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谢选骏文集
[主页]->[宗教信仰]->[谢选骏文集]->[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被囚禁的中国》目录、前言 ]
谢选骏文集
·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胜利的天才无中生有
·少数人创造的历史
·苦难是少数派战士的伴侣
·悲剧的主轴推动历史
·胜利者的书如何写就
·现代文明的整合者
·秘而不宣的“第三十七计”
·整合者的四个面相
·天子的义务与权力
·整合就是未来世界的方向
·人是不可两全的怪物
·心性修炼的至境
·大改组
·二,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民族整合的文明历史经验
·走向全球政府的几步震荡
·礼的精神
·二十世纪是礼崩乐坏的谷底
·圣人是礼的人格化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礼表法里”的两道分离
·秩序与理性互为表里
·礼与控制论
·黄金时代
·礼的形式
·中国礼制的起点
·中国礼制的特点
·印度礼制的特点
·礼制是权力中枢的辐射
·礼制不同造成征服的效果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礼制不同于极权主义
·新文化战
·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天下文明超越国际主义
·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文明的圈回之“圆”
·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文化战的战略
·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王略”论
·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王道与霸道
·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王道的代言人
· 间接统治
·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全球政府要奉行王道
·王道的保衡者
·王者的要素“德日新”
·人类动物园如何推行“递进民主”?
·中庸之道
·希腊的中庸与中国的中庸
·《金滕》所阐释的中庸之道
·中庸的政治要超越理想层面
·人格化的政治违背中庸之道
·《吕氏春秋》与融合集团
·中庸之道与虎狼精神
·全球政府的临近
·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全球中枢
·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中国”的“保民官”
·“中国”的内在意义
·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天下与国家
·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地外文明
·全球政府需要宇宙基础
·生存空间与人类命运
·星际探险与人类命运
·勘察宇宙的生命前景
·为宇宙秩序立法
·最后的书评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被囚禁的中国》目录、前言


   
   被囚禁的时代第一部:《被囚禁的思想》,1989年
   
   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被囚禁的中国》,1991年

   
   
   
   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
   《被囚禁的中国》
   1991年
   东京
   
   被囚禁的中国
   ──1980年代的中国思考
   
   谢选骏
   
   (1975──1991年)
   
   出版说明
   
   本集文字作于1975──1991年间,主要部分是谢选骏先生在1980年代所作的有关中国的思考。
   
   本集文字偏重于社会政治方面,故取名为《被囚禁的中国》(1991年),作为《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它和第一部《被囚禁的思想》(1989年)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偏重于个人哲理方面的。但即使这样,后者也不能正常地在中国出版。所以,本集文字就更加不可能在中国出版了。
   
   好在网络时代给出了一种无需经过过滤的出版空间。于是,让我们展现思考的本来面貌吧。那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前无法实现的一个梦。
   
   谢选骏
   
   2010年9月
   目录
   
   前言
   导论《新王国的出现》
   
   第一章《国家的兴衰与政治制度考》
   
   第二章《政治权能所需要的助力》
   
   第三章《对中国观念的重新理解》
   
   第四章《古老形式中的新生命》
   
   第五章《“中国进入世界”的四步》
   
   第六章《中国的再统一》
   
   第七章《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世界统治》
   附录1: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访谢选骏
   
   附录2:《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前言》
   前言
   
   [1978年5月──1983年2月26日]
   (001)
   
   我们的时代是“被囚禁的时代”,和犹太人的“被掳”(巴比伦之囚)异曲同工,我们是就地监禁,他们是异地流放——而我们的就地监禁还是由于犹太人的异地流放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
   
   我们的思想是“被囚禁的意识”,发源于我们的国家是“被囚禁的中国”。但是思想却能够突破囚禁状态,帮助我们到达当前的时代与国家到达不了的光明状态,给我们带来一个新时代与新国家!
   
   思想本是一种囿于个体,并从个体心灵中迸发出来的感受,往往不可言传;但这个感受还能通过文字脱离个体、注入群体、创造历史。庄子,对这一点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说明:“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师》)
   
   真正的哲学,不可能得到他人理解,尤其不可能得到另一时代的他人理解……但是可以在误解中,产生不可思议的“生理化学反应”。
   
   (002)
   
   我们来,与其说是建立一种新哲学;还不如说是驱散关于哲学的传统神话……
   
   “我们的相对主义”并不企图建立什么哲学体系大厦。它要完成的使命只是:
   
   1、摧毁一切绝对主义的独断论。
   
   2、对哲学、对人类的认识功能、对人类观念的定义,作一个乃至一堆实际的说明,用来祛除各式各样的迷信。这样一种哲学与方法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它根本不会成为固定的哲学、僵化的方法。它所拥有的,只是“随波逐流”;它所拒绝的,真只是“刻舟求剑”而已。
   
   3、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感知,一切知识包括哲学的知识都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存而被设计出来并继续存在着的。
   
   (003)
   
   天理是什么?就是精神人物的血汗!精神人物,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天理;这天理笼罩着信从者们的心理状态、提炼了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但是从根本上说,“改造生活”的伟大目标却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人们首先是动物,他们无法自我改造;他们只能自我欺骗,把自己打扮成不是动物的样子。
   
   其实,并不仅仅是“历史提供了机会给我们”,也是“我们满足了历史的需要”。历史要求我们去回答它贪得无厌的求索。现在,历史的需要是什么?1、复兴中国;2、然后用中国作为“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的基地。
   
   我们,就是来完成“这样两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鬼怪。
   
   (004)
   
   十九世纪的梦想是,“自由,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山道尔•裴多菲的诗)
   
   二十世纪的现实是,“暴力,色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金钱、权势,我存的就是这两样。”
   
   当自由主义者结成自由主义社会时,这种“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变就会发生。当民主主义者结成社会主义社会时,这种“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变也会发生。活生生的的“人”,一旦成了“政治正确的人道主义者”,成了标签化的“者”——那时“优秀的个人”就会蜕变成“社会的败类”。
   
   我的思想,因此不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而是写给“民族良心”看的。也就是说,从我而出的一切───和任何政治正确的官方文化的奴仆们都是无缘的。就现代世界范围而言,我也是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无缘的。
   
   (005)
   
   我的文字是为了新新一代而书写的。如果他们还不够新,那就为新新新一代并且再新新一代人而写吧。那一代人,将从一切官方文化的囚牢中解放出来,从自我放纵的荒唐中挣扎出来──而把他们的精力提升到一个精神的归宿,也就是上述的“那两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层次,他们因此成为新型的自由人,成为塑造历史的人!
   
   为了引导这个最庞大的民族和它的文化模式在此后五百年间的发展,必要的孤独对心身发育是有益的甚至是不可少的,甚至需要不断忍受超量的孤独,从而负荷超量的精神折磨、肉身疲累──对这样的生存状态,我们该冠以何等的形容词?这并不是自我牺牲,不是无私的奉献,也不是出于利他的即回报的动机;这是为了自己的心愿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是一种高级的自我愉悦,一种高峰体验,是“狂喜”,是“操纵历史与俯视众生”的感觉?抑或,仅仅是疯狂?
   
   “野心!”──有的人会这样嚎叫着批判。是的。野心。野心又怎样?没有野心才奇怪。一个民族的野心,一种文化模式的生成冲动,以及,一个独特的心灵对此的感应!不论怎么形容也不过分,仅仅但愿这一生存状态是稀有的、罕见的!
   
   (006)
   
   “义”,不就是“义务”吗?
   
   “义气”,不就是重视义务的品质吗?
   
   我们的“义务本位”似较梁漱溟(1893年)的“伦理本位”更能说清中国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念:伦理”本身只是达到家族政治的一种手段,是“家天下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家族以外,运转的其实不是伦理,而是义气。超越家族伦理的大人,就是那克己以从天命的人!他不做人民欲望的“公仆”,而遵循义务规范的表率。他不仅为此,而且以此作为一种“潜在的统治力量”。
   
   但是如果情势不利,他完全应该放弃这个手段,转而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所以《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蒋介石不懂这个道理,一味强调“言必信,行必果”,结果败给从来不守信誉的毛泽东。1945年的“重庆谈判”,重现了“鸿门宴”,徒然惹得毛泽东耻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蒋介石没有因此被活活气死,而是逃到台湾苟延残喘,丝毫没有项羽的豪爽。试想,如果蒋介石敢于在1945年的双十节违抗美国的意愿而将毛泽东绳之以法,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007)
   
   近三个月来(1978年2月到5月),为了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之试,我再三研读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这是我十七八岁时候读过的老套,我不太喜欢它,而更喜欢刘大杰一人写作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本来都是我年轻时候的无聊游戏,已经久违了,但是现在为了试一试自己的命运,而不得不进行“逢场作戏”。如果你永远不做拼搏的努力,命运的意图也是永远不会显现与改观的。我认为命运之结果实为“主观努力及客观态势之综合产物”。“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其实只是一面之词,人的命运是其实是一个“两面之神”。所以反过来说也是对的:“你的命运造成了你的性格。”例如,家庭的排行就对人的一生具有初次的、无法磨灭的影响。
   
   可是,我的无聊阅读却得到了意外收获。对中国文学史的研读使我确信:在晚清时代,中国文学的一切范畴皆已步入式微之境。古老的诗、文、赋、辞等自不待言,盖自元明以来已成定式;即使号称鼎盛于明清两代的《俗文学》如小说、戏剧等亦已开发得非常充分了。此种文学的未发意境及程度已属罄然。再看看更低级的“俗文学”如弹词等讲唱文学及民歌亦是庸碌不堪,完全丧失了创造精神。总之,当此之际,中国文学呈现出一派日暮萧条的感觉。
   
   “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欧洲文化在1919年对中国的全面胜利,这一发展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来自一种并不对称的角力:是欧洲的文化尖端对中国的文化末流的胜利,因而这是一种十分表面化的胜利。那么,中国有没有的文化尖端呢?如果有的话,又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尖端早已被中国自己的文化末流给淹没了,因而完全没有机会出来,与欧洲的文化尖端作一对决。
   
   既然中国被自己的末流给歪曲了、庸俗化了,中国自己的尖端与精华也就被历史的演绎暂时掩蔽起来了。但是,只要对历史稍具常识的人就可预知,这种掩蔽绝不等于埋葬!“中国文化的复兴”并非臆想,它是可以预言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也使得我们知道,并不是欧洲文化具有何等绝对的、不会颓废的、客观的真善美,而是由于命运对其暂时宠爱,以及中国自己的内在危机给欧洲造成了“千载一次”的良机,欧洲文化才有可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甚至造成了“两个中国”这个“第二南北朝”的历史怪胎。但是,谁能保证欧洲这样得来的胜利能持之以恒呢?更别说马克思主义的怪胎能够永远桎梏中国的灵魂。
   
   可以说,上天鞭笞中华,自有它的神机,这是激励而不是加害于中华,只要我能够不骄不躁地做一个人,中国的命运一定改观!
   
   (008)
   
   一切都在变,甚至我的思想,这个万变中难变的存在,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以前我认为,以历史角度来看,革命对于中国社会是“善”的,如果避免它而走改良之路更好了,所谓改良即自我调整的表现。现在我认为,革命就其“善意”而言,是因为它已经不可不可避免了。这时,在应该革命的时、位、所里,特意避免革命而专走改良之路,可以说是在纵容邪恶,这甚至要比顽固守旧派的活动更加有害于社会的发展。
   
   革命的一个定义就是:用暴力方式打破旧的平衡。这种意义的革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乎一种“外科手术”,是“难以回避的恶”,因此也是“不得已的善”。当然能够避免外科手术而用保守疗法、走改良道路,未尝不好;但暴力革命作为外科手术,应该永远列为一个必要的选项。一切善恶,都必须从它“对历史的发展、新生活的创造是否有利”这一点来判断,因此“君子日新其德”是最大的善。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