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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三章2


   
   (127)
   
   《孟子》的“民为本”思想,在《左传》中已经出现,其国家思想虽然没有近代欧洲的人民主权论,却是反对以人祭祀、殉葬,具有强烈的“轴心时代”的正义感。现代的人民主权论(popular sovereignty)的基础是“人民统治”(Democracy),是从希腊文的“人民”(demos)衍生而来的,是指赋予人民以最高主权的政治体制。古代希腊模式的人民主权是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利,现代则以代议制度(Representation)为主。在代议制度下,市民们委任一个“代表人”来参与立法。因为当人口不断增长时,集体统治会变得越来越低效。在代议制下,国家被细分为更小的地区(或者省、州等不同名字),每个地区选择一位或多位代表来对国家进行管理。这些代表会形成一个议会或等价的概念。部分代议制政府是共和制的,但也有选出暂时或永久的“国王”或者贵族来管理自己。

   
   与此不同的是,孟子的“民为本”的这个“本”,还是“本钱”的本、“一本万利”的本,而不是人民主权论的。孟子这是看到了:“民”是社会的本钱,社会是君主的本钱。如果君主失去了民,也就会失去社会:其基本立意还是从君主主权论出发的。这样的“民本”思想,说到底其实还是一种“君本”思想,也就是说,是一种为君王考虑的策略理论,甚至是“策论”。因此,中国的民本思想不同于欧洲的人民主权论。在人民主权论那里,人民并不是一种统治的资本,而是统治的主体,因此,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不应翻译为“民本主义”,甚至不该翻译为“民主主义”,因为“民主”在中文里可以是“人民的主人”之简称;而应该直接翻译为“人民主权论”。因为无论什么社会制度及其思想都承认“人民是社会资本”这个事实,即使专制统治也是如此,所以专制者也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只有少数社会制度及其思想才承认“人民是社会资本”这个理想。
   
   但是,人民主权论也并非没有局限性,而是有着三重的局限性。
   
   第一,说人民是社会的本体,而其余一切都只应为人民生活服务──这失之于笼统、含混。这就为政治骗子们的“游说活动”,提供了广泛的空子。
   
   第二,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居民,构成社会的主权──这显然是一种骗术,是“反动”与“反应”,而不是一种“真实”与“真理”,这是针对人民这些实际无权势者的被动状态,而炮制出来的安慰剂,所以我称之为的“反动”与“反应”:思想的反动与行为的反应,是一种自我防卫式的反击。
   
   第三,“多数人的统治”,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因而是一个伪命题。“统治”的意思,只能是由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的,如果多数人都是官吏,那么官吏的职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什么是“人民”?“主权”又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在民主主义者那里经常缺乏明确的定义。如果把“民”定义为“多数人”,那么很显然,主权经常是治权的傀儡,多数人是被少数人愚弄的。如果把“民”定义为“实际统治者”,那么很显然,这些处于贪婪状态的人们和专制者的行径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只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就可以“合法地”为所欲为。民主政治家和专制者五十步笑百步,正以空前的胃口巧取豪夺、榨取被法律剥夺了基本自卫能力的人们──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意义的民主主义实为统治者设下的一帖“精神麻醉剂”,以其“朝三暮四”的投票技巧,愚弄了“握有主权的多数人”。这种技巧把人民主权变成了一种相当于古代的“国家宗教”的礼仪。而“人民代表”、“议员阁下”、那些参与统治的人们,使得民主主义的台词变成了贵族政治的宣传。
   
   这样,结论就自己出来了:民本思想,实际上仅仅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本质上与一切理想相同,都出自对生活中根本没有或不可能有之事物的深刻希望。欧洲民主政治实践,接近于人民主权论的理想,但却不可能成为人民主权论的实现。因为,一个不可能获解的矛盾是:当人民也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多半数居民掌握了某些权力,并获取了某种权利──那么“人民”便分裂了,“人民内部”的冲突将随着“人民”地位的提高而越演越烈。当原先利害大致相近的“人民内部”,分裂出一些不可调和,甚至誓不两立的势力集团──试问,这时“人民”的桂冠应戴在哪一集团的头上?而大多数民众,却永远处在边缘,无法入主权力中心。
   
   可见,人民主权论不是“真理”,它既不是,也不“接近”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它不是某种追溯,而是某种先驱。既然“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本体,那人民主权论显然只能是某些思想家针对世弊而发的良好心愿。它不是追溯、“科学总结”,只是先驱式的幻想。在固有的社会结构一再发生危机,日趋解体的过程中,人民主权论作为一种心理动力和感召力曾起过某种推动这一解体过程的作用。这是它的有力之处。但是,当它成为某种维护现状和维持(由于长久安定和繁荣必将引起的)腐朽状态的借口时,它的软弱无力就是显而易见了。这就使民主政治总有一天会没落、会被取代的人性原因。
   
   (128)
   
   《韩非子•显学》云:“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这真不愧是“乱世的真理。”在纷扰乱离之世,有一个伟大的强有力者兴起了,他的唯一目标是“治”,所以不论是君子文化中的“贤智”,还是人民生活中的“安适”──都不在他追求的目标之内。这些东西之所以还未被驱逐于他的视野之外,唯一的原因是它们还能为他的“治”起一些工具性的作用。要是这类作用一旦消失,或减弱到“得不偿失”的程度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摧残它、虐待它,必欲歼灭之而后快。中国数十年来僭主专政的命运不正好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解吗?
   
   然而,要把这种“乱世的真理”奉为“天子之道”;或欲将这类乱世奸雄奉为真命天子的话,就未免太不恭敬,也太充满亵渎的意味了!
   
   (129)
   
   韩非提倡以装腔作势来保持吸引力与神秘感,这是不足取法的。尤其在我们大众媒体的这个时代,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除非大家比的是下三滥:容貌、口才、人气。治理社会,需要真正有创造性的天才,而不要只会装腔弄权的市侩。否则,那就与僵尸政治、僵尸治国相去不远了。
   
   群众离开宗教,社会就会动摇。人民少不了偶像,没有精神偶像,他们也要造出体育偶像和电影偶像。仪礼就证明了这一点。“礼法”的形成,就更是以法律来迫使民众守礼的结果,也许这正是从群神岭(“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海沟(菲律宾、日本一线)的“昆仑人”(昆仑山脉以东的黄种人)的特性吧!这就是“亚洲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之处?
   
   (130)
   
   古代中国文化可以成为某种对现代社会的“专业化趋向”、“机器人运动”的有力抵制?但愿未来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也能造就全能的人而非专家。至少我们理解的“中国文化”理应如此。
   
   (131)
   
   人类心灵的唯一标准就是:价值标准。人们每天都用价值标准在衡量自己碰到的事情,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运用价值标准衡量自己碰到的每个人,然后才决定对他们采取怎样的态度。
   
   (132)
   
   所谓“黎”也称“庶黎”,这“黎”具有“黑”的意思,作为民族的名称,正与“黎族”相同。这是因为黎族在古代属于矮黑人种,在古代中原人心目中可能属于种族奴隶之类,相当于斯巴达眼中的希洛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眼中的“斯拉夫民族”。
   
   (1979年6月11日)
   
   (133)
   
   在我看来,蚩尤部落可能既非“三苗”,亦非“九黎”。蚩尤可能是西方入侵者的酋长,因为传说是蚩尤发明了金属冶炼和金属兵器的制造,而根据考古调查,金属冶炼和金属兵器的制造,在西亚比在中国要早了两千年左右。在1920年代的中国,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曾把“蚩尤”解释为“赤疣”;而当时苏俄,正在大力向中国输出军火、策动中国的内战。
   
   《世木•作篇》说蚩尤“以金作兵器”,蚩尤的兵器有剑铠矛戟和刀戟大弩等等。另外,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都是人首兽身,铜头铁额,有八条胳膊、九只脚趾,就像某种“骑士装备”……他们带着较为先进的物质文明来了,乘着有利的时机来了。好在蚩尤兄弟被黄帝一举击溃,不然黄种人就会遭受“先进文明”的异种奴役。黄帝因此以弱胜强,开创了中国的政治文明!黄河虽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舞台,可是谁能否认四面八方的民族都曾经在这里会演,并造成了新的机运呢?
   
   共工之流更是后来居上的异族酋长,有人把他们比作“共产主义工人党”,也就是纳粹党的同僚,因为纳粹党的全名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如此说来,共工他们也应该来自西方,很可能是一批白人,而不是苗族的酋长。这些共工,他们打破了中国的和平生活,可是最后却再次唤醒了中国的国魂、促成了中国统一,反而使他们自己这些“西方真理的党代表们”,遭到了毁灭与同化的历史命运!
   苗族与华人本属一大族系(汉藏语系),只因他们既未受黄河的磨练,又未受蚩尤的侵袭,因而既未文明化,又未中原化,无法卷入“逐鹿中原”的统一旋涡,因此无法让自己更上层楼。最后在华族彻底击溃了蚩尤等来自西方的几批入侵者之后,苗族也被逐鹿得胜的中原人驱除到了南方,变成了文明扩张的牺牲品。
   
   《诗经•商颂•长发》歌颂了这段伟大的史诗场景:
   
   睿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士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其中一节具有深刻的预言性质:“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大矣哉!这个预言是说天下唯一的骏厖就要兴起,收伏小共大共!其功勋如此,就是天命的元子。
   
   由此可见,抵抗侵略和保持接触,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不抵抗侵略,将使自身消灭;不保持接触,将使自己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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