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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三章4

   
   
   
   (142)
   


   项羽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秦末豪杰的最高精神代表;在于他说出了“彼可取而代也”的生命实况;这位“先秦贵族的最后一人”戳穿了皇帝的新衣。他败于楚汉争霸,形式上他是先秦时代的灿烂晚霞,但在精神上却是以后两千年帝国时代的刺目朝霞:这朝霞永远反抗暴政;永远不为世俗的成败利钝而屈身折节;永远是陈腐的社会得以振新的虎虎生气……
   
   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纵兵坑秦、火烧宫室、发掘秦陵为过度之举;更有“劳动人民的理论家”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这些惊天动地的壮举对于彻底摧毁秦人数百年养成的霸主精神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一个“历史性的回答”和“正义的清算”。这就是所谓历史的报应。我想,有一天类似的命运也会降临到类似的扩张者头上,例如,降临到一直东扩的俄国人头上。
   
   (143)
   
   文天祥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能“杀身成仁”──那是许多人都尝试过了的“规矩”、“陈言”。而“务去陈言”尽管也只是一句最陈的陈言但仍值得我们记取──在我看来,文天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忍受精神上的孤寂。
   
   宋末的面临蒙古入侵的中国并非1930年代面临日本入侵的中国,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国际支援而已丧尽抵抗的潜能与意志──“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中国的冠带就此沉沦了,所以,在囚禁状态下的文天祥也就成为惟此惟大的高标了。
   
   文文山,他明白“天命难违”;他不是一个浅薄的“民族主义青年”。他是为某种更高的东西即“古道”而死去的。他很清楚自已的绝境,所以他写道:“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可以做两层理解。浅的一层不必说了,那就是他在现实中已经走投无路;深的一层的意思是说──他与古道遥相辉映;成为古道在沉沦的现代社会里的唯一闪光了。他的心孤寂,却照亮自己的古道:这“道”,其实仅仅存于他自己一个人的心中。这就是伟人的命运?
   
   (1975年9月10日晚间)
   
   (在这种“道”的意义上,文天祥其实不是臣子,而是天子:他的古道就是天。他虽然没有像周文王那样开创一个新的王朝,但却为现代的“中国民族”或“第三中国”,留下了一个起点。2010年8月1日补记)
   
   (144)
   
   陆秀夫的崖山英雄业迹已成为中华民族以血谱写的历史颂歌。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应该学习陆秀夫的气节,更当效法其不惧灭顶的精神。
   
   (145)
   
   龚定庵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确为至论。崖山之后,中国人没有忘记历史,所以还能复国。但1949年“解放”以后,中国人忘记了历史,所以至今不能驱逐苏联、恢复中国。
   
   史官是一个民族的骨干,新闻管制、出版管制、言论管制、思想管制,扼杀了中国人的历史精神,所以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一定能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国大业。我们清醒地看到:历史的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没有什么比“历史的伟大业迹与教训”给人的影响更为深远的了。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诸如印度),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权力中心。同时,历史学家的哲学、史官的贬恶扬善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凡此种种,对发扬民族精神、达到天子的期望,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广义地说来,史官还是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多种知识的伟大使臣。真正的史官正如真正的创造者一样,不是古时的皇帝与太史,而是新的天与历史命运的代言人、预言家、先知、圣人。
   
   (146)
   
   曾国藩可称为“满清士人”的典范矣:学问、修养、家事、政事,样样兼通;据说还善执中庸之道,难怪他身为汉人却可以屈膝事奉满人。他没有宗教感情与道德情操,难怪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之后就会“失去大陆”。再往前推,难怪满清赞誉曾国藩为“中国士人最后一人”、说他“保有国粹”云云,自己就会亡于八国联军。灭亡满清的八国联军与灭亡中国民国的苏联红军,比起他们的征服对象来,其思想训练都是世界一流的,造成了一种宗教感情与道德情操,成为他们征服对立面的最大本钱。
   
   从曾国藩侍奉满人我就看出:曾氏之修养,实为人生之修养,非人性之修养。人生之修养,就是人之处世生活的修养者也;人性修养,才能人得以克敌制胜的根本。帝国时代的中国士人,以人生修养为日课,而忘记了人性的修养,曾氏即此辈之代表。他们茫然于王国时代的人性修养,此所以中国文明无法再度辉煌之关键所在也。相比之下,满洲人、苏联人入主中国时、八国联军、日本人进出中国时,他们的人性修养都比对手来得强。
   
   (147)
   
   有一种“反传统”的含义是把欧洲和中国传统对立起来,认为不破不立,一定把中国的传统彻底砸烂,以欧洲的马列主义为镰刀斧头、用杀伐屠戮的绝对斗争造成一种变局。在把欧洲文化当作工具使用的过程中,结果发生了一种野蛮化的蜕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本来不是如此”,传到中国后才变种了。可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也不是善类,长期发展到中国被用为杀伐屠戮的工具,并非偶然。一种价值观念若被工具化,虽会发生变化,但毕竟不是南辕北辙的。
   
   现在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黔驴技穷了,只能破坏中国传统,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反而加重了这些问题。我们如是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变革,但现在确实已经到了部分回归传统的时候了。一切现代化,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回到传统”只是一种心理认同的过程,实际上说都没有真的离开过传统。认同的意思,就是重新利用传统资源,不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不在两者之间制造人为的对立,相反要尽量调和,使得社会内耗更少。
   
   日本人利用天皇制,为现代的社会变革服务,中国被卷入了革命,却没有把握好分寸,走上了破坏性日益加剧的道路,现在依然分裂两个中国,未有明显的结束迹象。这使得大家认识到,单纯破坏传统,并不能建成现代国家……
   
   (148)
   
   我们希望,再过百年,世界趋同之时,中国的“天下传统”能再次焕发青春,对全球秩序的整合,发挥作用。而这一作用的第一个着力点,就是通过“天下传统”的世界主义性格,把中国自身造就成为当代世界的最大基盘,然后用它来为全球世界奠定一个稳固的中心。
   
   但现在,我们在中国更加需要的是鼓励春秋战国时代的那种竞争力量,把中国的内在活力充分激发起来。我们意识到:列国的并立与分争,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合久必分: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周易》的《易传》,就传达给我们一种追求变化、适应时代潮流的动向,那恰是春秋战国的精神。这一精神非常适合中国进入现代的国际竞争。
   
   中国先秦时代的活力和生气,首屈一指。中国文明的许多重要因素、观念、设施,在那时就已发生,后来不过是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已。
   
   到了两汉之时,文明退化、神学兴起,先秦时代的生龙活虎消失了。现在我们说“回到传统精神”,首先不是回到秦至清的帝国时代精神能,而是回到秦以前的精神,这相当于现代欧洲民主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那种王国时代的精神。
   
   既然中国近代的路走歪了,我们就不妨回到出发点,从君主立宪重新开始,至少在内心可以是这样的。王国时代的中国,就像欧洲民主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表面封建,内含创新,平静的外表下波涛汹涌,一旦时机来临,人才辈出,竞争激烈。
   
   (149)
   
   我常有一个“历史的假想”:如果欧洲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形态是战国时期那样的,中国还未被两千年的帝国统治给“驯化”,欧洲列强和日本鬼子就打进来了,会是什么结果?我的结论是,如果那样,那么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会更加接近日本的变法图新,而不是现在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反而会比现在这个样子更少坎坷。战国七雄并立,还没有欧洲文化传入,他们都知道要纷纷变法维新,绝对不会像满清那样闭关自守。后来十九世纪日本列国那样竞相传播欧洲文化,其实是和先秦列国学来的。列国格局之下,无法推行愚民政策,还没有稳定的官僚政治来窒息民间的活力。十九世纪的中国如果没有大一统帝国政治,而像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末年那样四分五裂,中国的现代化反而会顺利得多,也不会发生军阀混战,因为大家都还记着如何进行地方国家的自治事务。
   
   我正是从这种“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说“回到春秋战国的起点重新出发,是中国复兴的关键”。春秋的精神传统,是中国恢复国家能力、公民恢复政治能力的无价之宝。
   
   实际上,近代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就是“回到春秋战国重新出发”,分裂成为三国(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南北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经过毛泽东这个“北朝领袖”,通过“僭主政治”,得隋望唐,有望再建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
   
   那时,中国人民将再获机会均等,谁能给人才或文化因子提供更好的出路,谁就可在竞争中占尽上风,而受其庇护的人与文化因子则会得到良好的发展。在这一双向选择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更易生长,不像在全面专政和官僚体制下,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我们理解:多元是一种秩序。我们看希腊文化有活力,但城邦政治比较软弱,便被罗马统一了,以后欧洲文明就发生了退化。后经蛮族入侵,一统打破,但混乱开始,进入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前夕,欧洲才逐步进入列国秩序,实际开始新的多元化时期。
   
   (150)
   
   处于当今社会大变革、文化大调整的冲击下,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态度是:在第一领域即在理智的、文化的、意识的领域中抛弃它。不论我们的背离多么彻底──在第二领域中即在习惯上和心思上我们都将与它始终厮守。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此文于2012年05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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