确立正常的、内在的国家生活。而对于外国来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须切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夺权”、“强盗专政”(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自产自销的恶性循环。
   
   (035)
   
   中国要登上世界舞台,要充分吸收历史上的经验,例如思考一下:秦王嬴政的成功是否得力于他能广用六国来的客卿?并因此得到“天下一体、无有间隔”的效果。实际上,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天下”了;秦王因此得以成为一个“胸怀四海的超级大王”了。他手里的那个政治实体已经吸取了中国大地的一切精华,只是等待最后一击,并吞所有的土地、组织、君主、臣民……他推行地理上的扩张并完成最后的兼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秦王兼并六国以后的失败,在于未能等视天下臣民;故使其域内自生隔阂、版图自相崩溃。实际上,焚诗书、禁百家的行动虽是其“大一统的顶点”,也是其“大一统的危机”。因为,对于一个英明的统治者而言,在学派、教派、乃至门阀帮派上,拉一边打一边或拉一边打几边,是极不明智的。天子的天职在于从根本上兼容并蓄,像自然一样生养万物,而不是某一种动物或是植物那样迫害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敦促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把纷扰嚣腾的分裂对峙升华为一个宁静肃穆的统一秩序,是可以的;但决不是通过种族斗争或是阶级斗争的肮脏手段来加剧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的分裂、特化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的对峙,从而为整个社会秩序埋下了一个破坏力无比的定时炸弹。
   
   秦始皇摧残文化、扼杀分化,其苦果导致天下萧条,并使自己终于成为六国人民的敌人。而他的“统一过程”却又剪灭了各国的社会精华,使中国失去了地方自治的能力,也使自己失去了谈判对象。假如六国的精英人物未被毁灭的话,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全国性起义,也是无从发生的。全面的社会爆炸,就无法摧毁中国文明。
   
   (036)
   
   毛泽东曾坦承自己是秦始皇的高徒,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亦为秦俑之一。秦俑虽然伟大、光荣、正确,但毕竟已到“该进博物馆的退役时刻”了。为了彻底消解秦政的阴影,也为了唤醒被秦政催眠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创造精神,我们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意即需要一位结束中王国的帝国时代、开创新王国的宪政时代的“创造者──天子”。没有同等能量的大力、大能、大德,不足以解除秦政之咒;缺乏同等或超等度数的人格魅力,不足以辟开新王国的关锁。而人格魅力的另一面相,其实就是人格恐惧。
   
   (1982年6月7日)
   
   (037)
   
   “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神话”,即假定中国文明是由“中原”向“四方”辐射、蔓延而成的──这实际上是形成于“中王国”(秦至清的统一帝国时代的“古王国(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区域国家群时代)的重塑与理解”。根据这种理解,区域国家群中的某个国家(如称四方为“夷”的殷国),被定义为类似于统一帝国的王朝,其结果,就是将夏、商、周德王国与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的帝国,相提并论,从而构成了“正统史观”。但是平心而论,这一史观,主要是“二十四史”的产物,是由司马迁的“本纪”重构出来的。
   
   (038)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也如埃及历史般,每个新时代的来临,都是与严重的外来影响即外患与“外来入侵”相关的。远的王国时代不说,近的帝国时代,就是由秦这个“非中原国家”开创的。更近的现代中国,也是由英国这个“夷狄之邦”的大炮带头开创的。
   
   相应于此,在中国主流思想即儒学方面,也可以明显见到大约的三分期:
   
   1、春秋战国秦两汉的本土儒学;
   
   2、隋唐两宋元明的三教合一的儒学;
   
   3、明末尤其是鸦片战争开启的第二南北朝以来逐步形成的新儒学。
   
   虽然有些滞后,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分为明显的三期:
   
   1、宗教性的天子崇拜(夏商周王国地方自治的封建时代);
   
   2、政治挂帅的天子崇拜(秦以后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代);
   
   3、科学主义的天子崇拜(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宪政时代)。此项虽有明显的滞后,但毕竟正在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中。
   
   就儒学而言,本土儒学是儒学第一期,其背景是“中华世界”的本土文明。三教合一儒学是儒学第二期,其背景是本土儒学与“印度-中亚”来的西域文明的混同。第三期的新儒学,其背景是三教合一之后的“中国儒学”与“欧洲半岛来的航海文明”的混同。从历史看,相应于儒学第二期的中国文明,其实壮大于佛教文明在其西域本土已经衰落之后,西元七世纪,伊斯兰教文明在中亚兴起,对印度-西域文明犁庭扫穴,断绝其进入中国的通道。有了这个“条件”,百多年后,禅宗等中国本土教派,才开始壮大于中国,而独立的中国精神抵达全盛,还需要再历经两三百年,到北宋时代的“儒学复兴”才宣告完成。在未来,相应于儒学第三期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即使可能取得历史胜利,也难在航海文明在欧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之前予以实现。这是因为,源源不断的西洋压力所造成的国际性注入,使中国精神不得不把吸收强势的西洋文明列在民族目标的首位,而难以形成禅宗那样的综合性的内在生长。
   
   (039)
   
   中国的“国教”传统,在秦始皇之前就被斩断了:殷人的国教是纯然宗教性的,但由于滥用,而一蹶不振;周人的国教是半政治化的,但在春秋战国的杀伐中也烟消云散;自汉刘邦以下,平民政治、流氓政治成为主流,社会准则流于世俗,以短视的实用、竞争的成败为归,成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急用先学、精神颓废的遁词。所以,中国不像伊斯兰国家、印度甚至日本的社会依然拥有准则,比较经得起欧洲势力的冲击。在此意义上,中国本是最易现代化的。然而,恰恰由于缺失了超验性,中国社会也最容易成为风派的国度、动乱的渊薮,因而反倒难以持续有效地现代化了:徒有强烈的思想欲望,却少贯彻实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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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2年04月1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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