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谢选骏文集
[主页]->[宗教信仰]->[谢选骏文集]->[《被囚禁的中国》导论1]
谢选骏文集
·第六章无机界域的浪潮
·【附录】八十年代被检查机关从上述著作中删除的手稿
·五色海第三卷:秋天的书
·第一章二十世纪的悼词
·第二章二十世纪的遗产
·第三章全球化的病态
·第四章边缘国家的悲哀
·第五章后现代社会
·第六章半开化的尴尬
·第七章社会主义的变态
·第八章中国与世界
·第九章历史中的现在
·五色海第四卷:冬天的书
·第一章零点时分
·第二章世界是圆的
·第三章理解之圆
·第四章宿命论
·第五章生存歧路
·第六章尽性论
·第七章简单的感情
·第八章“○”的故事
·第九章虚无之君颂
·五色海第五卷:思想的太极
·思想的太极●开篇
·第一章●思想的性格
·第二章●英雄时代
·第三章●文化运动
·第四章●理解与对话
·第五章●拷问《传道书》
·第六章●生命与自由的还原
·第七章●梦想与现实的妥协
·第八章●天人之际的气韵
·第九章●太极之神
·五色海结语
·五色海总目录
·《全球政府论》[目录]
·《全球政府论》第一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章
·《全球政府论》第三章
·《全球政府论》第四章
·《全球政府论》第五章
·《全球政府论》第六章
·《全球政府论》第七章
·《全球政府论》第八章
·《全球政府论》第九章
·《全球政府论》第十章
·《全球政府论》第十一章
·《全球政府论》第十二章
·《全球政府论》第十三章
·《全球政府论》第十四章
·《全球政府论》第十五章
·《全球政府论》第十六章
·《全球政府论》第十七章
·《全球政府论》第十八章
·《全球政府论》第十九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十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十一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十二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十三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十四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十五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十六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十七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十八章
·《全球政府论》第二十九章
·《全球政府论》第三十章
·《全球政府论》第三十一章
·《全球政府论》第三十二章
·《全球政府论》第三十三章
·《全球政府论》第三十四章
·《全球政府论》第三十五章
·《全球政府论》第三十六章
·《全球政府论》题记
·〖“天子”简说〗(天子第一版)
·《全球政府论》第三十七章
·《全球政府论》第三十八章
·《全球政府论》第三十九章
·《全球政府论》第四十章
·《全球政府论》第四十一章
·《全球政府论》第四十二章
·《全球政府论》第四十三章
·《全球政府论》第四十四章
·《全球政府论》第四十五章
·《全球政府论》第四十六章
·《全球政府论》第四十七章
·《全球政府论》第四十八章
·《全球政府论》书后漫记
·《全球政府论》援引及参考书目
·《全球政府论》附录
·《平定主权国家》[目录]
·一,全球文明的轴承现象
·二,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三,爱国主义,一个神话的覆灭
·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无业者有哲学吗?
·假晶现象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有关全球化的几种理论
·族裔特性是全球化的钉子户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被囚禁的中国》导论1

导论《新王国的出现》
   
   [1984年2月11日──1991年10月22日]
   
   (013)

   
   我对历史的思索起源于:为什么中国如此衰颓而欧洲如此兴盛?我对文明的思索起源于:为什么中国、日本这两个“同文同种”的民族在近代的命运显示如此巨大的差异?
   
   经过了1972年──1975年这三年的研究,我发现先秦中国的“王国时代”注重地方分权,与后秦中国的“帝国时代”日益膨胀的中央集权,十分不同:前者显然更能保存社会的活力,而后者的极端元明清大一统,显而易见压制甚至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使中国民族迄今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
   
   在我的想法中,先秦的政治制度更能调动社会活力。我看到:其实日本与欧洲在近代化以前,也是奉行类似先秦的地方自治而不是秦后的中央集权的。这样,才有可能让它们完成近代化和“民主法治”。中央集权,导致腐败,道德上缺乏张力,文化上缺乏建树。因为人性经受不住权力的诱惑,即使希腊的火花、罗马的统一,也都先后在马其顿和帝国的带领下走向了腐化堕落和文明涂炭。
   
   西周解体的重要原因就是王政的颓废伴随地方军权的不断增长,结果造成政治的分立。由于这一进程伴随着文明的扩散,使得诸侯具有日益扩大的余力,得以互相兼并,而后势力进一步扩张,进而与中央王国争衡,甚至问鼎中原、步步完成“统一”之举。
   
   后来的西汉就消除了这个缺点,抑制地方势力的增长。当然,西周与西汉这两个朝代的经济与技术力量悬殊很大,西周的军权分立是因为当时中央权力太弱,需要用封建制度拱卫自己所致。封建制度十分有利于文明的生长,中央集权则相反,不利于生长但有利于保存。由此可见,政治制度与文明周期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这往往表现为“国家兴衰”,其实内容要远为深刻。
   
   西周王国的封建制度尽管有其缺陷,可是秦汉以后的帝国集权制度反而不如它具有活力。这是因为:封建制度是一种相对文明的、制度化的君主政治,它可以包容文雅。而郡县制度表明上是文官制度,其实它的权力来源却是军事力量,而且越是到了晚期就越是演化为一种赤裸裸的、野蛮化的、非制度化的军事专政,不论这一专政是外来的蛮族,还是内生的军阀。军队介入了政治,野心家往往利用军队乘机而起,军队成了国家内部生活的决定因素。这个“钢铁长城”往往还是和特务组织密切结合的:它或是明朝的“太监”,或是清朝的“旗人”,或是现代的“党员”。
   
   普遍的武力压迫也造成了贯通的人民起事。在先秦,我们看不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中世纪欧洲我们也同样看不到这种情况。因为封建制度不会形成社会大板块的矛盾冲突,在小的封建领地里,国家与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基于私人感情,而且贵族政治层层节制,野心家无法通过军队而只能通过宫廷势力来达到目的。
   
   (014)
   
   中国“从先秦地方自治(封建制)走向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一过程,曾经焕发出最大的文明创造的活力;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尤其是汉武帝的“推恩令”,直接导致了文明的衰落。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在“从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回归先秦地方自治”这一过程,能否再度唤醒中国社会的创造能力?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努力朝这方向前进。
   
   为了保证第三中国在落实“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不致发生分裂和武装割据,未来中国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
   
   我们的原则是,军队应受国家与法律的支配,而在礼仪上服从宪政权威,例如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服从君主这个三军统帅,就是军人的最高荣誉之所在。服从与勇敢是军人的美德,军队不该只是让人民感到恐惧与憎恨,军队应使人民爱戴并为之骄傲!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做到以下几项:
   
   1、军队完全退出国内政治生活,仅仅作为抵御外侮、扩张国家权力的工具儿存在。即使君主和三军统帅也无权命令军队介入国内争执,更加不能下令向人民开枪。
   
   2、国内治安与镇压叛乱的任务应交由警察、民兵去完成,这样就能避免大规模内战。假使内战不幸出现,军人也不可卷入,免得失败的一方为了自救不得不勾结外敌、出卖国家。
   
   军队应该永远退出政治,回归保卫国家的岗位。“镇压叛乱”这样的垃圾动作,留给警察部队去完成。除非,“叛乱分子”已经勾结了外国势力。如果信守上述原则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不会有内战出现,最多只是小规模的暴动而已,因为一切都由“多数”通过选举决定,而不走这条合法道路的,就是叛乱。对叛乱需要镇压,但决定者不是军事领袖,而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政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类的“军阀造国”的语言,千万不能成为法律。
   
   3、中国不再需要什么“人民军队”,而是需要“国家军队”。第三中国的军队将不再是“阶级的还乡团”;而是“民族的国防军”。第三中国不要兄弟阋墙的“阶级斗争”,而要平定天下的“新文化战”;不要兼并称雄的霸权国家;而要为天下一体而奉献自己!
   
   (015)
   
   关于“建设宪政”的几点思考:
   
   1、一切有活力的社会都是相对分权的社会。
   
   2、一切上升的社会都是懂得“权力分享”的社会。
   
   3、唐的分权与明的集权之比较。
   
   4、宋朝延企图垄断权力,是受迫于辽、金、元的军事压力。
   
   5、“宪政”的本质就是“分权”。
   
   6、中国在一百年之内可能还无法消费“普遍的公民权”。
   
   7、教派秘仪在形成公民社会中的象征作用。
   
   8、“公民权”还是“教派组织”?前者易趋官僚化,后者易招分裂之虞。
   
   9、“皇帝”的政治性质,“教派”的宗教性质。
   
   10、罗马公民权与雅典公民权的不同性质。
   
   11、“一人之下的民主政治”:元首拥有最高法官的任命权、兼军队统帅的指挥权等“统权”──但是不能拥有行政权与司法权等“治权”。
   
   (016)
   
   新王国的战略
   
   自从1971年开始系统自学以后,在1974年以前,我崇拜欧洲,作为“社会分权”的信徒,向往古希腊和中世纪。我那时认为社会的活力来自分权的现实以及随之而至的“竞争”。对希腊文明的崇敬和对于立法者梭仑的景仰,成为我这一时期的历史兴趣的中心。
   
   1974年以后我渐渐趋向了社会集权的信念,并认定这是在中国这个惰性如此深重的社会,推动民族自新的唯一可行之路。
   
   时光冉冉,到了1984年,我已较为客观而超脱地看待社会分权与社会集权的问题,并把它看作一个“文明史的季节现象”。这种历史精神的“交汇运动”使我萌发了一个新观念:单纯的分权倾向与单纯的集权倾向都是不可持久的。而追随其中任何一个倾向都不足以使文明摆脱历史的惰性,更无法让中国直趋复兴之途。
   
   基于以上考虑,我设想了“宪政时代的第三中国(区别于王国时代的第一中国、帝国时代的第二中国)的三步战略”:
   
   1、民主的口号、分权的措施,造成普遍的社会革新,激发整个民族的活力。
   
   2、社会动员之后,用新的集权实践来全面重建国家体制。
   
   3、宪政时代的第三中国以自己的创造能力,投入这个“以民主和人权为名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个“分权的世界”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唤醒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资源,在全球世界的范围内建立整合的权力。结束分权时代,走向集权时代:新的罗马、新的秦汉,于是出现。
   
   第1步为分权,驱散借“集权”之名而大行其道的现代腐败。
   
   第2步为集权,以便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某种过渡性的、“后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
   
   第3步为“用分权国家实现集权世界”:是从业已制度化了的“分权国家的系统结构”(例如“联合国会员国”)中,归纳出世界性集权的大趋势,从而在根本上弘扬中国“治国平天下”的世界主义精神。至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想,才可能咸鱼翻身,首次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实践指南。前此的这类企图,都是“高中博士”那样的早产儿。
   
   如此看来,分权不是目标,集权也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在于追求政治的适用性,在不断完善的运动中,保持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持续的增长……
   
   复兴中国的新战略,不该停留在“兼顾与并用‘分权措施与集权措施’的理论水平”;而应深入“交替与发展‘分权实践与集权实践’的政治堂奥”。也就是说,在非常时期,交替使用极端化的发展,比兼顾使用中庸化的理论,更有效率,更容易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完成发展的运动。
   (1984年4月20日)
   
   (017)
   
   如果仿照埃及历史的分期,中国文明可以分为相应的三期:
   
   1、“古王国”(夏商周三代、秦两汉);本土时代。
   
   2、“中王国”(魏晋南北朝、唐、两宋、元明);佛教影响时代。
   
   3、“新王国”(明末、有清、“共和”八十年来的“西学东渐”);基督教影响时代。
   
   如果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观察,则可以三分中国史为“古王国”的王国时代,其政治单元是:三代的“封建制”;“中王国”的帝国时代,其政治单元是:秦两汉至元明清的“大一统”;“新王国”的宪政时代,其政治单位是:自鸦片战争开辟de “第二个南北朝时代”以来的过渡期以及未来几百年的宪政结构。这三个区分,不仅得自埃及史的启发,且得自地层生物史所提示更大背景:如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等三分概念。也有些接近历史课本上的“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
   
   诚然,社会史与自然史之间,实具不可比拟性;正如政治史与文化史也不是齐一的。例如在中国事例中,相关年代的政治、文化多有“超前发展”或“滞后发展”现象。如王国时代结束、帝国时代开辟,是在秦汉之际;但其文化改变却相应滞后,“古王国的本土文化”直到四百年后的魏晋时代才告一结束。相反,新王国的文化却有超前现象,新王国的西学东渐始于四百年前,但政治发展却极为滞后,如新王国的宪政政治虽然努力了百年,迄今尚未成形。
   
   (018)
   
   (一)先秦王国的三代文化,各有相应的出土陶器为证:
   
   1、夏人尚黑,约400年(西元前21世纪初──前17世纪初)
   
   2、殷人尚白,约600年(西元前17世纪初──前11世纪)
   
   3、周人尚赤,约800年(西元前11世纪──前256年)
   
   (二)秦后帝国也有三期文化:
   
   1、秦两汉本土文化的统一,第一期中国文明、古王国文化的高度综合、发展。约四百年(西元前256─后220年)。
   
   2、魏晋南北朝(下延包括隋及唐的前期)的佛教渗透、道教应战,约六百年(西元220─824年韩愈死)。
   
   3、韩愈的道统说、古文运动和禅宗的大盛,一同来临,标志第二期中国文明、中王国文化的成熟。开“三教合流”之先河。三教合一,构成了宋明理学之内核,体现为中王国混合型文化之登峰造极。直至明末(西元1644年)西学东渐,骣入新的文化因子,始逐步打破三教合一传统的旧局,准备转入第三期中国文明、新王国文化。此期约为八百年。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